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一定受够他们了。他们还来个没完？”她的邻居汤姆·奥康纳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她，等她答话。

“我知道。”她说。

“别开门就是了。要我就这么做。”

诺拉关上院子门。

“他们也是好意。大家都是一番好心。”她说。

“每晚都这样，”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

她只想回到屋里，不用再答他的话。他对她说话的口气，以前可从未有过，那架势像是能对她指手画脚。

“大家是好意。”她又说了一遍，但这次说出口却心里难过，咬了咬唇才忍住眼泪。她看到汤姆·奥康纳的眼神，就知道自己一定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走进屋去。

那晚快八点时，响起敲门声。后厅里生着火，两个男孩正在桌边做功课。

“你去开门。”多纳尔对康诺说。

“不，你去开。”

“你们总要有人去开。”她说。

年纪较小的康诺朝门厅走去。他开门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是女人的声音，但没听出是谁。康诺把客人请进前厅。

“是住在法院街的小个子女人。”他回到后厅对她小声说道。

“哪个小个子女人？”她问。

“我不认识。”

诺拉走进前厅时，梅·莱西悲伤地摇摇头。

“诺拉，我这会儿才来。我没法告诉你我为莫里斯伤透心了。”

她伸手拉住诺拉的手。

“而且他那么年轻。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在弗莱瑞街上我们都认识他们。”

“脱了大衣到后厅来吧。”诺拉说，“孩子们在做功课，不过他们可以搬到这边来开个电子壁炉。反正他们很快就要睡了。”

梅·莱西帽子底下露出几绺细细的灰发，围巾还裹在颈上，她在后厅落座，在诺拉对面，开始说话。过了片刻，孩子们上楼去了。诺拉唤了康诺，康诺害羞，没下来道晚安，但多纳尔很快来了屋里，和她们坐在一起，仔细打量梅·莱西，一句话也不说。

此刻应该不会再有客人。诺拉松了口气，那就不用接待彼此不相识或不喜欢的人了。

“总之，”梅·莱西继续说，“托尼在布鲁克林住过院，要不是那个人住进他隔壁的床位，他们聊了起来，托尼才不会知道他是爱尔兰人，他告诉那人，他的妻子是韦克斯福德郡人。”

她停下来抿起嘴，好似要想起什么事。突然，她模仿一个男子的声音：“啊，我就是那里人，那人说，接着托尼说她是恩尼斯科西镇人，啊我也是那里人，那人说。接着他问托尼她是恩尼斯科西哪儿的，托尼说她以前住在弗莱瑞街。”

梅·莱西盯着诺拉的脸，非要她露出感兴趣和惊讶的神色来。

“那人说我以前也住那儿。这是不是太神奇了！”

她停下来，等着接话。

“还有，他告诉托尼，他离开镇子之前打过一个铁器。这怎么说来着？盖瑞·克莱恩家窗台上的铁窗格还是防护栏。我去看过，还真在那儿。盖瑞不知道那东西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但布鲁克林睡在托尼隔壁床上的那人说是他做的，他是焊工。这是不是太巧了？都在布鲁克林凑上了。”

等多纳尔去睡觉了，诺拉做了茶点。她用托盘装了茶水、饼干和蛋糕，端到后厅。她们对茶具一番品评后，梅·莱西喝了口茶，又开始说话。

“当然，我一直念着莫里斯。他们经常在来信里问起他。杰克离开前，他和杰克是好朋友。当然莫里斯也是个好老师。孩子们都很仰慕他。我经常听人这么说。”

诺拉盯着火光回忆起来，寻思梅·莱西以前有没有来过家里。她觉得是没来过。与镇上很多人一样，她认识她一辈子了，彼此打招呼，开玩笑，停下来聊聊新闻。她对她的事一清二楚，从她的闺名到她将来会被埋在墓地的哪个位置。诺拉曾有一次在音乐会上听过她唱歌，记得她尖细的女高音，是《家，甜蜜的家》还是《常在寂静之夜》，总之是这类的歌。

她觉得梅·莱西不常出门，除了去商店，就是周日去做弥撒。

她们沉默下来，诺拉想梅大概就要走了。

“谢谢你过来看我。”她说。

“哦，诺拉，我很为你难过，但我觉得应该等等再来，不想跟一群人一起围在你身边。”

她不再喝茶了，诺拉把托盘端回厨房时，觉得梅也许会起身穿上大衣，但梅坐在椅子上没动。诺拉上楼查看孩子们是不是睡了。她想着自己也去睡觉，把梅·莱西留在楼下，让她盯着壁炉徒劳地等她，为这个想法她暗笑了一下。

“姑娘们呢？”诺拉一坐下，梅就问，“最近我没见到她们，以前总是来来去去的。”

“艾妮在保克劳迪的中学上学，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诺拉说，“费奥娜在都柏林上师范学校。”

“她们走了你就想她们了，”梅·莱西说，“我也想那些孩子，但好笑的是，他们当中我最想的是艾丽，虽然我也想杰克。有些事我说不清，但就是不想失去艾丽。罗丝死后我以为，诺拉你知道的，我以为她会回国定居，在这里找一份工作。然后她刚回来后一两个星期吧，有一天我注意到她闷闷不乐，这不像她，接着她就在桌边哭了，那时我们才知道她在纽约的男朋友不让她回国，除非她跟他先结婚。于是她谁都没告诉，就跟他在那儿结婚了。‘唉，艾丽，既然事已至此，’我说，‘你得回到他那儿去。’我没法面对她，也没法和她说话，后来她把他们在纽约的合影寄给了我，但我没法看。这世上我最不想看的就是他俩。但我总是可惜她没留下来。”

“是的，听说她要回去我也可惜，但或许她在那儿挺幸福的。”诺拉说着突然想到是不是说错了话，因为梅·莱西忧伤地垂下眼，脸上闪过痛苦的表情。

梅·莱西开始在手提包里翻找，戴上一副老花镜。

“我以为自己带了杰克的信过来，但一定是忘带了。”她说。

她瞅着一张纸，又去看另一张。

“没，我没带来，本想给你看的，他有事要问你。”

诺拉没说话。她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杰克·莱西了。

“等我找到那封信可能会寄给你。”梅说。

她站了起来。

“我想他最近不会回国，”她边说边穿大衣，“他在这边能干吗呢？他们在伯明翰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叫我过去什么的，但我对杰克说，我不想死前看到的是英国。不过我想他应该会乐意在这儿留点东西，一个他能来看望的地方，也许艾丽的孩子或其他人也会回来。”

“嗯，他来还有你在啊。”诺拉说。

“他以为你要把古虚卖了。”梅戴上围巾。她像是不经意地说出这话，但当她看向诺拉时，眼神严峻而认真，下颌颤抖起来。

“他问我你是不是准备卖了它。”她说完就抿紧了嘴。

“我还没计划。”诺拉说。

梅又抿了抿嘴，没有动。

“我真该把信带来，”她说，“杰克一直很喜欢古虚和巴里肯尼加。他以前和莫里斯还有其他人一起去的，一直记得那地方。那地方也没怎么变，人人都认得他。上次他回家，镇上一半人不认识了。”

诺拉没说话。她希望梅快走。

“我会告诉他，我反正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只能做这些了。”

诺拉没回答，梅看了看她，显然对她的沉默感到不悦。她们走出去站在门厅里。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诺拉。我只能对你这么说了。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她叹了口气，诺拉打开大门。

“梅，谢谢你来看我。”诺拉说。

“那么晚安，诺拉，照顾好自己。”

诺拉望着她缓缓地沿着步行道回家。

十月的一个周六，她开着老奥斯丁A40驶向古虚。她让孩子们和朋友玩，没告诉别人自己去了哪儿。从秋到冬，那几个月中她的任务就是忍住眼泪，为了孩子，也许也是为了自己。孩子们渐渐习惯了父亲不在的日子，但她那像是毫无来由的哭泣吓到了他们，让他们不安。她现在意识到，他们已经一切如常，仿佛没有失去什么。他们已学会掩饰自己的感受。她则学会了发现危险信号，一些想法会导向另一些想法。她以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程度来衡量与孩子们相处得是否成功。

她在巴拉夫村外驶下山坡，一眼看到了海，想到自己还是头一次独自走这条路。那些年里，年纪尚小的儿女，总有一个会在这里喊起来：“我看到海了！”她得叫他们坐下，安静。

在黑水村，她想过要停下来买包烟、巧克力或别的什么，好迟些到古虚。但她知道会有熟人看到她并想对她表示同情。动辄就是这种话，“我很遗憾”，要么就是“我对你的事感到难过”。他们异口同声，但回应却没有固定程式，说“我知道”或“谢谢你”，听着怪冷淡的，还空洞。他们还会站着朝她看，直到她恨不得立刻离开。他们拉着她的手，注视她眼睛的样子，有种饥渴在里头。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别人这样做过，觉得应该没有。她右转朝巴里肯尼加驶去时，意识到如果大家开始避着她走，她就感觉更糟了。她突然想到他们可能已经这么做了，只是她没注意到。

天空阴沉下来，雨滴砸在前挡风玻璃上。这里似乎更荒凉，风比通往黑水村的乡村路上的更大。她在球场路右转前往古虚，让自己暂时沉浸在想象中：此刻是不久前一个阴沉的夏日，快要下雨的天，她去黑水村买猪肉、面包和报纸。她将这些东西轻轻扔在后座，一家人都在石灰池旁边的房子里，莫里斯和孩子们，也许还有一两个朋友和他们在一块。孩子们睡得晚，没了阳光他们感到失望，但这不会阻止他们打球、在房子前胡闹、去海滩。要是整天下雨，当然只能待在家里打牌，然后两个孩子会焦躁起来，找她诉苦。

她任凭自己流连在想象中。但一看到大海和科里根家屋顶后面的地平线，这些想象对她都无用了，她又回到了坚硬的世界。

她开上车道，打开电镀大门的锁，把车停在房前，又关上大门，这样没人能看到她的车。要是老朋友在，她会很高兴，卡梅尔·雷德蒙、莉莉·德弗罗，她们会和她平心静气地聊天，不提她的丧亲之痛，也不说她们多么难过，只说小孩、钱、兼职、现在生活如何。她们会听她说。但卡梅尔住在都柏林，夏天才来这边，莉莉只是不时前来探望母亲。

诺拉靠在车座上，海风在旁呼啸。房子里会很冷。她应该带上更厚的外套。她知道，希望朋友们在这里，或是像这般留在车里发抖，都只是为了拖延打开房门走进空荡荡房子的那一刻罢了。

一阵更为猛烈的风啸声，仿佛要把车子卷走。之前她不允许自己去想，然而这些天都明白的事，钻进她的心里，她答应自己，再也不来这地方了。这是她最后一次来这栋房子。她现在进去，走进这几间屋子，带走私人物品和不能扔掉的东西，然后关上门，开车回镇上，从此往后，再也不会在黑水村和巴里肯尼加之间的球场路拐弯了。

她吃惊的是自己的坚决，这么轻易就抛下了旧日所爱，把这栋位于通往山崖路边的房子留给他人去了解，让他人在夏天过来，在房子里装满不同的声音。她坐在那儿眺望海上阴云密布的天空，叹了口气，终于让自己感觉到，究竟失去了多少，将会怀念多少。她下了车，在风中站稳身子。

大门对着一个小厅。两侧各有两个房间，左侧的房间里有上下铺，右侧是起居室，后面有小厨房和浴室。起居室一边是他们的卧室，离孩子们的卧室远远的，安安静静。

每年六月初，周六和周天，哪怕天气不好，他们一家子都会来这儿。他们带来刷子、拖把、洗涤剂和抹布，清洁窗子。他们带来晒好的床垫。这是一个转折点，日历上的这个标记意味着夏天开始了，即使这个夏天阴暗迷蒙。在她如今想要回忆的那些岁月里，孩子们总是吵吵嚷嚷，起初兴奋雀跃，像是《唐娜·里德秀》(1)里的美国家庭孩子。他们模仿美国口音，彼此提意见，但很快就厌倦了，于是她让他们自己玩，或者去海滩，或者去村里。这才开始他们的艰巨工作。孩子们不碍事了，莫里斯就能干些油漆活，在水泥墙上刷水粉，盖上地板上亚麻地毡的洞，她则修补有霉点和不少脏污的墙纸，干这些活得全神贯注，四周安静。她喜欢测量到每一寸每一分，用适当的手法不停地搅拌糨糊，把修补墙纸的亮色新纸片剪成花朵状。

费奥娜讨厌蜘蛛。这事诺拉现在还记得。打扫房子最主要的是扫除蜘蛛、甲虫和各种爬虫。男孩们喜欢听费奥娜尖叫，费奥娜自己也喜欢尖叫，尤其是当她父亲用复杂的动作作势保护她的时候。“在哪里？”他装作《杰克与豌豆》中的巨人，大喝一声，费奥娜就奔过去一把抱住他。

她走进起居室时想，已经过去了，已经无法挽回。房间狭小冰冷的样子给她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屋子的镀锌锡顶一定漏水了，天花板上有新的水印。狂风挟着雨幕打在窗玻璃上，房子发出嘎嘎声。窗子很快也得修理，木头已开始朽坏。而谁又知何时悬崖会被侵蚀至此，然后地方议会下令拆掉房子？现在轮到别人来担心了。别人会修理这些漏水的地方，解决墙壁受潮的问题。别人会重排电线，粉刷老房，或者适时让它复归尘土。

她会把房子卖给杰克·莱西。当地居民不会买它，他们知道与本特利村、克拉克劳村和莫瑞斯堡的房子相比，这是多不划算的一笔投资。而从都柏林来的人，看过这房子的状况，都不会买它。她环顾房间，颤抖起来。

她走进孩子们的房间，然后是他们自己的房间，她知道对于伯明翰的杰克·莱西，拥有这房子是一个梦想，那是在烈日炎炎的星期天，少男少女们骑着车的那一部分回忆，是明亮而敞阔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她想到一两年后，当他回爱尔兰待上两星期时，他走进这栋房子，天花板掉了一半，蜘蛛网到处都是，墙纸卷了皮，窗子破了，电也断了。夏日整天细雨霏霏，天色阴沉。

她翻了所有的抽屉，没有东西是她想要的。只有黄色的报纸和几捆绳子。就连盘碟和厨房用具都不值得带回家。卧室里，从衣物柜中找到一些照片、几本书，她把这些收好带走。其他没有了。家具不值钱，百叶窗又脏又破。她记得这些都是几年前从韦克斯福德的沃尔沃思超市买的。这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朽坏、褪色了。

雨势变大。她从卧室墙壁取走一面镜子，发现与周围掉色的肮脏的墙纸相比，镜子后面那一块非常干净。

起初她以为听到的敲门声是大风让什么东西撞击门窗的声音。但响声持续不断，她听到了人声，意识到有客人。她吃了一惊，以为没人看到她来，没人看到那车。她第一反应是躲起来，但知道已经被看见了。

她拉开门闩，大门被风直刮进来。外头的人穿着宽大的连帽外套，大帽子遮住半张脸。

“诺拉，我听到车的声音了。你还好吗？”

帽子拉下，她认出是达西太太，自从葬礼过后就没见过她。她关上门，达西太太跟她进屋。

“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她问。

“我才刚到几分钟。”诺拉说。

“上车，去我家，你不能待在这儿。”

她又听到这种凶巴巴的声音，好像她是小孩，自己拿不定主意。自从葬礼之后，她就尽量不去在意这种口气，或者忍着，尽量把那理解为善意的简单表达。

就在刚才，她还准备从房子里拿走她的少数几件东西，放进车子，离开古虚。但现在不行了，她得接受达西太太的好意。

达西太太不和她一块儿上车，说自己浑身湿嗒嗒的，她会走着回家，诺拉开车过去。

“我还要几分钟，一会儿我跟过去。”诺拉说。

达西太太不解地看着她。诺拉想要把话说得平常，却带上了神秘兮兮的口吻。

“我就想带几件东西回家。”她说。

客人的目光落在书籍、照片和靠墙的镜子上，然后迅速扫了一圈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诺拉觉得达西太太立刻明白了她正在干什么。

“别待太久，”她说，“我会给你备好茶点。”

等达西太太走后，诺拉关了门，回到屋里。

结束了。达西太太环顾房间、一览无余的目光，使之有了真实性。诺拉将会离开这房子，再不回来。她再也不会走上这些小路，不会让自己后悔。结束了。她拿起收拾好的几件东西，放进汽车后备厢里。

达西太太的厨房暖意融融。她用碟子装了刚出炉的烤饼，涂了融化的黄油，又倒了茶。

“我们在想你会怎么样。比尔·帕勒告诉我们，他去你家那晚，房子里都是人。可能我们都应该去的，可是我们想，等到圣诞节过后吧，到那时你会喜欢人多点儿。”

“来的人很多，”诺拉说，“不过你知道，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

“嗯，很多人喜欢你。”达西太太说。

她解下围裙，坐了下来。

“我们都在替你担心，以为你不会再来这儿了。这事发生时，卡梅尔·雷德蒙不在这儿，她大吃一惊。”

“我知道，她写信给我了。”诺拉说，“还打电话来。”

“她告诉我们了，”达西太太说，“那天莉莉在这儿，她说我们应该盼着你来。以前我一直期待你们过来收拾房子的那一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好天气的开头，看到你们过来，心情就好了。”

“我记得有一年，”诺拉说，“雨下得很大，你可怜我们，让我们都来这儿喝茶。”

“你知道，”达西太太说，“你的孩子都教养极好，培养得当啊。艾妮以前常来看我们。他们都来的，但她是我们最熟悉的。还有莫里斯星期天会来，如果广播里有比赛的话。”

诺拉看了看外面的雨。说到这儿像是要误导达西太太，告诉她他们以后还会来这里，但她不能那么做。她觉得达西太太明白她的沉默，正在探寻端倪，用某些说过的或没说过的话来证明她的感觉：诺拉要卖掉这房子。

“我们已经决定，”达西太太说，“明年我们为你装修那房子。刚才我看了，只要修补一下镀锌锡顶就好，我们这边的谷仓正要修补，然后他们能去忙你家的。我们轮流把剩下的地方修好。我有钥匙，我们能给你一个惊喜，但莉莉说，我得先问问你。我准备圣诞节之后做。她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不能闯进去。”

诺拉知道现在得告诉她了，但达西太太的话里满满的热情令她开不了口。

“但我想，”达西太太接着说，“你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竣工，你一定会喜欢。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用说，只要让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要我们修房子。我会留着钥匙，除非你想要回去。”

“是的，当然没问题，达西太太，钥匙你留着吧。”

朝黑水村开去时，她心想，也许达西太太一直觉得她要卖掉房子，认为把房子打理一番，就会增加它的价值。也许达西太太什么都没多想，也许是诺拉自己太过在意每个人，猜测他们是怎么想她的……但她知道，自己把车停在屋前又关了大门，在达西太太拜访时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以及没有立刻接受或拒绝她提出的帮忙打理房子的计划，这一切都显得奇怪。

她叹了口气。这事一直尴尬又麻烦，如今总算结束了。她会写信给达西太太、莉莉·德弗罗、卡梅尔·雷德蒙。以往当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常常次日早晨就改变主意，但这次不是，她不会改变决定。

在回恩尼斯科西的路上，她开始计算。她不知道房子价值多少，得想好一个数字，然后用信封装了寄给杰克·莱西。她不想和梅·莱西讨价还价。如果他提出的价格比她要的少，只要合理，她便也接受。她不打算在报纸上刊登房子出售的消息。

车子的税和保险到圣诞节过期。她一度打算卖掉车子，但如果卖了房子，她想，就会留着车，或买辆新款。卖房的钱还能让她给莫里斯买下那块她看中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明年夏天能在克拉克劳村租一两周的房车。剩下的钱，可以留作家用，给自己和女儿们买几件新衣，再留一笔紧急用款。

她心中一笑，这房子将会变成几年前夏天有人送给康诺的两先令六便士。不记得是哪年夏天，不过是在他父亲患病之前，当时他还不懂这笔钱的价值。康诺把这两先令六便士给了莫里斯，整个夏天都在提醒他，每次他们去黑水村，他就提起这笔钱，理直气壮地问父亲要分期付款。他们告诉他这笔钱已经没了，他还不信。

她给梅·莱西写信，里面封了给杰克的信。过了没多久，收到回信，他同意她提出的价格。她又写信过去，留了镇上律师的姓名，此人会起草买卖合同。

她等到合适的时机，把卖掉古虚房子的事告诉儿子们。她一开口就惊愕地发现他们非常在意，听得非常专注，好像认真地听就能听到什么对他们未来有严重影响的事了。她对他们解释这笔钱的用途，就明白他们已经知道她计划过卖车，尽管她未曾说起此事。她说他们会继续拥有这辆车时，他们并没有露出笑容，甚至都没显出松口气的样子。

“我们还能上大学吗？”康诺问。

“当然能，”她说，“你怎会这么想？”

“谁付学费？”

“我另外存了笔钱。”

她不想说也许他们的吉姆伯伯和玛格丽特姑妈会付学费。他俩是莫里斯的哥哥和妹妹，未曾结婚，还同住在镇上老家的房子里。两个男孩仍然一动不动，目不转睛盯着她。她去厨房煮水，等回到屋里，他们还是没动。

“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度假，”她说，“可以在克拉克劳村或罗斯莱尔村弄一辆房车。我们还没住过房车呢。”

“我们能和米切尔一家一起在克拉克劳村住吗？”康诺问。

“如果我们高兴的话。可以弄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去，然后也在那段时间过去。”

“是去住一两个星期吗？”康诺问。

“如果我们高兴的话，再长些也无妨。”她说。

“我们要买、买一辆房、房车吗？”多纳尔问。

“不是，我们会租一辆。买一辆就事太多了。”

“谁来买、买房子呢？”多纳尔问。

“这事现在得严格保密。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不能说给别人听，我觉得梅·莱西的儿子会买下来的，你知道，在英国的那个。”

“她来这儿是为了这个？”

“我想是的。”

她沏了茶，男孩们装模作样地看电视。她明白，她让他们心绪不宁了。康诺的脸涨得红红的，多纳尔盯着地板，像是在等处罚。她拿了张报纸来看。她知道，待在屋里，不离开他们，这很重要，虽然她很想上楼去，随便做点什么，清理橱柜，洗脸，擦窗。终于她觉得应该说些什么。

“下星期我们去都柏林。”

他们抬起眼。

“为什么？”多纳尔问。

“去一天散散心，你们可以从学校请一天假。”她说。

“周三我有两、两节科学课，”多纳尔说，“我讨厌这课，但不、不能缺课，星期一我还有杜、杜菲老师的法、法语课。”

“我们可以周四去。”

“开车去？”

“不，我们坐火车去。我们还能见到费奥娜，她那天放半天假。”

“我们非去不可吗？”康诺问。

“不是的，我们想去才去。”她说。

“那我们跟学校怎么说呢？”

“我会写个请假条，说你们得去看医生。”

“我不、不需要请假条，如果只、只走一天的话。”多纳尔说。

“那我们就去吧。好好玩一天。我会给费奥娜写信。”

她说这些是为了打破沉寂，也是让他们知道以后会常出去玩，好有些盼头。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她要卖掉古虚房子的事，似乎带来了一些他们不愿去想的事。后来几天他们又高兴起来，仿佛什么都没说过。

为了这趟去都柏林，她提前一晚把他们的好衣服都拿出来，让他们把自己的鞋擦了，放在楼梯平台上。她想让他们早点睡觉，他们却说有电视节目想看，于是她允许他们晚睡了。即使这时候，他们还不想上床，在她的坚持下，他们在浴室进进出出，把他们房间的灯开了又关。

最后她上楼看到他们已经熟睡，卧室门敞开着，床上乱糟糟的。她想让他们睡得舒服些，但康诺差点醒了，她只好放弃，悄悄关上了门。

早晨，他们赶在她之前起床穿好衣服。他们给她端来茶和面包，但茶泡得太浓。她起床后，趁他们不注意，把茶水倒进了浴室的水池。

天很冷。她告诉他们，要开车去火车站，把车停在车站广场。她说，这样回家时方便。他们都庄重地点了点头，已经穿好了大衣。

开往车站时，镇子差不多阗无人迹。天色微明，有些房子还有灯光。

“我们要坐在火车的哪一边？”他们上车时，康诺问。

他们提前二十分钟到。她买了票，但康诺不愿和她还有多纳尔一起坐在有暖气的候车室里，他想穿过铁桥，到另一头向他们挥手。他还想走到信号塔那里去。他一次次回来问火车何时到，终于有人告诉他，观察月台和隧道之间的信号杆，那杆子放下来时，就表示火车正在开来。

“但我们知道火车正在开来啊。”康诺不耐烦地说。

“火车进隧道，杆子才落下。”那人说。

“如果火车来的时候你在隧道里，你就要变成肉饼了。”康诺说。

“小家伙，你会粉身碎骨的，还有，你知道吧，火车从下面经过时，房子里的杯子碟子都会当啷啷响。”那人说。

“我们家的就不响。”

“那是因为火车不从你家下面经过。”

“你怎么知道？”康诺说。

“噢，我跟你妈可熟了。”

诺拉认出了这个人，正如她认得镇上其他很多人。她觉得此人是在多诺休的修车厂里工作，但她不很确定。他那样子令她不悦，希望他不打算和他们同路去都柏林。

就在火车进站之前，孩子们又去了信号塔，这人朝她转过身。

“我说他们像他们的爸爸呢。”他说。

他带着好奇的神色眯起眼，从她脸上搜寻回应。她觉得要赶紧说几句厉害话，阻止他说下去，更重要的是，阻止他和他们坐在一起上路。

“这会儿他们最不想听的就是这话，谢谢你。”她说。

“啊，我的意思不是……”

火车来了，她从他身边走开，孩子们兴奋地冲下站台朝她跑来。她觉得自己脸涨红了，但他们毫无所觉，正在争辩火车上哪几个座位最好。

火车一启动，他们就花样百出：要看厕所，要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危险区域——火车加速行驶时能从那里看到地面，要去餐厅买柠檬水。火车停在弗恩斯时，他们都玩过一遍了，等停在卡莫林时，他们已经睡着了。

诺拉没睡。她浏览了一下从车站买的报纸就放下了，然后看着两个孩子蜷在座位上睡觉，很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梦。她意识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与他们之间那清晰又轻松的关系有所改变，也许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她对他们再也没有确定感了。

康诺醒来，看了她一眼又睡过去，胳膊叠在桌上，头枕着胳膊。她伸手抚摸他的头发，手指插入发丛，卷了卷，又放开。多纳尔看着她，平静的目光似在说，发生的事情他都明白，没有什么是他理解不了的。

“康诺睡熟了。”她说着笑了笑。

“我们到哪了？”他问。

“快到威克洛了。”

到了威克洛，康诺醒了，又去厕所。

“在靠站的时候冲厕所会怎么样？”他问。

“会冲到轨道上。”她说。

“火车开的时候又冲到哪里？”

“我们问问检票员吧。”她说。

“我打、打赌你不会问。”多纳尔说。

“那对车站的轨道有什么不好吗？”康诺问。

“会臭、臭气熏天的。”多纳尔说。

这是一个无风的上午，地平线上压着灰蒙蒙的云，威克洛镇外的海一色的铅灰。

“哪里有隧道啊？”康诺问。

“还要过一会儿。”她说。

“过了下一站吗？”

“是的，在格雷斯通之后。”

“会很久吗？”

“看你的漫画书。”她建议说。

“火车太颠了。”

第一个隧道，孩子们捂住耳朵抵抗呼啸的噪声，装出受惊的样子，还比谁装得像。第二个隧道长得多。康诺要诺拉也捂住耳朵，诺拉顺着他照做了，她知道他睡得少就性子暴躁，动辄不高兴。多纳尔已经懒得捂耳朵，火车钻出隧道时，他靠近窗口，峭壁下面就是起伏的波涛。康诺已经坐到她身边，让她往那边靠靠，这样他也能坐到窗口。

“我们会翻下去的。”他说。

“不会，不会，火车只能开在轨道上，和汽车不一样。”她说。

他把鼻子贴着窗子，痴痴地看着险峻的景色。多纳尔也没离开窗边，即使列车已经开进邓莱里车站。

“到了吗？”康诺问。

“快了。”她说。

“我们先去哪儿？先去看费奥娜吗？”

“我们去亨利大街。”

“哇！”康诺大呼小叫，差点站到座位上，她让他坐下。

“然后去沃尔沃思超市吃午饭。”她说。

“是自助的吗？”

“是的，那就不用等餐了。”

“午饭我要橙汁，不要牛奶，行吗？”康诺问。

“行，”她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们在亚眠街(2)这里下车，走出潮湿破旧的车站。沿着塔尔伯特街慢慢行走，不时停下来看看橱窗。她迫使自己放松心情，没什么要做的，他们可以随意消磨时间。她给了他们每人十先令当零花钱，但刚给就觉得错了，钱给得太多。他们瞅着钱，怀疑地看着她。

“我们得买、买什么东西吗？”多纳尔问。

“也许要买几本书。”她说。

“能买漫画书或者年度合订本吗？”康诺问。

“买年度合订本还太早。”多纳尔说。

到了奥康奈尔大街，他们想找纳尔逊纪念柱(3)。

“我记得有这个。”康诺说。

“你不、不记得。你太小了。”多纳尔对他说。

“我记得。柱子高高的，纳尔逊站在柱子顶上，他们把他炸成碎片。”

他们穿过奥康奈尔大街，谨慎地等红绿灯变色，对几条车道的路况略感紧张。诺拉明白，当他们走进亨利大街时，看起来就像乡下人。孩子们什么都要看，又对什么都保持距离。他们用眼角余光打量着这个满是陌生人和陌生建筑的世界。

康诺开始对走进任何一家店去买东西感到不耐烦。

“你来看看鞋子吧？”她问，料想他如果说不，他会因为发现自己成为决定他们行程的那个人而高兴。

“鞋子？”他厌恶地皱眉，“我们来都柏林就为了买鞋子？”

“那么你想去哪儿？”她问。

“我想去坐电动扶梯。”

“你也要去吗？”她问多纳尔。

“我想、想是、是的。”他闷闷不乐地说。

在亨利大街的阿诺特百货商店，康诺想要诺拉和多纳尔看着他乘上电动扶梯，再等着看他乘下来，不准他们和他一起过去，也不能走开。他一定要他们答应。多纳尔厌烦了。

第一次，康诺不停回头看他们，他们等在那里，他消失在电梯顶部，然后又出现了，随着电梯下来，眉开眼笑的。第二次，他胆子大了，拉着扶手，有些台阶两步并一步地走。下一次，他要多纳尔和他一起去，但要诺拉继续等在下面。她对他说清楚，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下午他们可能还会回来这里，不过三次上下电动扶梯已经足够。

他们下来时，她看到多纳尔也提起精神了。他们说在远一点的地方找到了一部升降电梯，要去那里乘坐。

“那就是最后一次了。”她说。

她走开去看雨伞，发现有折叠伞，小小的可以放进手提包，这种款式她从未见过。她想如果下雨，就可以买一把。等待出纳员时，她举目寻找孩子们，但他们没出现。付了钱后，她回到他们会合的地方，然后又到侧门附近升降电梯下来的地方。

他们不在那里。她等在两处地点之间，东张西望寻找他们。她想过自己坐电梯上去，但觉得只会让情形更复杂。她想如果待在这里，一定会看到他们。

他们找到她时，装作没事，只是升降电梯每层都停而已。她告诉他们，以为他们走丢了，他们交换眼色，仿佛在电梯中发生了什么，但不想让她知道。

三点钟，他们已经逛遍了想在都柏林逛的地方。去了摩尔大街，买了一袋梨，在沃尔沃思超市的餐厅用了自助餐，还去了伊森书店，买到了漫画册和书。孩子们此刻坐在比利咖啡馆等费奥娜，已经累了。诺拉觉得能让康诺保持清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想着可以从双层碟盘上无限量地取圆面包。

“你得付钱的。”诺拉说。

“他们怎么知道你拿了几个？”

“大多数人是诚实的。”她说。

费奥娜来了，孩子们又兴奋起来，都争着说话。对诺拉来说，坐在对面的费奥娜消瘦苍白。

“你想听都、都柏林口音吗？”多纳尔问她。

“我们在摩尔大街。”诺拉说。

“拿熟的梨子。”多纳尔用唱歌的腔调说着，一点不结巴。

“看我的‘电灯泡’。”康纳也说。

“真有趣，”费奥娜说，“抱歉我迟到了，公交车平时都是两辆三辆地来，但你要坐车了，却得等半天。”

“我要去坐双层巴士的上层。”康诺说。

“康诺，让费奥娜说一会儿，然后你再说。”诺拉说。

“你们玩得开心吗？”费奥娜问。

费奥娜的笑容带着羞涩，但说话是大人的自信口气。这几个月来她变了。

“开心的，不过现在都累了，坐在这里就不错。”

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诺拉意识到她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显得太过正式，像是在和陌生人谈话。费奥娜点了咖啡。

“你们买了什么吗？”她问。

“我几乎没时间买东西，”诺拉说，“只买了本平装书。”

诺拉注意到费奥娜点咖啡的动作迅速伶俐，打量咖啡厅时，眼神锐利，流露挑剔。但一开始和弟弟们说话，她又变成小姑娘了。

“你有艾妮的消息吗？”她问费奥娜。

“她给我写过一封短信。我想她是担心修女们会看信，她没错，她们是这样做的。所以她没多说。只说她喜欢爱尔兰老师，法语课的作文得了好分数。”

“我们一周后可以去看她。”

“她提到这事了。”

“我们正要把房子卖掉。”康诺突然提高声音对费奥娜说。

“你们准备住在路边吗？”她笑问。

“不是，我们准备在克拉克劳村租一辆房车。”他说。

费奥娜看着诺拉。

“我一直在考虑卖掉古虚的房子。”诺拉说。

“然后怎么样呢？”费奥娜回应。

“直到最近我才定下来。”

“于是你要卖掉它？”

“是的。”

诺拉愕然看到费奥娜强笑着，眼中含泪。她在莫里斯的葬礼上没哭，站在妹妹和姑姑身边一直沉默，但诺拉知道，正因为她没有刻意表露，其实感受更多。诺拉不知此刻应该对费奥娜说什么。

她抿了一口咖啡。男孩们没动也没说话。

“艾妮知道吗？”费奥娜问。

“我不忍心在信里告诉她这个。我们见到她时我会说的。”

“你已经做出最终决定了吗？”

诺拉没回答。

“我曾经希望能在夏天去那儿。”费奥娜说。

“我以为夏天你会去英国。”

“六月底我是要去英国，但五月底课程就结束了。我想六月份去古虚过。”

“对不起。”诺拉说。

“他很爱那房子，不是吗？”

“你父亲？”

费奥娜低下头。

诺拉带康诺去找洗手间。回来后又点了一份咖啡。

“你要把房子卖给谁？”费奥娜问。

“杰克·莱西，梅·莱西的儿子，他在英国。”

“梅·莱西来过家里。”康诺插嘴说。

多纳尔碰了碰他，手指在唇上一竖。

“得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诺拉说。

“再过两年，我就能赚薪水了。”费奥娜说。

“我们现在就要用钱。”诺拉说。

“你不是就要拿抚恤金了吗？”费奥娜问，“那个没有通过？”

诺拉觉得也许不该说出自己需要钱。

“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卖车了。”诺拉说，想暗示费奥娜，她们不该再说钱的事，让男孩们担心。

“我们以前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夏天。”费奥娜说。

“我知道。”

“想到要失去它就很难过。”

“我们会去其他地方度假。”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拥有那房子。”费奥娜说。

他们有一阵子没说话。诺拉想走了，带男孩们回亨利大街。

“你打算何时卖掉？”费奥娜又说。

“合同备好就卖。”

“艾妮会伤心的。”

诺拉忍住了没说她受不了再去那里。她没法在三个孩子面前说这话。这包含太多情绪，显露太多心思。

她起身要走。

“你在这里怎么付钱的？我不记得了。”

“得让服务员来填消费单。”费奥娜说。

“还得告诉她吃了多少只圆、圆面包。”多纳尔说。

他们走到威斯特摩兰街，诺拉想对费奥娜说些别的，但不知说什么好。费奥娜站在街上，神情沮丧。这会儿诺拉对她感到不耐烦了。她正在开始自己的生活，爱在哪里住都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没必要坐火车回到人人都认识她、未来岁月都替她规划好的小镇。

“我们从半分桥(4)过去，兜一圈回到亨利大街。”诺拉说。

“别误了火车。”费奥娜说。

“你怎么回学校？”诺拉问。

“我先去格拉夫顿街。”

“你不和我们去车站吗？”诺拉问。

“不，我要走了，”费奥娜说，“我回去前得买点东西，最近我不会再来市中心了。”

她们彼此看了一眼，诺拉觉得费奥娜态度不善，便强迫自己去想，她心情该是多么不好，或许多么孤单。她笑着说他们要走了，费奥娜也对她和男孩们笑了笑。诺拉一走开，无助感就袭上心头，她后悔没在离开前对费奥娜说几句好话，安慰她一番，也许只是简单问问她下次何时过来，或者强调他们盼望能早点再见到她。她希望家里有部电话，这样就能更多与费奥娜联系。她想可能明天早晨给费奥娜写封短信，感谢她来会面。

在塔尔伯特街，朝火车站走去时，康诺把他剩下的钱都买了积木，但不知该挑哪个颜色。诺拉已经累了，但还是听着，看着，提出建议，而多纳尔站得远远的。康诺在收银台改变主意，回去换了另一盒积木，她朝收银员笑了笑。

天黑了，有点冷。他们坐在火车站小咖啡馆的破塑料椅上。诺拉在购物袋里找钱包，却发现买来时新鲜的硬邦邦的梨子，只隔了几小时，就潮乎乎了。纸袋破了，她把梨子扔进垃圾箱，知道没必要继续拎着，火车上只会烂得更多。

孩子们没意识到回家路上天会黑，火车往南开时，窗子蒙了雾。他们打开积木，康诺玩积木，多纳尔看书。过了一会儿，康诺挪到诺拉那头的桌旁，靠着她睡着了。她看了看对面的多纳尔，他正翻过一页书，那样子特别像大人。

“我们明、明天去上学，是吗？”他问。

“哦是的，我想你该去上学。”她说。

他点点头，继续看书。

“费、费奥娜什么时候再、再来？”他问。

她知道，她与费奥娜在咖啡厅说的话，默默地在他心中活动。她寻思着说些什么才能不让他担这份心思。

“你知道，费奥娜会喜欢房车的。”她说。

“她听、听起来，不、不像是那么回事。”他说。

“多纳尔，我们得开始新生活。”她说。

他考虑了一会儿她的话，仿佛摆在面前的是复杂的家庭作业。然后他耸了耸肩，又去看书了。

车厢暖气太足，诺拉轻轻地把康诺放到一旁，脱了外套。他醒了一下，连眼睛都不睁。她记了一笔，要去问问克拉克劳村的房车。

她又想着自己站在古虚的房子里，设想在一个夏日，孩子们从晾衣绳上拿了衣服毛巾去沙滩，或者她和莫里斯黄昏时分从小路回家，边走边赶开蚊蚋，一进屋就听到孩子们打牌的声音。这都结束了，再不会回来。房子里空荡荡的。她勾勒着黑黢黢的小房间，会是多么悲惨凄凉的景况。她想到镀锌屋顶的落雨声，门窗在风里的嘎嘎声，光秃秃的床架，躲在黑暗缝隙里的虫子，还有永不安宁的大海。

火车朝恩尼斯科西驶去时，她愈发觉得古虚的房子凄凄惨惨。

康诺醒来，环顾四下，朝她露出睡眼惺忪的笑容，伸着懒腰又靠在她身上。

“我们快到家了吗？”他问。

“不远了。”她说。

“我们在克拉克劳村时，”他问，“把房车停在胜利柱公园那边，还是停在山上的房车营地？”

“噢，在胜利柱公园那边。”她说。

她知道自己回答得太快。多纳尔和康诺积极思考她的话。接着康诺瞟了一眼多纳尔，等他反应。

“已经决、决定了吗？”多纳尔问。火车放慢了速度，这天她第一次笑出来。

“决定了？当然是决定了的。”

火车在震动中停下，他们迅速收拾行李。走到车门口，遇到了检票员。

“现在问他厕、厕所的事。”多纳尔小声说，捅了捅她。

“我会告诉他想知道这件事的人是你。”她说。

“这小傻瓜要和我们一起去罗斯莱尔吗？”检票员喊道。

“哦不，他明天要上学。”诺拉说。

“我不是小傻瓜。”康诺说。

检票员笑了。

她开车离开车站广场时，想起了一件事，不知怎么就把想到的说给孩子们听了。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应该是在暑假，有天早晨我们开车去车站，发现正好错过一趟火车。火车已经开走了，天哪，我们非常沮丧。不过那天上午的负责人不是以往的车站主管，是个年轻人，是你爸爸以前的学生，他叫我们回汽车上，开到弗恩斯，他会叫火车停在那里等我们。那只有六七英里，于是那天早晨我们赶上了火车，到了都柏林。”

“是你开、开车，还、还是他开、开车？”多纳尔问。

“爸爸开车。”

“他一定开得飞快。”康诺说。

“他比你开、开得好吗？”多纳尔问。

她笑着回答他。

“他开得很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有一次他撞、撞到了一只老鼠。”多纳尔说。

镇上的街道空荡荡，没有其他车了。两个孩子似乎思维活跃起来了，话多问题也多了。她想，回到家就点上壁炉，一整天下来他们很快就疲倦了。

“但是你们为什么那、那天不直接开、开车去都柏林，而要坐火、火车呢？”多纳尔问。

“我不知道，多纳尔，”她说，“我得想想这事。”

“我们以后能开车去都柏林吗？”康诺问，“然后想停哪儿就停哪儿。”

“当然可以。”她说着在房子前面停好了车。

“我喜欢那样。”他说。

她很快点上火，孩子们换了睡衣准备睡觉。他们安静了，她知道房间灯一关他们就会睡着。她心想傍晚是否有人来过，想到有人在黑暗中走到房前，敲了敲大门没有回音，又站在那儿等了片刻才离开。

她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上。她打开收音机，播放的是体育比赛结果，又把它关了。上楼看到孩子们已经睡着，她看了看他们，关了门，把他们留在睡梦中。她下了楼，不知是否有好看的电视节目，就走过去开了电视，等画面出来。这几个小时如何打发？真想回到火车上，回到都柏林的街上。屏幕上出现的是美国喜剧，她看了一会儿，录制的笑声令她不快，又关了电视。房子沉寂下来。

她想到在都柏林买的书，已经不记得出于何种缘由而买。她去厨房，在袋子里找这本书。一打开书，又放下了。她闭上眼，希望以后上门的人少些。以后等孩子们睡觉，可以更多地把房子留给自己。她会学会如何打发时间。在宁静的冬夜里，她会找到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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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娜·里德秀》：美国ABC电视台在1958—1966年间播出的一档情景剧。

(2)　都柏林康诺利车站原名亚眠街车站，是都柏林主要火车站之一。一九六〇年为纪念爱尔兰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詹姆斯·康诺利而由亚眠街车站改名为都柏林康诺利车站。

(3)　纳尔逊纪念柱：都柏林市奥康奈尔大街中央的一根高达四十米的柱子，为纪念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而建，一九六六年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毁。

(4)　半分桥是都柏林的著名地标，横跨分隔都柏林南北的拉菲河，正式名称为拉菲桥，俗称半分桥是因为过去过桥需缴费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