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二：《人世间》

民间伦理法则与史诗性书写

说一点不好意思的实在话，收到朋友寄来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1月版），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或许与作品那长达百万字的篇幅所形成的压迫感紧密相关，即使如我这样日常以阅读长篇小说为业的专业读者，面对如此一部皇皇巨著，竟然也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理，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打开这部作品。然而，一旦我真的打开这部多达一百一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不无惊讶地发现，《人世间》其实充满了十足的思想艺术魅力。小说的阅读过程可以说是越读越有滋味，渐入佳境。就这样，在不无认真地先后阅读了两次之后，得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这部耗费了梁晓声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不仅可以被看作是梁晓声迄今为止思想艺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而且也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坛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长篇小说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正因此，对《人世间》展开相应的思想艺术深度分析，也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放眼当下时代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我个人认为，从文体的角度，最起码可以把它们区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这样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中国本土的艺术传统相关联，乃是一种具备海纳百川包罗万象般阔大气象的，具有类似于‘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我更多地采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至于所谓‘现代型’，则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切体认。从其基本的美学艺术追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不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再追求人物形象的众多，不再追求以一种海纳百川式的理念尽可能立体全面地涵括表现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与此相反，在篇幅体量明显锐减的同时，与这种‘现代型’长篇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极有可能是深刻、轻逸与快捷这样的一些思想艺术品质。唯其因为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与现代生活，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匹配，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界定命名为一种‘现代型’的长篇小说。”[1]倘若我们承认以上看法还有那么一点道理，还能够成立，那么，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毫无疑问可以被归入到“史诗性”一类，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优秀史诗性长篇小说。

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人世间》所具备的“史诗性”，所依循的理论标准来自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相关论述。然而，借用洪子诚的相关论述来衡量评价梁晓声的《人世间》，唯一可能引起争议的就是第四点，即“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一般来说，一旦提及英雄，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战争，似乎只有在那血雨纷飞的战场上才能够产生所谓的英雄。但现在看来，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是多少显得有点狭隘了。我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相对于非常态的战争，更长的时段恐怕还是处于常态的和平时期。既然人类更多的还是生活在一种常态的和平时期，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常态的和平生活阶段，是否也同样会有英雄生成。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只要是拥有相对丰富生活经验的朋友就都知道，在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要想做一个超乎于一般生活之上的英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很多时候，当历史形成了一种浩浩荡荡的蛮力向某种未必正确的方向涌进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幸掌握了真理并且有足够的勇气与这历史的蛮力相对抗的个体，就绝对称得上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这一方面，曾经逆当时的历史潮流而动，但在事后却被充分证明的确属于真理拥有者的林昭与张志新，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生活英雄。也因此，我们一定要设法破除只有战场上才会有英雄生成的狭隘观念，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把那些日常生活中敢于逆错误的历史潮流而动的个体，也全都理解为生活英雄。如果我们以上的英雄观念可以成立，那梁晓声的《人世间》中“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这部先后出现过四五十位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周氏三兄妹中的大哥周秉义，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和平时期的生活英雄。

虽然小说一开始所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初叶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贵族被迫迁居到远东大城市A市的故事，但严格说起来，第一章的内容不过是小说的序幕。整部《人世间》主体故事的起始时间，是第二章故事发生的1970年代初期，具体来说，也就是1972年那个寒冷的冬季。从这个“文革”的中间时段开始，一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说差不多达到了半个世纪的长度。作家梁晓声对一个出生于A市著名的贫民区光字片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英雄周秉义的人生书写，自然也是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的。作为市一中高三年级的优秀生，他原本是一门心思要考大学的。没承想，他的大学梦想却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变成了泡影。“上山下乡”运动前，身为“逍遥派”的周秉义，“除了躲在家里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 （上部，25页）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 （上部，26页）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周秉义的成长过程中，“上山下乡”前这一段与女友相偕并肩读禁书的地下读书活动，的确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启蒙作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有过“躲进小楼成一统”一般的阅读禁书过程，从自己的家庭中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精神营养的周秉义，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能够在“上山下乡”成为兵团知青后的第二年，就被“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大约也正因如此，等到周秉义要离家前往兵团做知青的时候，才会指着书箱特别郑重地告诉小弟周秉昆：“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下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遗憾的。” （上部，131页）事实上，在那个政治畸形时代，把爱情作为自己的精神宗教，不管不顾地追随“右派诗人”冯化成到偏远的贵州山区艰难度日的妹妹周蓉，之所以要专门写信给周秉义，也正是因为曾经在一起读过禁书的她，坚信自己那看似一意孤行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在大哥这里获得充分的理解。对于妹妹的行为，“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 （上部，180页）在当时持有相似的精神价值立场的周秉义非常理解，在那个“除了相信爱情”外不可能再相信其他什么的政治畸形时代，妹妹周蓉也的确只能万般无奈地把爱情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信仰。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周秉义也更多地把自己和郝冬梅之间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类似于精神信仰的东西，所以，面对在当时殊为难得的，可以参军成为原沈阳军区谢副司令员秘书的机会，他才会最终做出坚守在郝冬梅身边的选择：“他固然也是个鱼与熊掌想兼得的人，如果说郝冬梅是鱼，要获得熊掌必须失去鱼的话，那么他是那种立刻会对熊掌转过头去的男人。这与某些爱情小说对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些小说赞美始终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但道德律的禁忌并非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即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冬梅，如同基督教徒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圣经》。” （上部，298页）之所以能够养成如此一种习惯，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与郝冬梅之间其实有着太多共同的精神语言。唯其如此，他才会毅然在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爱情之间做出守护在冬梅身边的决定：“我未婚妻的父亲现在仍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而这不符合入伍的政审条件，所以我只有放弃此次难得的机会。” （上部，298页）说实在话，面对如此难得的，一个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周秉义的毅然选择放弃，一方面固然与那些爱情小说对他潜移默化的长期熏陶有关，但在另一方面，却更加充分地说明他对内心里的自我道德律令与正义感的坚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作家梁晓声才会借助叙述者的口吻，对周秉义做出这样的一些评判：“周秉义不是曹德宝（曹德宝是《人世间》中的一个人物），也不是于连，甚至没有弟弟秉昆那么一种蔫人的勇气。他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与皮埃尔。他本质上并不是那样的人，却很受这两个文学人物影响，在爱情方面尤其希望自己是绅士，很贵族。” （上部，309页）或许与天性紧密相关，实际上只是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的“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期一直头戴的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而设法适应。” （上部，311页）究其根本，梁晓声其实是在巧妙地借助这种方式给出周秉义之所以会显得那么“彬彬有礼”，会成为“不拘小节的平民”与“精神上的贵族”几个方面的原因。

周秉义作为一位性格鲜明的生活英雄，《人世间》中有关他的以下几个细节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身为兵团师部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想方设法帮助陶平摆脱了来自前女友夏季风的困扰。陶平与夏季风，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很快地，陶平以两人性格不合为由，主动中断了这种关系。没想到，不甘心的夏季风却由此而对陶平怀恨在心，竟然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陶平的日常言行对他进行政治陷害。面对着如此棘手的一个难题，周秉义在女友郝冬梅的倾力相助下，最终以病退为由帮助陶平摆脱困境，顺利返城后成了一名优秀的教师。饶有意味的一点是，在尽心尽力地想方设法帮助陶平的时候，周秉义内心里竟然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种多少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想法：“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与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怂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上部，326页）毫无疑问，这就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所谓潜意识的问题。尽管从表面上看，周秉义在帮助可谓是萍水相逢的知青陶平，但这一行为在无意识中传达出的，却是内心深处对弟弟周秉昆的一种牵挂与关心。如此一个看似旁逸斜出的心理联想，实际上却极大地丰富了《人世间》作为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内涵。

其次，是大学毕业已然成为国家干部之后的周秉义，曾经三番五次地拒绝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弟弟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一次，是周秉昆因为迫在眉睫的住房问题找到了大哥，他说：“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 （中部，188页）虽然内心充满着对弟弟的关切，虽然对周秉昆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但周秉义从自己一贯的为官理念出发，最终还是拒绝出面为弟弟说项：“今天我给你的话只能是一句，我不好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个弟弟——你只有自认倒霉！” （中部，189页）还有一次，是周秉昆为了好朋友赶超的事情央求大哥帮忙，没想到，原以为一定会出手相助的大哥又一次拒绝了自己：“秉昆说，据他所知，有几家医院正在私下招护士，希望哥哥能让赶超妹妹成为护士。她是护校毕业的，有各种证书。”“不料，秉义沉下脸说：‘你答应的事情你自己办，我帮不上那种忙。’” （中部，267页）对此，周秉义给出的理由是：“东三省一家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都面临转产，千千万万工人即将失业，你周秉昆帮得了吗？你那种哥们儿之间的忧虑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没心思管你的事！” （中部，267页）事实上，并不是周秉义没有人情味，而是说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为官理念。对于周秉义的如此一种为官理念，或者也可以说是他所坚持的人生原则，他的妹妹周蓉曾经给出过相当到位的理解与阐释：“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中部，223页）面对着听了这番话倍感惊讶的周秉昆，梁晓声巧妙地借助周蓉之口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无比热忱忘我地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 （中部，223页）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之后的周秉义，除了所谓党的利益之外已经不再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存在，抑或说，在他内心深处，党的利益或集体利益，是远远大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他个体的生命价值早已经完全融入了所谓党的或者国家的集体利益之中。他之所以会三番五次地一再拒绝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周秉昆和他的朋友，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唯其如此，知识分子周蓉才会对周秉义做出如此一种断语：“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时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不对人倾诉罢了……” （中部，224页）因为曾经和自己的哥哥有过长时间朝夕相处的机会，所以，只要是认真读过《人世间》的读者，大约便都会认同周蓉对周秉义的这样一种理解与判断。说到底，周秉义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位有着突出理想主义气质的党的信徒，或者说是政治的信徒。

无论如何，最能够见出周秉义生活英雄特质的一处核心故事情节，乃是出任A市副市长以后，主管城市住房改造的他对于贫民区光字片的积极改造。首先，一位从政多年的官员，竟然甘居人后地平调回A市来的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充分凸显出了他那只要能够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即可，根本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的理想主义政治信徒特质。其次，在进行拆迁改造的过程中，周秉义为了达到顺利拆迁的目的，曾经强力动员周秉昆以实际行动支持他的工作：“你们其实不相信我是吧？你们是我的亲人，我能让你们上当受骗吗？市政府支持的事能不靠谱吗？你们不要像别人一样只看眼前，两年之后那里会大变样！再以后，会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之后会成为本市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明白？光字片究竟有什么可留恋的？这里适合居住吗？” （下部，367页）在这里，借助于周秉义的这一番话，作家实际上达到了可谓是一箭三雕的多重叙事意图。其一，强有力的凸显出了周秉义意欲在A市的拆迁改造方面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其二，之所以选择周秉昆而不是其他人作为首选的拆迁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利用亲情容易做通工作，另一方面却也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丝借此合理机会关照一下多年在底层生活挣扎的弟弟的潜在意味；其三，通过光字片普通民众对于拆迁工作的观望与抗拒，作家更写出了当下社会民众对于政府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对于此种境况，叙述者不由感慨道：“拯救者一门心思工作，被拯救者集体等着看笑话、说风凉话；拯救者想要成功，还必须斗心眼，进行智力博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由于政府官员公信力存疑，这种现象就更不足为奇。” （下部，368页）

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周秉义一番抱病工作的积极努力，到最后，不仅是光字片，即使是整个A市的城市拆迁改造工作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带有鲜明悲剧意味的一点是，即使是如同周秉义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徒，一位踏踏实实工作的中共领导干部，到最后竟然也还会因为被人诬陷而被迫去接受调查。虽然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一番调查的结果只会更加证明周秉义的正义与清白，但周秉义那一番充满失败感的人生感慨却依然格外令人深思：“即便在落魄时代也不失淑女风范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下部，409页）我们都知道，到后来，周秉义乃是因肺癌晚期不治而去世的。但在导致他罹患肺癌的诸多因素中，因政治理想受挫所致的郁郁寡欢情绪，其实也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放眼当下的现实生活，如同周秉义这样一类国家干部形象，恐怕也不在少数。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全身心投入工作，另一方面却因为社会大环境的缘故最终壮志未酬，只能够万般无奈地陷入一种落寞寡欢的精神状态之中。因其壮志未酬，所以“周秉义们”的人生悲剧性质便非常突出。某种程度上，周秉义悲剧性的人生道路，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那位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无休无止地推石上山的苦役，悲剧色彩十足。政治信徒周秉义意欲实现政治理想而最终不得，其悲剧色彩同样不容否认。由以上论述可见，周秉义无疑是一位日常生活中带有突出悲剧色彩的生活英雄。如果说周秉义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生活英雄，那么，长篇小说《人世间》的“史诗性”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为一部具有明显“史诗性”特质的长篇小说，梁晓声的《人世间》中一共出现了多达四五十位的人物。众所周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艺术要素。尤其是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能否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若干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乃是衡量其思想艺术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关于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著名作家白先勇曾经发表过格外精辟的看法：“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2]倘若我们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梁晓声的《人世间》，那么，所得到的答案就一定是肯定的。四五十位出场人物中，有很多都给读者留下了相对深刻的难忘印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分别是周秉昆、周秉义、郝冬梅、周蓉、“水英妈” （即曲秀贞）、冯化成、郑娟、唐向阳、关铃、春燕、吕川、蔡晓光等。更进一步说，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他们三兄妹的存在，对于这部《人世间》有着更为重要的结构性意义。作为具有突出结构性价值的三位人物形象，三兄妹可以说构成了小说文本中三条贯彻始终的结构性线索。这一方面，周秉义面对弟弟所讲述的一段话可以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社会上复杂的事很多，有些事注定会反映在家庭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今后一个时期肯定会加大。咱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之间，既是手足，也有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征。我和你嫂子是调和主义者，周蓉有自由知识分子倾向，希望你那种草根阶层的脾气收敛收敛，不要把阶级斗争那一套言行带进亲人关系中。” （中部，469页）在这里，借助于周秉义的一番话语，梁晓声有意无意道破的，其实正是《人世间》艺术结构上的一大奥秘。具体来说，就是出生于同一个工人家庭的周家三兄妹分别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如果说曾经一度官至副市长的周秉义更多地与庙堂、官场或者说社会上层联系在一起，曾经一度担任过大学副教授的周蓉则属于带有一定自由色彩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属于所谓的“广场”，那么，不仅曾经一度在工厂工作，而且一直挣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周秉昆，就毫无疑问隶属于“民间”。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交叉并置在一起，自然也就使得这部《人世间》构成了一部多角度、多层面，全面呈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状况的优秀长篇小说。如果用一种更具准确性的话语来表达，那么，整部《人世间》所拥有的，实际上也就是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他们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伞状艺术结构。

尽管说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分别贯穿着不同的线索，但相比较来说，三条线索中更具重要性的，其实是那位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周秉昆。我们之所以要打破年龄顺序来谈论他们兄妹三人，正是为了强有力的借此凸显出他们在小说中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不同。虽然说三兄妹都属于贯彻始终的主要人物，但严格说来，梁晓声却没有平均使用力量。相对而言，作家着墨更多、占有更大篇幅的，无疑是周秉昆这一条结构线索。更进一步说，与周秉昆这一人物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民间本位的伦理价值立场。倘若我们承认当下时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被区分为精英写作与平民写作这两种不同的类型，那么，梁晓声毫无疑问属于平民写作的阵营。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精英写作与平民写作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恐怕也应该认识到，从基本的创作态势来判断，当下时代占上风的，仍是那些持有精英文化价值立场的文学创作。正因为这是一个精英写作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以如同梁晓声所持有的这样一种从一开始就有所坚持的平民写作立场，就更是显得有点难能可贵了。但在具体展开讨论周秉昆以及由他所代表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关注分析一下周蓉及其前夫冯化成这两位人物，因为他们展现出很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周蓉人性的大放光彩之处在于，她在“文革”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畸形时代，竟然不合时宜且不管不顾地爱上了“右派诗人”冯化成这样一位早已被打入政治另册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才有了发生在他们两位之间的一系列人生悲喜剧。在身边已有如同蔡晓光这样的干部子弟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年纪轻轻的周蓉，竟然能够逆时代的大潮而动，竟然可以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不仅爱上了冯化成这样一个“右派诗人”，而且还勇敢地追随他跑到真正可谓是蛮荒之地的贵州山区。这需要的，其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勇气。在周蓉如此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背后所闪现着的，其实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子。又或者，周蓉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深受她广泛阅读的那些文学名著感召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她爱上了“右派诗人”冯化成，毋宁说是她爱上了那种大无畏的爱情本身。正因为内心充满着对一种理想化爱情的强烈追求，所以，她才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管不顾地践行。令人遗憾的是，等到“文革”结束，周蓉考上北京大学，平反后的冯化成也一起返回北京之后，他却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了另一个面。仅通过一次看似寻常不过的诗歌朗诵会，生性敏感、叛逆的周蓉，就发现了丈夫身上不堪的一面：“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 （中部，105页）不消说，如此一种令人震惊的发现，让周蓉一时间倍感恼怒：“她是那种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真像有些人说的，她冰雪聪明，仿佛天生就拥有‘读心术’的本领。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从未发生过什么龃龉，过的是一种与名利完全绝缘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词典中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药——茶是不易享用的奢侈品。贵州产茶，他们却舍不得花钱买。夫妻俩身体都不好，药是家中必备。孩子和诗，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核心位置。孩子代表希望，诗是精神的维生素。那时，诗就是诗，写来也纯粹是诗，不可能有任何附加值。” （中部，105页）然而，随着艰苦生活岁月的逐渐远去，随着返城后冯化成社会地位的变化，他在暴露出沽名钓誉、不择手段的同时，竟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总是与其他女性厮混在一起。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在承认自己精神堕落的同时，他竟然还振振有词地给出了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理由：“我明白，只要我三年没有写新诗，人们就会彻底忘记我。或者，还能将我的名字与哪一首诗联系起来，但很可能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这个过了气的诗人，即使我实际上并没有过气。中国古代诗人们和他们的诗词将流芳百世，近代诗人和他们的诗也将被刮目相看。时代只给我们和我们的诗歌留了一道窄窄的缝隙，让我们暂时存在，而后自生自灭。别看现在诗歌还算热闹，但作为诗人，我明白自己的诗风太老派了，新诗正在积蓄力量，我这种诗人很快就会过气了。我江郎才尽了，枯竭了，激情耗光了，我快完蛋了……除了是丈夫和父亲，我再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怕这一天的来临，怕极了……” （中部，113页）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冯化成关于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的认识，尤其是对自我写作才华极有可能枯竭的那样一种莫名的恐惧，都有一定道理。但在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不管怎么说也都不应该成为他再三出轨的理由。说实在话，当年周蓉不管不顾地爱上“右派诗人”冯化成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得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曾经一度落魄潦倒的冯化成，居然会以如此一番振振有词的理由，从肉体到精神都彻底背叛自己。人生处境明显好转后冯化成的堕落，在某种意义上，不折不扣地构成了对周蓉当年人生选择的巨大嘲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局限于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冯化成这一很明显凝结了梁晓声某种独到发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

在数次三番地发现丈夫冯化成的出轨行为并屡劝不止的情况下，从来就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周蓉，所做出的选择，自然就是与他离婚，和他分道扬镳。没想到的是，过了若干年之后的 1990年代初期，女儿玥玥竟然稀里糊涂地跟着生父冯化成“流亡”到了法国：“因为与表弟之间的事一时想不开，任性起来，她就偷偷跑到北京找到生父，原本可能只不过是想向生父诉诉委屈和苦闷，结果不知受到什么影响，竟跟随生父‘逃亡’法国。” （下部，93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部具有长河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中，梁晓声已然规避了若干不能不规避的历史事件。尽管如此，对此仍有所不甘的梁晓声，通过玥玥追随生父冯化成“逃亡”法国这一情节，最终也还是旁敲侧击地对此稍有指涉。《人世间》之所以要特别设定冯化成的“逃亡”这一故事情节，其根本意义恐怕在此。既然女儿玥玥已然追随生父“逃亡”法国，那爱女心切的周蓉进一步追随玥玥想方设法来到法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关键在于，匆忙出国的周蓉，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这一出国，竟然一去就是十二年之久。等到她再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后了。亏得有第二任丈夫蔡晓光这样一位痴情男子存在，周蓉方才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处。实际上，这位对周蓉一直保持着难能可贵真情的蔡晓光，也很有一些可说之处。一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长期痴情地等待着周蓉的同时，却也同多位女性保持着很难为道德所容的肉体关系。对此，他自己曾经给出过一番貌似振振有词的说辞：“我是属于周蓉的。想当年她以我为幌子，真爱上的却是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二流诗人，也许连二流还够不上。当年，我无怨无悔……再后来，她因为女儿的事，一气之下匆匆出国。她至今仍非常爱我。一个男人如果指望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女人坚决与自己离婚，那不是白痴吗？而且，我也仍然非常爱她。她是我的文艺启蒙者。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她的家是我的三味书屋，她和她哥周秉义如同我的私塾先生。我俩精神上早已连为一体，灵魂上不可分开。但我到底是一个男人，生理正常，雄性激素还相当旺盛，咱们男人那种需要我也是需要的，有时候很饥渴。关铃她很理解我的苦楚，也很尊重我对周蓉的感情。人家除了需要一份感情慰藉，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 （下部，68—69页）难能可贵处在于，等到周蓉回国后，蔡晓光果然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所言不虚。也因此，蔡晓光的行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与当年冯化成的背叛行径相差无几，但从实质上说，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蔡晓光对周蓉的情感即使再真诚不过，也无法替代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无论如何，从法国回来后的周蓉，也必须解决自己的工作与生计问题。万般无奈之下，这位曾经的北京大学高才生，地方大学的副教授，竟然屈尊担任了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从当年义无反顾地追随冯化成的叛逆行为，到最后别无选择地成为一名中学数学老师。如此一种不无人生悖谬色彩的情节安排，多多少少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梁晓声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丝不屑与嘲讽。

好在，到最后，在周蓉退休后，作家网开一面地让饱经人世沧桑的周蓉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七月，周蓉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最初，几家出版社先后退稿，因为她完全是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万般无奈，她只好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请求帮助。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她还接受建议，将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 （下部，495页）但连同周蓉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一点是，小说出版后，竟然在社会上一时大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争议。对于周蓉小说大卖这一细节，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其一，周蓉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肯定极其充分地调动使用了自己的人生成长经验。“修辞立其诚”，从小说标题“我们这代儿女”来看，其中的核心内容，肯定是对周蓉、周秉义与周秉昆他们这一代人复杂人生经历的一种真切纪实。其二，很大程度上，梁晓声的《人世间》的核心内容，也是对周氏三兄妹复杂人生经历的一种真切纪实。从作家特意把周蓉的《我们这代儿女》的创作状况安排到主体故事结束后的“尾声”部分来判断，梁晓声其实是要强烈暗示读者，《人世间》与《我们这代儿女》之间，有着互文关系。直截了当地说，周蓉所创作的《我们这代儿女》，其实也就是梁晓声的这部《人世间》。在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以如此一种不无先锋意味的“元小说”方式进行自我指涉，所隐约透露出的，其实是梁晓声内心深处对这部作品的一种按捺不住的自我期许。也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代儿女》理解为《人世间》的一种别名。

然而，尽管梁晓声特意安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蓉创作了曾经大热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但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作为一位平民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梁晓声自己其实还是站在了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周秉昆一边。他所持有的，乃是一种以民间为本位的思想价值立场。在《人世间》中，我们时不时就会读到这样一些带有议论性色彩的叙事话语。比如，关于人情关系有这样一种表达：“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种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丑恶的人情关系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有多少人情可言。” （中部，194页）如此一种议论，其立足点很显然是民间立场。再比如，关于唐向阳及其校长父亲的一段议论性话语：“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四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 （中部，197页）人到底依照什么标准才可以被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与坏人各自的人生遭遇究竟存在着什么区别？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推理逻辑，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以上这种看法所具有的突出民间伦理色彩，都无法被轻易否认。与此同时，我们也还注意到周秉义曾经对周秉昆有过这样一种指责：“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个界定法！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别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中部，247页）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但置身庙堂的周秉义与身处民间的周秉昆之间的差异却已经凸显无遗了。事实上，通过周秉义的指责而得到充分证实的，反倒是周秉昆这一人物身上有一种无可否认的民间色彩。究其根本，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人世间》最终落脚到周秉昆的那种结尾方式：“他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有做得多么好。” （下部，504页）从最早的木材加工厂工人，到后来的酱油厂工人，再到后来误打误撞地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一直到最后合伙开办一家酒楼，身为小老百姓的周秉昆，一直摸爬滚打在社会底层。梁晓声不仅借助周秉昆的视角打量、观察现实生活，更是强有力的凸显出了民间的思想价值立场，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周秉昆这一人物形象在《人世间》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那种民间价值本位立场，更多地从周秉昆及其妻子郑娟的一系列人生行为中体现出来。比如，青年周秉昆对真正可谓是萍水相逢的郑娟一家的救助。小说伊始，就写到了周秉昆受瘸子他们的委托给郑娟一家送钱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当周秉昆曾经一度为此而犹豫的时候，郑娟的盲眼弟弟竟然跪在了他的面前。正是这一跪，促使周秉昆对人生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认真而严肃的分析：“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上部，99页）之所以会是如此，乃因为郑娟一家人的艰难处境让他生成了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就这样，在“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上部，99页）正是在这样一种悲悯情怀生成的基础上，生性善良的周秉昆决定不管不顾地向郑娟一家伸出援手：“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瞎少年，自己要配那瞎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上部，122页）就这样，出于一种朴素的民间伦理立场，周秉昆不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给郑娟一家送钱的责任，而且在瘸子他们出事后，他竟然还自己承担起了这一重大的责任。其实，认真地想一想，除了周秉昆救助郑娟一家，不管是郑娟在关键时刻对于周秉昆母亲的悉心照料，抑或是周秉昆、赶超、国庆、吕川、曹德宝几位好朋友类似梁山好汉那样的彼此互助，皆可以被看作是民间价值本位立场的突出体现。

但在行将结束本文的全部论述之前，不管怎么说都必须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潜藏在故事情节背后的“反”或者“非”的进化论叙事逻辑问题。《人世间》共由三大卷组成，上卷的时间背景是1970年代，中卷的时间背景是1980年代，到了下卷，时间背景就变成了二十一世纪以后。与这三个时间背景相对应的社会时代，分别是“文革”、“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实际上，只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排列，你就应该敏感地意识到我的担忧所在。我所担心的，正是一种类似于“芝麻开花节节高”式的社会进化论的叙事逻辑的阴魂不散。庆幸处在于，梁晓声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规避了如此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叙事陷阱。一方面，赶超的一段说法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呗，怎么，要问罪啊？想当年咱们的老爸老妈都一样，过的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如今，我们过得是一元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文革’结束快三十年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社会进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可物价也涨了十几倍了！你当然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过日子的难劲儿，你现在的吕川哪里体会得到！” （下部，283页）尽管这段话充满了对已然升入高位的吕川的抱怨，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赶超道出的，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境况。只要认真地读过这部《人世间》，你就不能不承认，这也正是梁晓声所描写展示出的社会实情。说实在话，能够超越社会进化论思维，能够以如此一种“反”或者“非”进化论的逻辑来建构《人世间》这样一部具有长河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是作家梁晓声极其难能可贵之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能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也的确是够难为梁晓声的了。即使仅仅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应该向梁晓声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当代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释

[1]王春林：《多种艺术类型的兼备与共存——对2018年长篇小说的一种理解与分析》，《中国艺术报》，2019年1月。

[2]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