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英语教学的目标

我国不少学者呼吁：英语教学需从人本主义出发，融合“工具性”和“人文性”，从而发展和培养“全人”（胡开宝、谢丽欣，2014；文秋芳，2015）。《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教学的“工具性”体现了语言的本质特征，强调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以及通过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ESP）和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EAP）等课程发展学生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而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性”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文化负载性及其文化传递功能。具体来说，语言的文化负载性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增进他们对国外社会与文化的了解，加强他们对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而语言的文化传递功能则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培养学习者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进而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坚实基础。不仅如此，我国2011年出台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和2017年出台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也都倡导英语教学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以发展“全人”为教育目标，强调英语教学在发展学习者语言技能与知识、学习策略、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全球视野、思维技能、学习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徐锦芬，2019；Wang & Luo，2019）。

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以及在此基础上研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同样倡导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本质，主张兼顾英语教学的语言目标（如培养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具备沟通能力等）和非语言目标（如具备国际视野、具备中国情怀等）。与国内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开始质疑英语教学一直沿用的“（英语）本族语者规范”（native-speaker model）（Saraceni，2019），强调英语的世界语地位，他们认为英语教学是为了扩大学习者的多语资源库（multilingual repertoire）（Gao，2019b），而非巩固英美等国家的语言文化霸权（Ishihara，2019）。

我们在此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探讨英语教学的语言目标和非语言目标。具体来说，我们主要从本族语者规范和职业／专业英语教学探讨英语教学的语言目标，从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思政素养等方面探讨英语教学非语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