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激励的力量：“安全带”如何成了“致命带”

大部分经济学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都是对这句话的解释说明。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句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经济学家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任何时候他们都坚持认真对待这一原则。

我清晰地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以美国政府规定的价格加满一整箱汽油，我足足排队等了半个小时。实际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允许汽油价格自由浮动，人们购买的汽油量就会减少。不懂经济学的人当然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经济学家是对的。取消价格管制后，排长队加油的现象消失了。

也许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这一课。2008年夏天，汽油价格飙升，记者们预测，依赖汽油的美国人将不计代价地维持他们旧有的习惯。经济学家却笃定，汽油消耗量一定会减少。经济学家又一次说对了。到2008年8月，美国的汽油消耗量下降了约8.5%，恰好与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这并非巧合。

经济学家坚信，激励的力量可以让自己收获颇丰，这也是他们在陌生领域探索时的指南。安全带（或者安全气囊、防抱死制动系统）首次出现时，所有经济学家都能预测到一个后果：交通事故的数量将会增加。交通事故有可能导致死亡这一威慑，是司机谨慎驾驶的强大动机。但有了安全带或安全气囊后，这种威慑就变小了。新的激励因素改变了司机的行为，他们不再像原来那样谨慎驾驶，结果就是交通事故更多了。

这个例子背后的原理与经济学家预测汽油消耗量时完全相同。当汽油价格降低时，人们会购买更多的汽油。当交通事故的代价（例如死亡的概率或预期的医疗费用）降低时，人们在驾驶时将不再那么谨慎，这样反而会导致更多车祸的发生。

你可能会反对，车祸与汽油完全不同。在任何时候，车祸都不会是人们想要的“好东西”，但速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是一些人追求的“好东西”。选择将车开得更快或更鲁莽等同于选择更多的交通事故，至少在概率上如此。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哪种后果更严重？安全带、安全气囊和其他安全措施究竟增加了多少本不应该发生的交通事故？一个比较简洁的思考方式是：安全带会减少死亡人数，因为它会保护司机，让司机在交通事故中更易幸存。与此同时，安全带往往会导致司机做出鲁莽的行为，从而增加死亡人数。那么，哪一组的数字更大？最终死亡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我们不能只进行逻辑思考，必须知道实际的数字。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萨姆·佩尔兹曼。他发现这两种效应大致相同，因此可以相互抵消。当安全带（连同填充式仪表盘和可折叠转向柱）出现后，交通事故变多了，但事故中司机的死亡人数降低了，因此司机的死亡人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行人的死亡人数似乎有所增加，毕竟行人没有配备填充式仪表盘。随后的研究发现，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效果也是如此。

我发现，当我告诉非经济学人士佩尔兹曼的研究结果时，他们几乎都不相信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车更安全，就在驾驶时不自觉地疏忽大意。但是经济学家恪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则，因此不会放松警惕。

如果你很难相信这一点，那么不妨这样考虑：当车变得更危险时，人们驾驶时会更加谨慎。当然，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同一件事情，但这样描述可能更易于人们理解：如果车里没有安全带，你开车时会不会更小心？如果我把车门都拆掉了，你会不会特别小心？

如果将这一逻辑推演到极致，假设给每辆新车的方向盘上方都安装一根长矛，直指司机的心脏，车祸发生的概率恐怕会急剧下降，我估计连追尾的情况都会大大减少。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纳斯卡赛事。车手座驾的安全性能极高，即使在高速飞驰的情况下撞上水泥墙，也能保证赛车手毫发无伤地下车。这些纳斯卡赛事的赛车手如何看待安全问题？用经济学家罗素·索贝尔和托德·内斯比特的话来说：“他们以200英里[1]每小时的速度在小型环形赛道上比赛，与旁边的赛车只有几英寸[2]的距离。即使如此，车祸依然频频发生，现场触目惊心。”当赛车本身变得更安全时，事故反而更多。纳斯卡赛事每年都会更新数百条与安全相关的规则，这使得索贝尔、内斯比特和其他人都能反复验证这一论断。

2001年，在经历了老戴尔·恩哈特死亡的悲惨车祸后，纳斯卡赛事的规则有了重大调整——赛车手被要求佩戴可以保护头部和颈部的汉斯装置，该装置在赛车发生碰撞时可以为车手提供必要的防护。经济学家亚当·波普和罗伯特·托里森研究后表示，汉斯装置使车祸概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赛车手的伤亡人数下降了，但维修补给站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却增加了。

系了安全带后，人们开车时会甘愿冒更大的风险，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鲁莽驾驶有代价，但也有好处。你可以更快地到达你想去的地方，而且你可以在驾驶过程中获得更多乐趣，比如在危险的情况下抢行、驾驶时心不在焉或摆弄你的平板电脑。这些行为都可以让驾驶的过程变得更加惬意，与此同时，这些行为都会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因此，得出安全带一无是处的结论是错误的。对司机来说，安全带是有利的，只是不一定在你预期的方面。

有时候，人们会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我在上面列出的东西）值得我们甘冒死亡的风险。但经济学家发现，这一想法尤其令人沮丧，因为提出这一想法的人和其他人实际上都不相信这一点。每一天，所有人都在为微不足道的乐趣而甘愿冒死亡的危险。开车去星巴克喝一杯摩卡星冰乐显然是存在风险的，待在家里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但人们还是会开车去星巴克。我们需要提问的不是这种小乐趣值不值得我们冒风险，因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正确的提问是：为这些小乐趣值得冒多大的风险？我可以很理性地说：“我愿意在开车时摆弄我的平板电脑，如果这种做法导致死亡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如果这一概率是千分之一，那我就不愿意了。”这就是很多人在时速25英里而不是时速70英里时玩平板电脑的原因。

佩尔兹曼的观察表明，驾驶环境会影响司机的驾驶行为。有些司机的行为还可能影响其他。《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粉丝可能还记得，霍默和玛姬曾经在他们的后车窗上贴过一个“车内有婴儿”的贴纸，这样其他司机就会格外留意，避免剐蹭或追尾他们的车。现实中，人们也会用这些标识示意其他司机要格外小心。然而，有些司机认为这些贴纸具有侮辱性，仿佛在说他们没有规范驾驶。经济学家不会同情他们的感受，因为经济学家知道没有人会时刻保持警惕（你每次去杂货店之前都会重新安装刹车吗？）。经济学家知道，大多数司机的警惕性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司机并不想伤害其他车上的乘客。如果一辆车里有孩子，司机就更不想有事故发生。所以，司机在注意到婴儿贴纸时，会选择更加小心地驾驶，并且很高兴有标识能够提醒他们。

这个发现意外引发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经济学家提出假设：许多司机在看到“车内有婴儿”的贴纸时会更加谨慎地驾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观察有提示贴纸和没有提示贴纸的汽车的事故率，以此判断司机的谨慎程度。可惜的是，至少有三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事故率的偏差。首先，那些贴了贴纸的家长可能本身就非常谨慎，他们在驾驶时很少发生事故只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谨慎的司机，与他们的贴纸如何影响其他司机无关；其次，那些贴了贴纸的家长知道该贴纸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因此他们自己反而会不那么谨慎，这往往会让他们卷入更多的事故当中，从而抵消其他司机小心驾驶带来的有利影响；最后，如果“车内有婴儿”的贴纸真的有用，那么没有孩子的司机也会在自己的车上张贴同样的贴纸。而如果司机们意识到这些贴纸具有欺骗性，他们就不会对此有所反应了。

这意味着车祸的原始统计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司机对“车内有婴儿”贴纸的态度。问题是找到一种更高明的统计方法并揭示其中的关联性。我不打算在这里赘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用它来说明实证经济学研究中会面临的典型困难。许多经济学研究项目围绕这些困难提出了各种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实证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有点偏离本章的内容，所以让我们回到主题：激励的力量。解释这种力量是经济学家的第二天性。更安全的避孕工具会减少意外怀孕吗？答案是不一定。更安全的避孕工具降低了性交的代价（意外怀孕只是代价的一种），从而诱使人们沉溺性爱。性行为导致怀孕的概率降低，但随着性行为数量的上升，最终意外怀孕的概率可能下降也可能上升。节能汽车会减少我们对汽油的消耗吗？答案是也不一定。节能汽车降低了驾驶成本，所以人们会更频繁地开车出行。立普妥等他汀类药物降低了成为电视迷的代价，但也可能提高心脏病的发病率。正如低焦油香烟会增加肺癌的发病率，更好的橄榄球头盔可能导致更多的伤害，低热量、低脂肪食品可能是导致肥胖的一大原因。

刑法是研究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的关键领域。严厉的惩罚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犯罪活动？死刑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政府设立的多个委员会和众多学者都对死刑的威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通常，他们的研究是比较执行死刑和豁免死刑的美国各州的犯罪率。因为这些研究经常忽视决定谋杀率的其他重要因素，所以经常遭到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例如他们经常不考虑执行死刑的严格程度，尽管这在美国各州之间有着明显差异。）

另外，计量经济学的精密统计技术可以为精确衡量激励的力量做出贡献。因此，计量经济学很自然地被用来考察死刑的威慑效果。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艾萨克·埃利希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领衔的开创性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前的十几年），每一宗死刑预防了大约8起谋杀。在恢复死刑后，随后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埃利希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细节方面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但我认为这有点过于苛刻了。大多数涉及统计技术的批评都晦涩难懂。这些批评和质疑是重要的，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埃利希进行的这类实证研究能够揭示有关死刑效果的重要真相。[3]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利默曾发表过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为《将质疑从计量经济学中赶走》（“Let’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在这篇文章中，他警告说，研究人员的偏见会极大地影响他的研究结果。他列举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实验。如果研究者本人支持死刑，那么他的研究结论可能是每执行一次死刑可以预防多达13起谋杀。同样的实验，如果研究者本人反对死刑，那么他的结论可能是每执行一次死刑实际上只会遏制3起谋杀。尽管如此，除非对死刑抱有极大的偏见，否则大多数计量经济学研究都揭示了死刑的确具有实质性的威慑作用，谋杀犯会对这种威慑做出反应。

为什么会这样？大多数谋杀不是激情犯罪或者非理性行为吗？也许事实是这样，但我至少可以找到其中的两处缺陷。首先，埃利希的研究结果表明，每执行一次死刑可以预防8起谋杀，但他的研究没有说明预防了8起怎样的谋杀。只要谋杀犯收手，死刑就起到了威慑作用。其次，我们为什么想当然地认为激情谋杀犯不会受到死刑的威慑？我们不妨想象一位憎恨妻子入骨的男人，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认为自己有90%的机会逃脱死刑，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杀掉自己的妻子。但在某个愤怒时刻，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即使知道自己只有20%的概率免受死刑，或许他还是会杀了她。也就是说，即使在愤怒的时候，他依旧会思考自己逃脱死刑的概率是15%还是25%。

（请允许我顺带提及第三个缺陷。“8”这个数字并不是埃利希凭空杜撰的，而是他通过复杂的数据分析得出的。持怀疑态度不是一件坏事，但严肃的怀疑论者应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研究，并指出推理中的哪一步是可疑的。）

有证据表明，即使在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或者理性思考时，人们依旧会受到激励的显著影响。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你不小心递给人们一杯很烫的咖啡，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杯子很便宜，他们通常会选择松手；但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咖啡杯很贵，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拿稳杯子。

因为身患关节炎（我很难把头转向右边）和一些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我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就是在倒车时经常会把车的右后方撞到路灯柱、树或其他静止的障碍物上。车辆修理厂的老板经常开玩笑说应该给我打折。每次修理保险杠要花180美元，我渐渐认为这是一笔必要的开支。2002年，我买了一辆新车，保险杠使用的是玻璃纤维，某次倒车时我撞到了一棵树，这次维修花费了500多美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撞到过任何东西。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事实上，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可能和其他任何下意识的行为一样是天生的。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系列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老鼠和鸽子通过推动杠杆来“购买”各种食物和饮料。每件商品都有自己的价格，比如一滴根汁汽水需要推3下杠杆，一块奶酪需要推10下杠杆。动物每天都可以得到推杠杆的次数，这就是它们的“收入”。在收入耗尽后，动物就不能再操纵杠杆了。在另外一些版本的实验中，动物可以通过执行各种任务来赚取额外的“收入”。它们每完成一项任务，都会获得额外操纵杠杆的机会，就像固定工资一样。

研究人员发现，老鼠和鸽子会根据价格和收入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当根汁汽水的价格上涨时，它们购买的根汁汽水就会减少。当收入上升时，它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除非收入已经足够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时光。这正与经济学家在人类社会中观察和预测的一致。

激励很重要。经济学文献中有数以万计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命题，并且没有一项研究能有效反驳它。经济学家在不停地验证这个命题（私下里，他们也许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推翻它的人并因此声名远扬），扩大它的适用范围。过去，我们只考虑了买家对肉价的反应，而现在我们想到了司机对安全带的反应，杀人犯对死刑的反应以及老鼠和鸽子对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经济学家还研究了人们如何选择婚姻伴侣和家庭规模、应该在多大程度投身宗教活动，以及是否要昧良心做一些坏事。[这些趋势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了一篇充满讽刺意味文章，研究主题是关于刷牙的经济效应，这篇文章“预测”——基于牙齿清洁程度能够影响工资的假设——人们愿意将醒着的一半时间都花在刷牙上。作者揶揄道：“没有任何社会学模型能得出如此精确的结论。”]尽管世界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激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