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图，洛出书

既然读书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文化的传播，出书这种文化活动也就呼之欲出了。

《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尽管后世关于河图、洛书起源认识不一，但对于“河图”“洛书”中包涵象形、数字、阴阳、结构对称等理念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其影响广泛存在于哲学、医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至深至远。于是，图形、文字等记载和传播人类认识、思想的形式，被称为“图书”。

有了名称，真正做到名实相副，还需要历代先贤不懈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要依次梳理一下汉字、纸张、印刷术等的演变过程。没有这些关键的要素，“图书”仅仅是一个概念，离真正意义上的图书还差得很远很远。知识也只能停留在口口相传的阶段，根本不可能“流芳千古”。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我国古代文献，如《说文解字》《荀子》中，均有仓颉造字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早期文字存在许多异体字的情况来看，有人认为文字是在长期使用、演变过程中，由众人共同发明的，似乎更为客观、合理。仓颉的功劳，在于对各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整理、统一。此后，汉字的字体不断演变，大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当然，这也为后世古籍校注留下了难点，甚至是埋下了“隐患”。

汉字流传、演变所依托的载体，历经甲骨、青铜器、石头到简牍、布帛、纸张的变迁。在此过程中，纸张的出现，居功甚伟。从科技发展史推测，其时间不会晚于西汉时期。后世考古发掘出的灞桥纸、金关纸等，就是最好的证明。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纸张的普及和应用。到元兴二年（403年），东晋桓玄称帝时，下令以纸代简，这说明纸的产量已足以承载书籍传播的需要。

有了汉字、纸张，接下来印刷术就要闪亮登场了。关于雕版印刷术出现的时间，学术界颇多争议。迄今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1974年在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唐墓梵文陀罗尼经单页。考古工作者认为，该经页是初唐印刷品。当时，碑拓和印章刻制已经推广，加上纸张的广泛使用，雕版印刷不是水到渠成吗？此后，随着文化传播需求的扩大，毕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一百多年后，木活字印刷在西夏成功使用，以西夏桓宗时期（1194～1205年）的出土实物为证。至于铜活字印刷，以明弘治、嘉靖年间（1488～1566年）无锡华氏和安氏家族最为有名。清代雍正年间刊刻的《古今图书集成》，采用的就是铜活字排印技术。

回顾这些历史片段，是想说明我国的文字演变和古代印刷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文化更迭和知识传播的时代变迁史。与之相并行的，是古代刻书业不断满足读书人的学习需要，不断自我更新，并从中获取相应收益的变革奋斗史。当然，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粗览古代官刻、私刻、坊刻各类图书的内容，可以了解古代出书的几种目的。

一是传承经典、史籍，实现教化功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宰相冯道主持刻印的《九经》，是我国最早的官刻本经书。宋、明两代，国子监刻书盛行，遍及经史子集，数量也比较大。太医院的广惠局曾刻印医书，用于官方培养医药人才。清代武英殿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不仅刻书，而且分工明确，精确到写样、刊刻、折配、装订、托裱等。与国家机构并行的是历代地方官府也刻书。由于财力雄厚，官刻本大多品相考究、字大行疏、纸墨精良。这是后世古籍整理选择底本所要考量的要素之一。

二是探究学问，推广文化与传播知识。在官刻本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情形下，以服务士人、学者为主体的私刻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私刻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多精校审刻，注重质量，书籍中可见刻印者的堂号、书斋名等。明清时期，私刻本的品种、数量已明显超过官刻，特别是官刻不太重视的子部、集部图书，大多经学者校勘、整理或注释后，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在此过程中，学者、藏书家多兼职从事书籍出版，其文化传播意识和学术担当，可谓当代读书人的楷模。

三是营生所迫，或利益驱动。古代书坊，相当于现代的书商，刻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管是佛经、历书，还是名家名著、医书、通俗读物，只要市场需求广泛的书籍，往往能迅速刊刻、印行，常被称为“通行本”。技术方面，南宋时期的三大坊刻中心——两浙坊刻（主要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主要在建阳）和蜀中坊刻（主要在成都和眉山），元代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建阳，采用刻印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方为高。从内容上看，元代书坊刻印医书开始增多，如建阳余氏勤有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新编妇人大全良方》《普济本事方》等，对于中医药学术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利必有弊，明清坊刻业更为兴盛，在繁荣经济、传播文化的同时，因为谋利而粗制滥造、翻版印刷之事，屡见不鲜。

在此过程中，一个职业随着书籍刊刻活动产生了，那就是编辑。有人认为，孔子删定《诗》《书》的活动，可视为编辑工作的雏形。目前，大多数人比较赞同的说法是，最初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甄选和校勘。例如，五代后唐冯道刻印《九经》，令田敏校勘。当时任国子祭酒的田敏，手下有一批学者具体从事校勘工作，而田敏在此过程中的职能，相当于现在大型丛书的总编辑。元代岳飞的九世孙岳浚，在刻印《九经》时，编有《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最早的编辑校勘出版工作条例，其中“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条目，对当今的古籍编辑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明代毛晋延请诸多文人学士编校图书。清代顾广圻更是一生为他人校书，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由他校定的书，“举世珍若拱璧”。

由此看来，图书出版既是人类在衣食无忧后的精神需求，也是社会治理、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有效方式，还是谋求生存、发家致富的有力手段。出书作为一项较为复杂的文化活动，往往不是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需要多人合作，共同参与。与出书相关的各个环节，如出书的初始意图、内容的取舍、编辑与作者的职责界定、印制环节的诸多把控等，都关系到这项活动的进展顺利与否，效果满意与否，实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