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运动是如何俘获共和党的

众所周知，现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兴起，并且在取得共和党控制权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这激发了广泛的历史学研究。最近的历史和社会学领域的文献综述得出了类似结论：保守主义是一场充满活力的思想运动，建立了各种机构推广其广泛的原则，并培育了一个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在过去50年里确立了自己作为共和党政治公认的主要智力引擎的地位。

共和党长期以来以保守主义为主导。进步共和党人在20世纪初期向党内元老的控制权发起了挑战，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暂时获得优势[由比他更为保守的前任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被暗杀所导致]，但保守派很快恢复了主导地位。历史学家希瑟·考克斯·理查森（Heather Cox Richardson）称：“到1920年，进步共和主义已经失去了运动的所有连贯性和意义。”政治学家约翰·格林（John Gerring）在对政党纲领分析后发现，到1928年，共和党人已经从支持中央政府完全转向保守的经济政策。但是，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任期内（19291933），大萧条的爆发损坏了保守派共和党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当权的新民主党人则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扩大联邦权力，以便平息经济灾难的影响。

在珍珠港被炸之前，大多数保守派反对“新政”和美国最初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随着民主党的政策推动了政府的扩张，并使国家扮演了更加国际主义的角色，共和党人就本党应如何回应产生了分歧。由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传统派坚持认为，“政府激进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那）会摧毁这个国家”。而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Thomas E.Dewey）有联系的共和党温和派则逐渐接受了“现代经济需要政府干预”的主张。面对与新的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民主党竞争的巨大战略挑战，共和党提名的一系列总统候选人，包括1940年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以及1944年和1948年的杜威，都部分地接受了“新政”和国际主义政策，反对强硬的保守派。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英雄，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打破了民主党在白宫20年的统治。他表达了保守的哲学倾向，但与杜威一样，基本上接受既有“新政”的做法。艾森豪威尔认为，共和党人不管个人主张如何，都应该出于政治上的务实需要与现代福利国家握手言和，正如他在1954年给弟弟埃德加（Edgar）的一封信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认为，如果政府职能过于集中，这个国家就会形成一种危险的趋势……但是，联邦政府无法避免或逃避公众坚信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一个政党企图废止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废除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么该党在政治历史中就会销声匿迹了。当然，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相信你可以这样做……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并且很愚蠢。

被艾森豪威尔否定了的坚定保守派“分裂小群体”，在面对几乎不可克服的政治困境时，不再坚决主张立即废除新政计划，但不久之后便寻求将其原则重新确立为正统的共和主义的本质。正如艾森豪威尔本人默认的那样，在经过二十年的民主党统治之后，共和党人接受了一个更大、更积极的联邦政府，这主要是基于对政治必要性的考虑，而不是对政党的学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考量。小政府保守主义，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党内被暂时削弱，但仍然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弹性应变特点，强调国家扩张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

心怀不满的保守派致力于开展一项新的政治运动，以便牢牢掌控共和党，诋毁广大选民眼中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这一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广受关注的名著中：弗里德里希·冯·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的《思想结出硕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巴克利（Buckley）的《上帝与人类在耶鲁》（God and Man at Yale）（1951），罗素·柯克（Russell Kirk）的《保守派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1960），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2）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等。这些著作通过对共和党建党原则的论述，强调了保守政治观念的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中期对美国建国的重新构想[以《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重新流行等趋势为例]，恰逢大西洋两岸保守思想的复兴[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著作的传入]。这一思想传统至今仍很活跃，经常被灌输到新著作中，如20世纪70年代供给经济学派的整合，以及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节节败退》（Losting Ground）（1984）著作中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与自由派相比，美国保守派更倾向于推崇经典著作。1995年，曾经的历史学教授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成为众议院议长，他为负责立法事务的助手草拟了一份阅读清单，作为履行新职责的必备参考书。

左翼知识分子的言论，经常与混乱的现实政治世界保持隔离——甚至漠不关心，与之相对照，右翼思想家们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进程在美国公众中普及保守思想，并鼓励追随者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推进保守事业发展。在1958年州议会选举失利后，戈德华特的著作《一个保守派的良心》的代写人L.布伦特·博泽尔（L.Brent Bozell）[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的妹夫]指出：“保守派选民必须从这一庞大而不坚定的中间派——绝大多数美国人中产生，虽然他们今天投票给民主党或（温和的）共和党候选人，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受到束缚，或确切地说，没有受到任何束缚。问题是如何联系他们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甚至“超级知识分子”巴克利自己也进入了选举舞台，在1965年竞选纽约市市长，以获得公众对保守立场的关注；1970年，他的哥哥詹姆斯·L.巴克利（James L.Buckley）作为保守党的提名人战胜了纽约州其他竞争对手，担任了一届联邦参议员。

保守主义运动“三足凳”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强调基本价值观为依据，并吸引互相交叉的公众支持者，纳什（Nash）描述他们为“松散的群体”被“不严格的壁垒”所分割。第一部分是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犹太—基督教信仰，捍卫西方传统并反对社会变革。第二部分为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为工商业保守主义提供知识架构，逐渐发展为从强调平衡预算到优先考虑减税和减轻监管压力的保守主义运动。第三部分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强调国家安全，坚持美国领导世界的爱国主义观念。这三种传统都广泛采用了象征性言论。正如里彭协会（Ripon Society）（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共和党温和派组织）的创始主席约翰·萨洛玛（John Saloma）后来观察到的那样，保守派“使用强大的文字和符号——自由、家庭、工作、宗教使自由主义者毫无察觉地接受”。

尽管每种传统都遵循自己的发展轨迹，但这三种传统的发展方式都使它们能够汇聚成一个更大的立足于共和党内部的保守主义运动。文化保守主义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宗教信仰和教堂活动日趋活跃。艾森豪威尔在鼓励公民表达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通过象征性举措积极促进美国是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观念，例如在纸币上印刷“我们信仰上帝”，在宣誓中添加“上帝之下的国家”等内容，并推出了诸如全国祈祷早餐会（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和在公共活动中公开祈祷的倡议。艾森豪威尔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共和党人有效地将美国例外主义概念与宗教形象融合在一起，提供了政治机构中的立足点。

社会保守主义始终在保守派草根阶层中保持着强大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不断向西部扩展的南方福音派基督徒。校园十字架运动（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和反共产主义学校（School of Anti-Communism）等组织，在与20世纪50年代广泛的保守主义动员相结合中，帮助传播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历史学家达伦·多楚克（Darren Dochuk）说：“福音派基督徒与其他保守派一道，积极推广自由企业制度。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取得的一小步进步。到20世纪40年代末，卷入劳工战争的南部移居者已经选择支持自由市场原则，而不是工联主义。甚至在此之前，南部平原的人一直都将自己视为原始资本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经济学的捍卫者。”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多数南方保守派还是民主党人的时候，共和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区域拓展——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拿下了南方五个州，在1956年拿下了八个，预示着更加根本性的重组即将到来。

自由主义者及其商业同盟也试图在公共领域推进自己的价值观。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福恩斯-沃尔夫（Elizabeth Fones-Wolf）描述了自由主义对战后经济学教育（和教化）的贡献，旨在通过强调自由、个人主义和生产力，“不仅塑造经济政策，而且塑造美国价值观”。这些措施包括针对教会领袖和教师的特殊宣传计划，旨在帮助他们在青年人中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者还为年轻教员提供研究自由企业哲学基础的奖学金，通过调查来检验教育的效果。1948年，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 man）以经济民粹主义为纲领赢得了大选。紧接着，一场雄心勃勃的新广告运动颂扬了自由企业的广泛理念。但精神动员（Spiritual Mobilization）（新政时期动员牧师们接触商业价值观）一直举步维艰，直到二战后企业和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广播节目和报纸专栏后才有所起色。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存之战中，商界领袖们对当时的自由主义提议作出呼应，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警告”，“称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攻击”。

在学术上，由哈耶克（Hayek）创立的蒙特·彼勒林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充当了曾自封为自由主义者的正式协会。弥尔顿·弗里德曼（Mil ton Friedman）指出，它的成立是保守主义在经济学界重新崛起的开端。自由主义者还利用经济教育基金会（FEE）和跨学院的研究机构来宣传自己的观点。至今仍畅销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的作者艾恩·兰德（Ayn Rand），成为自由主义信仰的有影响力的推广者。尽管兰德本人努力避免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在更大的保守主义运动中被淹没，但她仍支持1964年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并参与了公众政治动员工作。兰德远未受到右翼人士的普遍赞赏（部分原因是她直言不讳的无神论主张），但她在传播反政府思想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保守的共和党人，包括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杰克·坎普（Jack Kemp）和保罗·瑞恩（Paul Ryan），后来都承认在学术上受到兰德的影响。最终，一些自由主义者离开了主流保守派和共和党，创立了个体自由协会（the Society for Individual Liberty）（1969）和自由党（the Libertarian Party）（1971）。但是，正如纳什所言：“在所有关于‘急速分裂’的喧嚣、愤怒和讨论中，有一个持久的事实引人注目；保守主义的中心实际上并没有瓦解。持异议者仍然是持异议者。”

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外交政策路线在脱离了国内意识形态右翼所倡导的有限政府主义、转而支持国家军事能力的扩张和对外干涉主义的过程中，被知识领袖们成功地融入更大的运动中，基本上取代了旧式美国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们的成就极大地受益于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建立在左翼威权主义基础上的苏联是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威胁，这强化了保守派的观点，即右翼的自由和资本主义与左翼的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之间存在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冲突。实际上，反共产主义已成为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中强大的统一力量：外交政策保守派认为，美国利益需要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经济政策保守派谴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中央计划和无阶级社会结构；而文化传统主义者则谴责其对宗教的敌视。

共和党保守派认识到，反共产主义也可以作为赢得民众支持的强大象征性因素。1948年，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指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主席、前驻联合国外交官、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重申了他的指控，并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上露面。钱伯斯的指控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一场广为人知的审判中，希斯因作伪证被定罪。20世纪50年代，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抛出此问题，声称自己认识205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麦卡锡几年内一直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直到他的虚假指控被揭露[尤其是在195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的报道中]，并且在参议院受到了谴责。他对“溺爱共产主义”的杜鲁门政府的抨击在华盛顿受到广泛赞誉，并为1950年和1952年共和党选举获胜作出了贡献。

在南加州等保守地区，反共产主义成了一项大众事业，市民们观看令人震惊的纪录片，定期举行公众集会，自由主义政策在集会上被描述为共产主义的阴谋。多楚克（Dochuk）说，福音派牧师们“正在通过建立广泛的反共激进主义协会来弥合宗教和世俗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考克斯·理查森（Cox Richardson）指出，长期以来，共和党人“将政府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几乎所有尝试，都解读为共产主义的触角正在悄悄伸向他们”，这种论断在冷战时期重新流行开来。戈德华特和其他保守派领导人指责那些“对共产主义软弱”的自由主义者把美国推上了输掉冷战的道路。纳什指出，保守主义的复兴“在多年的自我确认中得到了反共产主义的大力支持……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因意识到一个共同的死敌而团结在一起。外部敌人（也包括自由主义）的威胁是非常宝贵的”。保守派偶尔还会引用一些古老的孤立主义论点，反对美国对国际机构的依赖，但他们的观点演变成了“将外交事务理解为意识形态、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巨大冲突”。这种观点尤其得到了不断壮大的新保守派的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前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倡导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强硬的干预政策。

到了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融合主义者已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在民主党人担任总统并在国会参众两院掌握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领导的一股新政治激进主义浪潮出现了，使保守派的这一运动得以更加顺利地推进。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过渡期之后，全国性政府的规模和范围在1961年至1976年间急剧扩大，这种局面激发和塑造了保守派。20世纪60年代末，反自由主义在公众舆论中出现了明显反弹，保守主义运动从中受益，他们建立了旨在产生和宣传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倡议思想的持久机构，包括扩大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 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新建立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1973）、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1977）、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1978），以及众多的州智库，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智库已经扩展到75%的州。我们将在第4章更全面地探讨其发展。

崛起中的保守主义运动瞄准了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和自由派，同时试图将政党内部的冲突重新定义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思路不仅满足了保守派自身对政治的理解，即政治是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智力竞技场，而且还试图将全国选民中明显的分歧，从政党分歧转变为意识形态分歧，在政党分歧中共和党长期占少数，但在意识形态分歧中保守主义者超过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共和党如果要想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就需要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以相当大的比例跨越党派界线，而最有希望成为脱党目标的，是相当一部分的不赞成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因此，共和党人乐于把自己描述成保守主义者，而把他们的竞选对手——不管准确与否——称为“自由民主党人”。

图3-1使用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 Viewer），显示了图书中各单词和短语的历史用法。这四条线代表以下四个词汇每年出现的频率（占美国英语书籍中所有两词短语的百分比）：“保守共和党”“自由民主党”“自由共和党”“保守民主党”。长期以来，保守共和党政客一直是四组中最常见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两类共和党人之间产生了争执（包括少数自由派）。到1970年，共和党人几乎总是被称为“保守派”，自由共和党人逐渐走向消失。“自由民主党”的使用频率增多，并且一直在上升，但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自由民主党”这个词的人都是共和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称对手为自由派。

保守派领导人及其共和党政治盟友常常难以管理和指挥保守主义运动释放出的基层力量。精英阶层一直试图从动员民粹主义右翼中获得战略利益，为此不与政治上不利的势力相关联，也不想成为本党激进主义的攻击目标。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FEE董事会的糖果公司高管，于1958年成立了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简称JBS）（以1945年在中国被害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空军军官的名字命名），目的是从意识形态右翼向艾森豪威尔施压。该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长为极右情绪的发泄平台，尤其是抨击自由主义政策具有共产主义色彩，但它对阴谋论的偏好威胁到了保守主义运动更大的目标。人们通常认为是巴克利（Buckley）通过1962年的批评性社论将JBS从保守主义运动中驱逐出去的，该社论也获得了巴里·戈德华特的认可，尽管巴克利将他的批评指向了韦尔奇本人，认为“他的观点……严重脱离常识”，但他同时捍卫该组织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诚实的爱国者。

纯粹主义积极分子和保守主义运动中坚分子之间的大部分冲突发生在共和党外围组织内部，如大学共和党支部、青年共和党人和共和党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被称为辛迪加（The Syndicate）的极右派组织网络的一个领导人表示：“我们原以为自己准确地理解了保守的意义，直到遇见这些人……我们发现自己——主要是亲戈德华特派，与极端分子相比，成了‘中间派’。”许多重要的保守派人物，包括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菲利斯·施拉夫（Phyllis Schlafly）和卡尔·罗夫（Karl Rove），都是通过赢得这些组织内部的斗争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在此过程中，保守派赢得了对全国性、地方性和各州共和党群体的控制。

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首次在1960年失败，但在1964年获得成功。这一运动是保守派将其精英网络与更广泛的右翼意识形态选民结合的主要手段。戈德华特最初获得了知名保守派知识分子和出版商的帮助。在他参加总统竞选之前，一个基层激进主义者联盟就以他的名义发起了一场运动，从而获得了对众多共和党外围组织的控制权，而在某些情况下，戈德华特甚至是知道他们的企图的。

戈德华特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In Your Heart You Know He's Right），吸引了各方面的纯粹保守主义者。在1964年的共和党提名演讲中，戈德华特引用了保守派教授哈里·雅法（Harry Jaffa）的一段话：“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追求正义的中庸不是美德。”戈德华特还积极咨询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法律专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未来的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和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就1964年《民权法案》的违宪性发表意见。他的竞选活动还激发了大规模的草根激进主义，在选举当天就吸引了多达50万名竞选志愿者。戈德华特的惨败甚至导致了美国保守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的成立，这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后来成立了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CPAC，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保守派尽管在入主白宫的战斗中失败了，但“夺取了政党并使该运动合法化”，基层组织成员因此大大增加，保守派杂志的发行量在选举后也大幅增加。

另一次由保守派激进分子发动的基层运动，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激励福音派基督徒（他们曾对有组织地参与选举政治保持着某种矛盾心理）支持共和党保守派，尤其是罗纳德·里根，诸如“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1977）、“基督教之声”（Chris tian Voice）（1978）和“宗教圆桌会议”（Religious Roundtable）（1979）等新的“宗教右翼”组织帮助电视福音布道者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创立了最知名的组织“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1979）。尽管这项运动明显地强调了社会和文化议题，但也寻求融入更大的保守主义运动和共和党，并提倡对经济学和外交政策持保守观点。在这一政治复兴之前，南部和西南部已有悠久的福音派历史；在媒体关注之前，许多群体成员早已参加了现有的保守派组织。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表示，新的福音派宗教领袖将“教会中的庞大会员群体”与“对右翼至关重要的电视节目、出版物和广播节目的机构结合在一起”。尽管这些领导人经常呼吁政府采取更多干预措施（如禁止堕胎和色情制品），他们还把自己的运动框定为抵御国家对私人机构的干涉。

动员普通的保守派基督徒进入到共和党政治中，一直顺利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动员一直没有稳定的利益集团领导。一系列打着宗教保守主义旗号的群体崛起，但随后迅速失去动力：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 ty）于1989年解散，被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取代，后者是电视明星福音派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于1988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活动的产物，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的规模和影响力日趋式微。然而，即使在鼎盛时期，基督教联盟也只雇用了三名全职游说者在一个小办公室工作。根据杰弗里·贝瑞（Jeffrey Berry）对国会听证会的分析，这些群体在将议题带入国会或赢得立法斗争方面均没什么建树。

缺乏稳定、独立的政治组织代表基督教右翼群体，反映了社会传统主义者迅速融入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和共和党中，导致对独立的基础性机构的需要减少。到1993年，宗教保守派控制了38个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共58个）。基督教联盟执行主任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被新闻媒体描绘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可他却不是牧师或神学家出身，而是一个专业的共和党操盘手。里德在广泛的议题范围内倡导保守政策，并主张他的组织不但在“文化和道德”领域，还将在“税收、犯罪、政府浪费、医疗保健和金融安全领域”为普通选民代言。宗教保守派积极分子和组织代表共和党参与到竞选活动中，无论候选人是否与他们的宗教背景和信仰一致。贝瑞认为，保守派群体历来较少重视游说，而是更多关注“成为全国性政党领导层的一部分”。他指出，里德、加里·鲍尔（Gary Bauer）、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和保罗·威里希（Paul Weyrich）等保守派领袖“更多地把自己视为共和党的战略家，而不是国会游说者”。

宗教右翼有时被视为共和党选民中的一个独立部分，他们与经济保守派进行竞争，对共和党施加影响。我们认为，这些派系有关政策问题的实际冲突是罕见的，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源于对经济和社会关注的相对重点或优先次序的分歧。像共和党的其他支持者一样，福音派基督徒最初可能是被某个特定的方面吸引而来——在这个例子中，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共和党的精英和宗教领袖通过在各种问题上提倡保守立场，努力将这一组织整合到更大的党组织和意识形态运动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运动领袖们通过扩大正统保守主义教义的定义，包括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接纳了宗教右翼，但福音派当局同样提倡基督教世界观，其中涵盖了关于经济学和外交政策以及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保守主义立场，并鼓励采用广泛的意识形态取向，而不是关注问题的一个子集的小群体。

与宗教保守派不同，枪支权利倡导者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单一问题利益组织网络，尽管他们也在寻求融入更广泛的共和党。但是，这类群体中最强大的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的战略行为同样表明，美国右翼的政治行动者在权利问题上倾向于提出一般的意识形态主题，并与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建立联系。当代的全国步枪协会代表着政治舞台上枪支拥有者的利益，其主要目的不是倡导保护狩猎地，甚至不强调枪支在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自卫方面的作用，而是将枪支拥有权描述为由国家创建者有意建立的一项宪法权利，以防止政府过度扩张。全国步枪协会领导人明确警告支持者，自由派正计划没收全国的枪支供应，以取消对联邦权力增长的普遍制约——这些言论与保守主义运动更广泛的反政府信息自然融合在一起。经常有报道称，在民主党当选总统或国会引入枪支管制立法后，枪支和弹药的销量就增加，这表明，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融合，枪支拥有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政治意义。

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巩固了保守主义运动在受共和党影响的群体的优势地位，并在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上毫无争议地采用保守立场作为正式的政党信条。里根在选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该党无需为了选举目的而维持一个规模适中的温和派，而南方的政治重组为共和党提供了大量新保守派选民、民选官员和组织领导人。里根执政距今已超过35年，去世也已有10多年，可他仍然是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性权力的人物，受到共和党政界人士和积极分子的尊敬，被视为保守主义原则的化身。在当前的党内，挑战里根所认定的正统保守主义的空间很小；相反，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更多是关于对里根遗产不够忠诚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