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日渐空心的载体

“为别人考虑，为自己活着”曾经是非常流行的心灵鸡汤，在我看来，这句话属于比较温和地表达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话，如果更为激进一些，那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实际上，一个现代人即便不把上面这些话挂在嘴边，也一定会把它们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它们由此变成现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和生活默认值。现代人不再愿意子承父业，而要选择自己热爱的志业；不再遵从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而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愿再将生活的意义安置在“身外”，而要从自我主宰的生活中寻找“意义”。

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总是骨感的。当现代来临之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发展与商业贸易繁荣的现代人，内向投射于自我的个体意识已经充分觉醒，“大写的人”也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站起来了。然而，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非意图后果就是：以平等、自由和独立构建的现代人的精神固然美好且值得追求，但作为现代人生活意义载体的“个体”也由此变成了“沉重的肉身”。

当我们每个人说着“我的生活我做主”，以“自己的支配”作为寻找和安放生活意义的前提的时候，我们却悄然发现，现代人陷入了对现实生活的“无限怀疑”。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很多现代人在“996”、催婚、催生、“内卷”、“社恐”（社交恐惧症）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变成了“空心人”：工作中的打拼不再是为了职业梦想，也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是为了生计，自己成了一个为老板工作的满身疲惫的“工具人”；婚不是为了自己结的，生育似乎也成为一个被各种社会要素和环境压力塑造的非自主选择。不仅如此，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也将自己职业的意义从“探索未知”变成了“发表论文”，进而变成了名利双收乃至“头衔等身”。以上种种，都在对“将自己作为意义”的现代人进行无情的拷问：作为意义承载者的个体，以及附着其上的“独立”等价值理念，真的靠谱吗？换句话说，每一个现代个体，真的有足够的能力和品格来承载生活的终极意义吗？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现代人，被无限异化的现代人，早已经被那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掏空了身体与心灵，似乎再无力气持久承载一个恒定而终极的意义。

当现代来临之后，西方发生了一场有着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对利润的追逐、对财富的积累不再被认为是人性贪婪与虚荣的表现，也不再为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所对抗，而是成为现代人获得上帝荣耀与选民资格的重要表征。[1]更重要的是，表面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之问”既是个现代问题，又是个西方问题，但是其本质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尽管自古以来，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是一个哲学家们不断争论且没有定论的命题，但趋利避害、贪婪懒惰是人本性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何种文化传统和政治类型，本质上都在和这一部分人性的弱点对抗。然而，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基础、以工业化为技术手段、以效率最大化为底层逻辑的现代性，在最大限度地提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水准和便利程度的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地冲击着这些对抗性力量。

因此，完成了“祛魅”[2]过程的宗教的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经历了政教分离的政治也将“道德”“意义”这些终极问题重新让渡给宗教，自身只围绕权力的来源、分配与执行运转，针对个体行为是否规范来进行治理，进而体现自身的“正义”。而在经济与市场领域，有了神义论“加持”的理性人本性不断推动着生产和贸易的繁荣，与此同时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商品拜物教”与“人的异化”。以上种种充分表明一个冷峻的现实：现代人在试图将终极意义从宗教天国、君主神圣和祖先崇拜这些“身外之物”上卸载，并以自己的肉身和生命来独立承载意义的时候，却也面对着各个领域的急速“祛魅”。于是，现代人普遍面对着两种现实困境：一种是在生计与“内卷”中眼睁睁看着意义消逝，另一种则是试图在个体生活中找到意义，却充满疲惫、无力与迷茫。被加载了终极意义的现代个体，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逐渐被冲刷成了空心状态。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祛魅”是马克斯·韦伯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概念，就要先理解什么是“魅”。所谓“魅”，就是指那些不可言说、不可用现代理性逻辑证实也不可证伪的存在形态。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有魅力”，但这个人的魅力很可能不来自长相的标致，而是来自无法言说的人格和气质。因此，现代来临之前的宗教，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先验论”的存在，而世俗化程度越高的宗教，其祛魅的程度就越高，“魅惑”和不可言说的程度也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