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马立群 2019）。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周振鹤　游汝杰 2001）。无论是思想活动，还是道德活动，抑或是审美活动，都是人类以语言方式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层面把握，人类的每一个有意义活动都是在语言中得以实现（邓伯军 2017）。此外，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多样性语言，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蔡晨 2018）。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生活本身的状态、发展以及族群双语生活的冲突和调试等，与社会现实、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王倩　张先亮 2015）。因而语言生活构成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直接现实，和谐语言生态建设应该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农村的语言生活总体上是比较和谐的，但在社会发展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语言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唐智芳 2013）。一方面，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农村地区的双语生活变化加剧，语言之间的接触和语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应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另一方面，伴随国家推普工作的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语言共同化的需求，方言在农村地区的语言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在使用中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等问题日益凸显。但方言作为一种基于特殊地域环境与历史传承而形成的语言变种形式，承载着该地域的传统文化与民风民俗，维系着当地人民的语言交流和情感沟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夏先华 2019）。赵秀玲（2018）认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要在文化向度上有正确的站位和定位，需要辩证地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离不开在保护传承基础上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从文化资源角度重新审视地方方言在繁荣农村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如何从文化多样性角度重新认识地方方言在农村社会中的社会价值，已然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学界普遍意识到，保护地方方言对于传承地域文化，维护地区文化多样性，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呼吁要通过“方言—普通话”和谐语言生态建设来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曹志耘 2021）。

教育部和全国妇联于2019年联合颁布通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深入宣传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和知识”“增强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形成家校协同育人机制，营造儿童健康成长良好环境”。儿童作为人生初始阶段，其思想行为能够影响社会生活变化并可作为有益借鉴来预测社会发展趋势（蔡晨 2016）。农村儿童是乡村繁荣的未来发展希望，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未来中坚力量。他们通过当地方言的习得，增进对当地社会生存现实的理解，获得对农村社会独有的生态秩序、心态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认同。但当前农村的语言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儿童已不能像祖辈一样在自然环境中习得他们的母语。同时，“离农”和“为农”的教育取向争议也使农村的方言教育陷入两难境地。针对农村儿童群体的方言生活危机，如何通过家庭领域或学校领域的方言教育来更好促进他们的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书研究以浙江省温岭市的若干农村为个案研究，通过将农村儿童置于生活世界中心，深入研究他们当下方言生活的失衡性表现和方言习得主要路径，突出解决方言教育对方言生活的影响机制问题，以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善新时期农村儿童的语言生活研究，服务乡村语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