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遁世观念的由来及其实践
隐逸作为文化现象可以无穷追溯久远。从社会阶级分化，开始出现权力阶层，有机会做官而不做的人便可称为隐士。尧以天下相让而不受的许由，或许就是古书记载的第一位隐士吧。孔子曾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隐士因隐伏不出，也称处士。《荀子·非十二子》曾为处士下过定义：“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庄子还具体描写了隐士的生活：“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为无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但隐逸作为引人注目的思想意识，则要到东汉才凸显出来。
《后汉书·逸民传序》论隐士不仕的动机，说“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与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这是将隐逸倾向归结为某些人的天性，一如朱子所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注106。但从历史记载看，汉代的隐逸似乎多出于政治原因。《后汉书·逸民传》载：“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注107余英时通过仲长统《乐志论》分析汉代以前的隐逸思想，认为已包含这么几层意思：（1）避世思想，（2）养生修炼，（3）经济背景，（4）山水怡情注108。魏晋之际愈益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崇尚玄远之谈的玄学，更从生存体验和思想意识两方面强化了士大夫阶层的隐逸风气，隐遁不仕成为一种令人尊敬的品德。名士戴逵兄弟出处不同：“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注109这一忧一乐中明显是有高下之分的，戴遁自嘲之余也不无以乃弟为骄傲之意。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那个刘子骥，即当时著名隐士刘驎之，从文献记载看不出有什么过人才能，但就因为有高隐之名，格外为当世所重。《世说新语·栖逸》载其事曰：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訏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既然隐士因名声就有厚币网罗的必要，那么资助隐士而成其美名岂不是更有品味的方式？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乐于资助隐士的达官，如同见于《栖逸》记载的郗超：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
郗超官至司空左长史、散骑常侍而能热心资助隐士，足见一时风气以隐为贵，权臣资助隐士也颇似与有荣焉。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换个角度说立身处世的姿态，无非是顺适、逃避和对立三种。在凶险横生的浊世，顺适是积极迎合主流社会，意味着同流合污；逃避是无奈的消极策略，力求保守最有限的清白；对立则是顽强的反抗，公然地坚持自己的价值。三种姿态的结果不用说也知道，“竹林七贤”便是现成的例子：顺适的王戎、向秀最终腾达，官居高品；阮籍借酒自污，溷沦逃世；嵇康傲世独立，不假司马氏辞色，结果与倡言名教即自然的何晏同一下场。严格地说，持对立姿态的人是很少的，用古龙式的语言说就是对立的都是死人，而死人是不可能对立的。然则生当浊世，士大夫可选择的生存策略其实只有两种，顺适或逃避。《世说新语·言语》载：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这一段可以和同篇另一段李喜与司马师的对话参读注110，向秀的对答也就是李喜的意思，不同的是李喜软中带硬，语含讥讽；向秀则故作正经，适以自嘲。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猜测，司马昭咨嗟什么呢？是欣赏向秀的乖巧善对，还是忿叹：你们这帮家伙，非走到这一步，才识相啊！总之，我感觉司马昭的咨嗟是不无猫玩耗子式的快感的。
向秀这种顺适的选择比较简单，只须趋炎附势即可，选择逃避则面临三种不同的方式。阮籍是一种，比较痛苦，并且不是什么身份的人都能仿效；谢灵运也是一种，比较快乐，但更不是普通人所能够仿效；陶渊明既没有阮籍那么高的官职和才名，也没有谢灵运那么显赫的封爵和门第，他不过是官职卑微的小人物，曾祖陶侃的勋业除了提升他一点自尊，在现实生活中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在对仕宦感觉屈辱和厌倦后，他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辞官归隐的道路。《宋书》本传这样叙述他挂冠归隐的经过：
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正如前人已看出的，陶渊明在精神上最近屈子注111，其人格之峻洁，绝不能苟且于世。只不过在个人与集体的一体化关系解除、导致自杀的心理障碍克服后，即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也不至于要像屈原那样要走向自我毁灭，还可以选择逃离现实一途。当然，以他所处的地位，不要说像谢灵运那样绝世高蹈殊无可能，就是像阮籍那样沉酣酒麹、长醉不醒也未必可行，他也决不会那么隐忍苟活——能忍受如此的精神痛苦，还不能忍受一个督邮？幸好时代毕竟不同了，他得以逍遥归去，骨子里和《离骚》相通的精神也由逃避世俗而变其面目，最终达成诗意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