第2章 传统文学经典中的理想性

观察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每一部经典作品都反映着彼时的时代精神，打着时代的现实烙印。现实主义精神指导下的传统文学，曾经是中国当代流行文艺中的主流，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旨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大众读者被置于文艺的核心位置上。因此，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出现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是以大众为潜在接受对象的，在当时就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每一部都曾在读者中掀起阅读热潮。进入新时期，《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人生》《人到中年》《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些现在看来已被经典化的作品，在当时都曾深受大众读者喜爱。可以说，正是因为经历了“流行”的历史淘洗，它们才被经典化。

在传统文学的流行时代，作品成功的标志是得到读者的认可，大众是作者期待的“理想读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创作中深入考虑读者的感受。尽管受到不同时代价值的影响，回顾这些经典之作，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其中的“通约性”。在选材上，从大众熟悉的领域入笔，既有土改、实行新婚姻制度、知青插队、国企改革等当时时代生活的书写，也有对广大群众十分熟悉的中国革命史的书写。作为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作家们从生活中选取亲身所见或亲耳所闻的故事，将其典型化为作品中的形象和情节，读者很容易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影子。在语言的使用上，与所描写的时代、地域以及形象身份相一致的话语方式使人物获得真实性和生命力，大部分作品简洁又不失典雅，有的则将群众的口头语言、乡间俚语纳入作品中，有着大俗大雅的奇效，利于读者接受。在叙事风格上，作家们注重从群众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叙事中寻找资源，从古代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作品中借鉴讲故事的技巧。这样创作出的作品，自然为群众喜闻乐见。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流行时代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理想性，为读者建构起了精神家园。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大众中“流行”，正是因为他们契合了时代的呼声，满足了读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读者能够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真与善的感染力和对美好事物的呼唤，在阅读中建立起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创业史》揭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农村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的是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美好图景；《红旗谱》正面描写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在朱老忠、严运涛、春兰等人物的命运中蕴含的是革命力量终将战胜反动势力的必然结果，使人对光明充满憧憬。《古船》描写几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的历史，尽管经历了特殊年代里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但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主人公隋抱朴仍旧对未来充满信心。《白鹿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白嘉轩、朱先生被塑造成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精神人格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寓寄着文化理想性。

由此可见，流行时代的传统文学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同时，以丰满的理想表达回馈着读者的情感需求。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人类通过艺术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内涵和生存的价值，从而获得人生的动力。因此，文学影响力的大小固然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有关，更与通过对人性的剖析、道德的审视和文化的回望，以审美的方式拨亮了精神和理想的灯火有着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