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智能传播及其本质特征

智能传播这个词虽然在近几年被不少研究者使用，但多数时候，研究者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有些研究将智能传播窄化为算法分发，这无疑会局限我们的视野。也有些研究是将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默认为智能传播，但这种默认也会带来概念泛化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仍有些传播是传统的，或非智能的。

周葆华等人对智能传播的定义则更为明晰，他们认为，“智能传播”即指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和参与的传播活动：可以发生于生产环节（如机器新闻生产），也可以发生在分发、使用环节（如算法推荐）；不仅包括以智能技术为中介的人类交往过程（不限于人际范围）及其影响[1]，也包括人类与智能技术交往的人机传播过程（HMC）及其影响。这个定义不仅明确了人工智能在智能传播中的角色，也指出了人机传播这样的新的智能传播形态。

与智能传播一样，人机传播这一概念虽然近年已经出现，但学界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有学者强调人机传播的特征是，机器并非传播的渠道，而是信源或信宿[2]。对这一特征，研究者容易达成共识，但如何理解人机传播与此前已经出现的人机交互这一概念的关系？有人将人机交互与人机传播视为同义词，或者将人机传播作为人机交互的新阶段。但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是研究人、计算机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其研究重点是用户界面，即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主要涉及的是人与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交互。而今天我们谈论人机传播时，机器已经变成了与人一样的交流主体，人与机器的交互，已经从界面的交互转向信息，甚至情绪、情感的交互，这种交互也在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将人机传播与人机交互“切割”开来，是有必要的。

从广义来说，机器作为主体参与的各种能触及人的智能传播活动都可以算作人机传播，机器自动化新闻生产、算法分发等也可以包括在内。而从狭义来看，人机传播是指同为传播主体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直接互动，这样的人机传播更多地类似于人际传播，为了避免与广义的人机传播产生混淆，狭义的人机传播也可以称为人机交流。

除了人机交流，在机器新闻生产、算法推荐等其他智能传播活动中，智能机器也是一种新的主体，而不仅是工具或渠道。智能机器在传播活动中成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可以视为智能传播最本质的特征。

在智能传播语境下的机器，既包括相关的硬件，也包括数据、相关的算法或其他智能处理技术，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智能机器”（本书中也常简称为“机器”）。

即使在某些时候，机器似乎是以中介的角色出现的，如进行内容分发的算法扮演着内容与人之间的中介角色，但这一中介也并非被动的搬运工，而是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者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要从行动者的行动中去洞察社会的运转过程，其中的行动者（agency）不仅指行为人（actor），还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的物体（object），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所有的行动者都是成熟的转义者，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转义者会改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他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3]

不同于以往作为内容生产或交流工具的机器，也不同于被动的“中介者”，作为行动者的智能机器，在内容生产、分发中也会产生各种“转义”作用，它们会放大或削弱某些内容的价值，改变某些内容的意义，它们也会在某些方面改变人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模式。

行动者网络理论还认为，要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认识因素与存在因素、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等这些二分事物，要保持人与非人的对称。[4]在智能机器普遍进入社会生活的今天，用对称的关系看待“非人”的机器与人，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在智能传播中，像机器这样的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的作用是一样的。因此，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传播主体。

当然，这种新的行动者在行动中引发的一些问题，也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智能传播涉及两大领域：其一是传媒产业的智能化应用，即专业化内容生产者利用智能技术进行内容生产与分发手段的创新，在国内，这样的实践通常也被称为智能化媒体或智媒；其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智能传播实践，包括算法与数据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渗透，人们用智能工具辅助学习、工作、创作，以及人机交流等。

智能传播的发展，正在使媒介、关系（特别是人机关系）、生存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事物发生变化。本章将对这些变化做出总体概括，而后面的章节则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释在不同传播实践中变革的具体表现、机制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