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倍经济学之跨世纪的实验（2013～2018年）

1.不采取逐步刺激的战术

安倍重返政坛与日本央行行长

“不要害怕。我希望你们放手一搏。”

2013年3月20日，曾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第31任行长。一上任，他立即召集日本央行负责企划的雨宫正佳等人，安排了制定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任务。

企划团队的人员表示，“黑田的指示十分简单。当时和之后都没有提出详细的政策要求”。雨宫和他的团队迅速开始探讨具体措施，并提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即在两年内将持有的日本国债数量增加一倍，并将基础货币增加一倍，以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启动了一项名为“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当时，黑田东彦刚上任不到两周。

金融市场正迫切期待着央行放水。股票市场则预见到了日本将迎来大规模的宽松政策，已经开始大幅上涨，呈现了久违的强劲走势。

在2013年4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黑田骄傲地宣称：“为了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我们没有选择逐步刺激的战术，而是采取了一切有必要的政策。我们将结合量化和质化，实施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量化宽松政策。”自那以后，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便被称为“超宽松政策”。

4月4日，日本央行宣布启动大规模宽松政策后，日经平均指数比前一天上涨了272点。两周时间里，日经平均指数共上涨了近900点，涨幅约为7%。

日本央行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干预日元的过度升值。自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日元的间歇性升值一直压迫着日本的经济增长。

日元的外汇汇率从2012年9月的1美元兑77日元到2013年5月的1美元兑103日元，贬值26日元。日元大幅贬值的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改变了市场的通胀预期。由此，“安倍经济学市场”正式开启，日元贬值与股价上涨开始出现连锁反应。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将有望改变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另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的诞生过程还伴随着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

2006年，52岁的安倍晋三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然而不到一年，安倍就因溃疡性结肠炎复发而辞去了首相一职。2012年冬，安倍养精蓄锐，重返政坛。当时，日本政府的首要议题已经变成“大胆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决策是出身政治世家，却曾一败涂地的安倍晋三与曾饱受争议、积怨已久的“通货再膨胀派”共同吹响的反击号角。

“政府将与日本央行通力合作，调整货币政策，设定2%～3%的通胀目标，并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我承诺，我们将摆脱通货紧缩，并努力推进对汇率和股市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宽松政策。”

2012年11月15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演讲，并在演讲中许下了如此大胆的承诺。当天，东京的最低气温达到8摄氏度，冬天的脚步已悄然走近。然而，安倍却露出了即将告别严冬的神情。

前一天，时任首相野田佳彦（民主党）在与安倍进行党首会谈时，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野田对安倍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会在16日解散众议院，所以，放手去做吧！”面对野田出乎意料的表态，安倍不忘确认道：“这是您说的，您可得保证。”

自2009年开始，日本民主党便长期执政日本。然而，民主党应对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电站事故方面存在的失误，导致民主党的支持率不断下降。若举行众议院选举，安倍将稳操胜券。这对于曾因溃疡性结肠炎而辞职的安倍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卷土重来的机会。

首届安倍政府积极推行“摆脱战后体制”，保守主张理念先行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这次安倍决定将政治核心放在削弱日元和提高股价的量化宽松政策上。“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安倍”摇身变为“经济强人安倍”。

此前，尚未有政治家将量化宽松政策作为选举的议题。自1998年新《日本银行法》生效以来，日本央行获得了“货币政策自主权”，日本政界普遍认为政治家干预日本央行政策管理的做法已经过时。然而，安倍晋三却打破了这一政界常识，巩固了自己作为改革者的形象。

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选举时宣称“将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市场坚信自民党将重新执政。由于市场产生了日本央行将要大放水的预期，日经平均指数在一个月内上涨了1000多点。

市场环境极好，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的欧洲债务危机也终于有所缓解，2012年下半年，投资者的情绪逐渐从悲观转为乐观。寻求看涨信号的金融市场如同海绵一般迅速吸收了安倍的“无限宽松”政策。

如此，安倍经济学奠定了其“用振奋人心的呼吁，引导市场预期”的基础。当时曾有日本央行高层泼冷水道：“日本央行又没有轮转印刷机，量化宽松怎么可能成为选举的议题呢？[1]”然而，安倍的发言促成了市场的向好态势，因此他也愈加倾向于主张量化宽松。

安倍曾因溃疡性结肠炎而中途辞职，这导致他的形象略显软弱。安倍的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父亲是日本前外相安倍晋太郎。这一出众的家庭背景，却并没有成为绝对的有利条件。安倍政府的内阁大臣曾被批判为“朋友内阁”，这也导致安倍给人留下了软弱政治家的印象。

然而，2012年9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却将日本央行视为假想敌，对其进行了彻底抨击，并要求日本央行实施“无限宽松”政策。安倍认定精英云集的日本央行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罪魁祸首，并勇于批判的行为，足以打破他以往“软弱政治家”的形象。

少数派支持的量化宽松主张

众所周知，安倍复出的幕后推手之一是后来成为内阁官房长官，并成为安倍继任者的菅义伟。然而，提出量化宽松主张的却是在日本自民党内长期被视为少数派的前众议院议员山本幸三。

山本是一位金融专家，他于1971年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是小宫隆太郎研讨课的学生，比白川方明大一届。正如在序章中的介绍，小宫研讨课还培养出了后来担任日本央行副行长的中曾宏。现任行长植田和男也曾受到过小宫的教诲，日本央行的核心部门内有许多小宫的学生。山本之所以长期以来在政界被视为少数派，主要是由于他的议员工作都集中在批判大藏省和日本央行的政策方面，这也导致了他很难赢得选票。

东日本大地震后，山本与安倍变得更加亲密。地震发生后，日元汇率立即飙升至1美元兑76日元的水平，沉重打击了灾后的日本经济。

山本提出了题为“由日本央行购买20万亿日元的国债，用于救援和重建”的政策建议，并穿梭于永田町的政府部门之间。山本与支持该提案的田村宪久等人准备成立一个议员联盟，并建议让安倍晋三来担任负责人。

2006年，日本央行取消了量化宽松政策，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十分不满这一决定。从那时起，安倍便开始了对日本央行的严厉抨击，表示“过早地取消宽松政策将会导致通货紧缩”。山本十分清楚这件事的起因和经过。

山本来到安倍的办公室，邀请安倍担任议员联盟负责人，并劝说道：“要想在政坛东山再起，你必须成为‘经济强人安倍’。如果经济好转，选举也就有望了。”正在寻找重掌政权之道的安倍听到“经济强人安倍”之后，醍醐灌顶。他接受了山本的劝说，开始担任议员联盟的负责人。

2012年6月，山本等人成立了“非增税确保复兴财源协会”，由安倍担任会长。后来成为安倍政府智囊团成员的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以及后来成为日本央行副行长的学习院大学教授岩田规久男都参加了该协会的研讨会。他们都推崇“通货再膨胀”理论，即通过放水来创造温和的通货膨胀。

据知情人士透露，岩田曾向安倍建议，如果日本经济能保持4%的名义增长率，那么日本的名义GDP将增长至2010年的两倍。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不被中国超越，继续保持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尽管安倍是一名右翼政治家，主张加强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但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经济理论。安倍开始阅读滨田和岩田的著作，山本曾评价道：“仅用了一年时间，安倍先生就成了通货再膨胀主义的领跑者。”

2012年11月16日，日本众议院解散。自民党在政策建议中提到：“我们将优先摆脱通货紧缩和日元过强的现状，实现3%以上的名义增长率。我们将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2%），并考虑修订《日本银行法》，以加强政府与日本央行之间的合作，实施大胆的量化宽松政策。”

安倍的身后不仅有山本和岩田，还聚集了许多后来支持安倍经济学的人才，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静冈县立大学教授、前财务省官员本田悦郎。

本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与安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同时与岩田规久男也十分熟悉。尽管本田在日本经济界和政界一直默默无闻，但新晋的“经济强人安倍”吸引了许多这样的少数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处于学术界和商界边缘的“通货再膨胀派”，他们主张抨击日本央行。

支持安倍的通货再膨胀派主要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曾在1998～2002年担任日本央行审议委员的中原伸之一派。中原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担任日本央行审议委员期间，他自行招揽人才，集思广益，不断提出开创性的货币政策，因此而受到瞩目。中原师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中原在日本的政策智囊团包括时任三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的岛中雄二（现任白鸥大学教授）等人。岛中也同样主张大规模的资金供应。

2012年11月中旬，日本众议院解散尘埃落定之时，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加了由自己的商界支持者组成的交流会“晋如会”，该交流会的组织者就是中原。中原已与安倍来往30多年，他向安倍递交了一份1998年以来日本货币政策的总结文件。文件严厉指出了日本央行在赋予日本央行独立性的新《日本银行法》下屡屡失败的原因，强调了2007年首届安倍政府的加息政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失败”，暗示了加息对政府支持率的影响。自此，安倍开始主张修改《日本银行法》以限制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以此向日本央行施压。中原在担任审议委员期间曾与日本央行执行委员会发生过摩擦，因此他深知日本央行最反感的是什么。

另一股力量是后来成为副行长的岩田规久男等“昭和恐慌研究小组”的成员。岩田也是小宫隆太郎的学生，他认为只要日本央行放水，日本就能摆脱通货紧缩，这一观点在当时被视为少数派。岩田与日本央行主流派翁邦雄之间展开的货币政策争论引发了轰动，被称为“岩田-翁争论”。最终，由于小宫隆太郎站在了日本央行一边，争论的天平最终向翁邦雄一方倾斜，岩田在学术界也变得越来越孤立。

岩田为了卷土重来，特地召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出版了《昭和恐慌研究》（2004年出版）。除了岩田，后来成为日本央行副行长的若田部昌澄，以及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原田泰和安达诚司等人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们成立了“昭和恐慌研究小组”，主张不计副作用地实施大规模宽松政策，他们成了“安倍经济学”的核心人物，对日本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山本幸三的牵线搭桥下，岩田及其研究小组与安倍的关系愈加亲密。

在2012年冬季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上，安倍遵循了本田和岩田等人的建议，主张推出“无限宽松”政策。随着股价的上涨，安倍对岩田等通货再膨胀派也越来越信任。

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总选举上，自民党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安倍晋三再度拜相。12月26日，第二届安倍政府成立，安倍宣布“射出三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振兴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政策，以加强经济”。安倍经济学射出的第一支利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四位行长候选人

当时，时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计划于2013年4月卸任，金融市场十分关注将由谁来实现安倍承诺的“无限宽松”。

实际上，行长人选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黑田。当时安倍官邸的一位经济学者称，“一共有四位候选人”。

除黑田外，另外三位候选人分别是曾向安倍提出通货再膨胀主张的岩田规久男、曾在福井俊彦担任行长期间（2003～2008年）担任副行长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岩田一政，以及深受日本央行和财务省青睐的日本央行前副行长武藤敏郎（前财务次官）。

武藤在2003～2008年期间担任日本央行副行长，曾是接替2008年退休的福井俊彦的有力竞争者。然而，由于当时的日本国会处于“扭曲”状态（自民党主导众议院，民主党主导参议院），因此在野党民主党以“前财务次官不能出任央行行长”为理由，否决了人事任命。

财务省为了挽回前财务次官的失败，特地再次为武藤创造了晋升机会，日本央行也同样折服于武藤身经百战的协调能力。此外，速水、福井、白川连续三任行长都由日本央行内部人士担任，日本央行也希望借此机会，引入财务省出身的武藤，以促进政界改革。

然而，随着安倍政府上台，武藤的竞争力也大打折扣。2006年，在武藤担任副行长期间，日本央行取消了量化宽松政策，而安倍刚好对此持反对意见。此外，当时国会仍处于“扭曲”状态，即使众议院通过任命武藤为行长的提案，参议院批准提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一位当时的日本央行高层表示，武藤拒绝了这一提名，称很感谢财务省和日本央行的器重，但不希望再次遭到日本国会的否决。

安倍非常欣赏四位候选人中的岩田规久男，他是“通货再膨胀派”的核心人物。岩田于1966年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进入上智大学和学习院大学任教。岩田原本是一位城市经济学家，但因前文所提到的“岩田-翁争论”而备受关注。岩田主张“只要日本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增加经济社会的货币量，那么物价就会上涨。日本央行应该为当前的通货紧缩负责”。与之相反，日本央行主流派翁邦雄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反驳，主张“日本央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日本学术界大多认为翁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尽管如此，安倍坚信自己之所以能够重返首相宝座，都得益于岩田等“通货再膨胀派”的建议。岩田设计的“无限宽松”政策提振了股市，给市场留下了“经济强人安倍”的印象。参与日本央行行长人事任命的一位安倍政府智囊团成员透露：“在征求了安倍的意见后，我向岩田发出了出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邀请。”

然而，他还透露，岩田本人明确拒绝了邀请，并表示副行长的职位更适合自己，希望自己作为一名经济学专家和学者来辅助行长。另一位安倍政府智囊团成员称，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向安倍提议：“日本央行行长不能是一名学者，必须是一名管理人才。”日本央行作为一个拥有近5000名员工的大型组织，负责日本的清算体系等庞大的经济基础设施。岩田并不具备出任日本央行行长一职所需的经验和条件。

安倍政府智囊团表示，外国对安倍经济学十分戒备，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岩田的提名计划才终告失败。2013年1月，在欧洲中央银行拥有话语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魏德曼批评了安倍政府利用日本央行来削弱日元的做法。

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恩也含蓄地批评了日本，称“一部分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使本国货币贬值”。通用汽车公司（GM）等美国汽车公司也呼吁奥巴马政府做出回应，称“日本自民党为了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正在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企图利用日元贬值牺牲贸易伙伴”。安倍政府一上台就急需能够在国际金融界进行对外谈判的能人志士。

经济外交是为国家争取利益的一条明路，然而岩田规久男却缺乏经济外交的经验，同时缺少与其他主要货币掌舵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导致日本的经济政策无法得到广泛且充分的认知。因此，尽管安倍首相一直坚持任命岩田，但最终不得不取消这一方案。

在安倍政府智囊团中，有经济学家支持曾在2003～2008年间担任副行长的岩田一政，他也因此一度成为行长职位的最有力竞争者。然而，他的政策观点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岩田一政主张购买美国国债等外国债券，作为日本央行进一步的宽松措施。这也是一项推动日元贬值的货币政策，因此可能会遭到外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此外，2006年，日本取消量化宽松政策时，岩田一政并没有持反对意见，这一点和武藤一样。因此，安倍也无法积极推进对岩田一政的人事任命。

此时，在国际上拥有一定地位的前财务官黑田东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安倍政府需要一位具有国际谈判技巧的人才，以说服魏德曼等安倍经济学的外国批评者。

尽管黑田始终与滨田宏一和岩田规久男等通货再膨胀派保持距离，但他由于一直站在批判日本央行的前线，而倍受霞关的关注。2002年12月，黑田在担任财务官期间曾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全球性通货膨胀正当其时》）的论文，呼吁日本央行设定3%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大规模放水。此外，他还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严厉批评了日本央行，表示无论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什么，日本央行都应该承担责任。黑田是前财务省成员，因此他的任命也很容易得到麻生等人的认可。

然而，黑田当时正在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如果他被任命为日本央行行长，就必须在任期中途放下亚行行长的“衣钵”。安倍政府智囊团成员透露，当时与黑田联系的是时任内阁官房参事、前财务官本田悦朗。

黑田坦率地表达了愿意接受日本央行行长一职的意愿，并告诉本田：“如果能够出任日本央行行长，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至此，黑田东彦一跃成为日本央行行长的有力候选人。

接下来是黑田体制的阵容安排。日本央行共有两个副行长的名额。很快，岩田规久男就被确定为副行长之一。

然而，另一个副行长职位的人选却陷入了日本央行出身的副行长山口广秀是否继续留任的争议中。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即将卸任的白川曾极力推荐山口留任副行长，他认为即使下一任行长要加强量化宽松政策，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赞同白川的观点，并建议安倍让山口继续留任。

然而，通货再膨胀派再一次推翻了山口留任的提案。本田向安倍提议，“要实现体制改革，必须彻底清除白川体制”。至此，留任山口的计划被推翻。有人推荐由本田的老熟人——日本央行理事中曾宏来担任副行长，安倍接受了这一提名。2013年2月22日，安倍晋三正式致电黑田、岩田和中曾，询问三人的就任意向。

批判日本央行的声音日积月累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日本当时的经济形势。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从1998年到2012年，除了石油价格飙升的2008年，日本物价几乎一直下降。也就是说，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

随着战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经济完全失去了动力。小泉纯一郎政府（2001～2006年）认为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银行持有的大量不良债权，着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即使解决了日本企业的三大过剩（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问题，日本经济也并没有回到强劲增长的轨道上。

按照年代来看，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而后期的年均增长率为11%，这段时间延续了战后经济的高增长率。然而，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急剧下降至5%左右。随着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日本经济正式进入了年均增长率1%的低迷期。21世纪头十年以后，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0%左右，日本经济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长期停滞。

在此期间，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强烈主张“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不足”，并将日本央行视为罪犯。日本物价长年下降的现象，成了日本央行受到批判的决定性原因。

此外，日本央行受到批判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与通货紧缩同时期出现的日元升值。日元汇率从1998年6月通货紧缩开始前的1美元兑140日元飙升至2011年的1美元兑76日元。日元汇率每升值1点，日本出口企业的收入都将减少2000亿日元，日本经济界对此十分担心。尽管日元升值有部分降低进口价格的作用，但当时人们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日元的升值。实际上，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日元升值也是日本制造业流向海外的原因之一。

不仅日本国内对日本央行进行了批判，就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站在了批判日本央行的前线。

以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闻名的本·伯南克（后任美联储主席）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尖锐地评价道：“由于过去15年的货币政策力度不足，日本央行亲手将自己推向了功能失调。”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现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也向日本央行提出了大胆的政策建议，即连续15年保持4%的通胀目标。

在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眼里，日本作为战后唯一经历过通货紧缩的发达国家，是试验经济理论的绝佳实验室。后来，伯南克坦率地透露了他当时的感受：“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对日本的通货紧缩充满了求知欲。”日本的经济学仍处于发展阶段，而且是建立在外国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而美国的经济数据极为丰富，且具有强大的世界影响力。

岩田等通货再膨胀派采纳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日本央行的批评。黑田虽然一直与通货再膨胀派划清界限，但也毫无保留地称赞克鲁格曼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是“一篇出色的论文，利用简单的理论框架推导出了重要的政策内涵”。

黑田和岩田搭档后，日本央行开始实施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出于“求知欲”而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后来伯南克和克鲁格曼都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理论不足以支撑日本央行实施大规模宽松政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中为大家介绍。但在当时，谁都无法预料到这样的未来。

重操设计的雨宫

在确定接任日本央行行长后，黑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人事调整。2013年3月18日，他将曾在白川体制下担任日本央行大阪分行行长的雨宫正佳调回东京，并再次提拔雨宫担任企划负责人，负责货币政策的设计工作。虽然当时黑田尚未正式就任，但他通过中曾宏联系了当时的副行长山口广秀，在新体制上台前实施了人事调动。

雨宫是2001年量化宽松政策的设计者之一，被誉为“日银先生”。他曾在白川体制下担任日本央行企划局局长和企划担当理事，并参与了“全面量化宽松政策”等政策的设计工作。雨宫进入日本央行后，由于缺乏分行行长的工作经验，他主动向山口广秀申请调到分行工作。白川以“任期一年”为前提，接受了雨宫的请求，将他调到大阪分行担任分行行长。

黑田接受了日本财务省的建议，将雨宫从大阪调回总部。最终，黑田与雨宫以幕前幕后的角色，携手推出了超宽松政策。

雨宫回归后，企划团队立即根据宏观经济模型计算出将通胀率提高到2%所需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他们还计算出代表日本经济中产出与需求差异的“货币缺口”，并分析了为弥补该缺口所需降低的利率值。

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企划团队所规划的政策传导路线包括以下内容。

通过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来降低2年期和10年期日本国债利率，从而促使日元贬值，并通过进口价格的上升来拉高整体通胀率。一旦通胀率上升，实际工资水平就会下降，从而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招聘活动，促进就业增长。这种传导路线将有助于推动日本实体经济增长，逐步提升日本工资水平。根据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实施每年增持50万亿日元长期国债的大规模宽松政策。

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企划团队都没有对这一计算进行详细说明。这是由于企划团队与黑田行长和岩田副行长的政策思路略有不同。黑田和岩田希望遵循伯南克、克鲁格曼的理论，通过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来引导公众产生“通胀预期”。

例如，岩田在2013年8月公布的政策传导路线图（见图2-1）显示，“2%的通胀目标承诺”和“增加基础货币”首先将导致“预期通胀率上升”。随着“预期通胀率上升”，逐步实现日元贬值、投资增加，这一设计理念与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引导预期的政策”如出一辙。

然而，拥有多年实战经验的日本央行企划团队对仅靠量化宽松政策就能产生通胀预期的理论表示怀疑。企划团队私下设计的政策传导路线中并不包括“通过2%的通胀目标承诺来提高预期通胀率”。

日本央行企划局没有向外部介绍内部的政策传导路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利用大规模宽松政策促使日元贬值的做法与国际共识相悖。

G7和G20不承认“以诱导货币贬值为目的的量化宽松政策”。因为这种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各国陷入无休止的货币贬值竞争，这与国际合作的理念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