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在传播的视域中考察中华礼文化

我与张兵娟教授的相识，源于2017年11月。那时，她来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专委会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学术年会。当时，我借助年会召开的便利条件，在会议上组个华夏传播研究分论坛，张兵娟教授积极参与了这个分论坛。在此次会上，她主动找上我，说是希望大家一起做华夏传播研究，我十分高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了让同行更好地交流，我特意在会后专门安排了一次华夏传播研究的专题座谈会。潘祥辉、姚锦云、李红、王仙子等人都参加座谈会，畅谈了研究心得，展望了联合开展学术研究的未来。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华夏传播研究成为继20世纪90年代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和传播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全国性华夏传播研究之后的21世纪又一次全国性有组织地推动华夏传播研究的新起点。此后华夏传播研究的同行者便积极联合开展了全国性学术会议，创办刊物等一系列活动，例如先后在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江苏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和工作坊。其中，尤其是2018年9月，我们在江苏金坛茅山脚下召开了“华夏文明传播与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华夏传播研究会（全称“华夏文明促进会传播研究专业委员会”），从此，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便有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张兵娟教授不仅说了，而且也做到了。她非常积极参与华夏传播研究工作，不仅举办了2019年4月13日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届“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工作坊，而且主持了《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礼文化传播研究”专栏，还为《华夏传播研究》提供过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并经常为研究会工作建言献策，可以说为推动华夏传播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兵娟教授是位很有情怀，又很执着和认真的学者。她认准了礼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礼文化对于促进华夏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她就积极组织团队，撰写论文，申报各类课题，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开拓出华夏传播研究中有特色的研究领域——“礼文化传播”。当下，同行一提到礼文化传播，就会联想到张教授，这就是她的成功转型的表现。她担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之前在电视台工作过，而且在电视台之前，还当过医生。她的经历真是传奇！经过与她多年的来往与交流，我越发明白她转型成功的奥秘在于她一贯的认真，一贯的热情，一贯的谦虚，一贯的勤奋，一贯的团队合作精神……一言以蔽之，她自身的生活与学术研究活动便是中华礼文化传播的生动实践。她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在学术界颇为活跃，又独树一帜。我很荣幸能够一同见证了她在礼文化传播领域崛起的历程，尤其是见证了她如何兢兢业业地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以及项目最终成果的鉴定。现在她的著作就要出版了，她嘱咐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因为她还先我之前为我主持的《华夏礼乐传播论》一书撰写了序，我就更没有理由推辞了。

众所周知，早在1986年，厦门大学的黄星民教授就以“初探礼乐传播”为题，撰写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开创了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礼乐文化的先河。不过，直到21世纪初，黄星民老师才将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经过修订后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上，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现在，张兵娟教授继续扛起礼乐传播的大旗，又着重在“礼文化传播”这一方向上深耕，并将礼文化传播与孔庙、牌坊、影视剧以及中西礼仪之争等问题结合起来，逐步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在我的心目中，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因此从礼文化角度来探讨其与儒家和道家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礼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礼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礼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等，能够为深化探讨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在全球化的今天，礼文化的传播研究不仅关乎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需要传播学者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彰显中国礼文化特质，进而建构起适合当代人生活的礼文化体系。为此，我借张教授大作即将出版之际，谈谈我的一些心得体会，以期更多的同行能够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并在国际传播之中大力推广中华礼乐精神，以为这个充满不信任的国际社会提供安定稳定的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案。

一 以礼文化为桥梁探究儒家与道家

如果把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比作一片海滩，那我只是海滩中一角——华夏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捡贝壳的小孩。沙滩上各种各样的贝壳让我流连忘返。华夏传播研究是余也鲁、徐佳士、郑学檬、黄星民、陈国明、邵培仁、吴予敏等一批海内外前辈学者开疆拓土而成的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在我看来，该领域是以以儒道互补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传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诠释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原理与方法为手段，来建构出一套中华文明传播智慧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体系，最终呈现为能够与传播学欧洲学派、美洲学派相媲美的“中华学派”。

儒道两家学说如同太极中的阴阳，是互补共荣的关系，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极高明，道中庸”的和合智慧。这种不走极端，不唱高调的生存智慧和交往智慧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绵续不绝。儒道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而这个交集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礼文化”。在我看来，儒道两家在礼文化方面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只有充分把握儒道两家礼文化思想，才能深刻全面地理解中华礼文化，道理很简单。儒家主要从正面强调了礼对社会秩序的规定性，遵礼是社会差序格序形成与稳定发展的基本法则，破坏了礼，社会就会陷于混乱之中。而道家则主要从反面指出礼的局限性，早在春秋末期，老子就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观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礼的规范并不可靠，礼有可能沦为工具，成为尔虞我诈的武器。当然，礼也是不可废的。老子也有“战胜，以丧礼处之”之说。总之，礼的运作背后要有“道”的规约，否则，就会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礼。因此，礼的作用应当放在国家的顶层设计来思考，使之成为社会运作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全部。可以将礼与德、法相结合，即一端与法融通，以法来规约礼的实施；另一端与德相融合，强调人的自身品德修养，以体现礼之“义”。

因此，儒道两家的礼文化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况且，道家源于史官，而史官又是精通礼文化的。当然儒家源于司徒之官，其学派的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精通礼仪是其特色。或许正因为礼文化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儒家发展了一套繁文缛节，既维护了社会秩序，有时又束缚了社会的创造力与流动性。而道家以社会冷静的旁观者姿态，能够弥补儒家之弊。儒家的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与道家厚德载物的阴柔之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华礼文化最深层的思想品质。

此外，儒道两家都有着丰富的内向传播品格。换言之，道家有以见独为特色的内向传播观，儒家有以慎独为特点的内向传播观，那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道家之所以为道家，乃在于其以道为上，以道为尊，而且这个道主要指的是天道，客观自然之道。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乃在于其以仁为上，德高为尊，而且儒家的道主要指的是人道，人伦礼教之道。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根本取向的差异，儒道在内向传播观上是有着显著差异的。在我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曾以《作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暨南学报》2016年第10期）和《新子学之“新”：重建传统心性之学——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人文杂志》2017年第5期）为题分别集中诠释了儒家的“慎独”与道家的“见独”两种不同的内向传播观。其共同点在于贯彻中华文化的“内求诸己”的思想倾向，不同点在于儒家强调追问的是自我内在的德性，以维护自己本性的善良；而道家注重的回归的是自我内在的本真，以防止有为污染了自己纯真自然的心性。因此，相比较而言儒家的“慎独”，倾向注重人在独处时候依然能做到如人前一样，不欺暗室；而道家的“见独”，倾向通过人欲的消融，而使自我处于与道合具的状态，即做回自我，而不以社会的价值干扰了天真的性情，也就是说“见独”即“现独”，现出心中的太阳（即大放光芒的“道”），道家认为有了“道”，就能“虚静生白，吉祥止止”，即内心祥和安宁，大放光明，明白四达。

如果就儒道内向传播与礼的关系而言，儒家的“慎独”在精神实质上讲究的是约之以礼，即以礼的规范要求来修身，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人将社会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从而自觉自愿地控制自己的视听言动，以求做到谦谦君子，文质彬彬，诗书礼乐无所不通，甚至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圣人境界。而道家的内向传播则注意的是自然，不讲究将人文的“有为”即仁义礼智信“五伦”作为价值标准，使人不得开心颜。这当然不是说道家不要礼，只是道家的“礼”，只是“道”在人间的落实，是短暂的，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当道与礼有矛盾的时候，舍礼而就道。礼毕竟是有形的，工具性的，而道是无形的，终极价值性的。礼，对于社会人而言，还是要遵守的，但不应让礼成为进道的障碍。当然，对道的敬畏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本质上的“礼”，换言之，只有礼敬大道，道就能御礼而使礼成为进道之阶。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儒道两家可以对话的共同点，只是各自独色而已。

二 以礼乐传播论促进中华礼乐文明返本开新

礼制是礼文化的制度化表达。礼文化包括礼物、礼制与礼义三个层面。礼物是体现礼文化的一些物件，包括祭礼中的礼器，也包括迎来送往中的礼物。而礼义则是礼的精神层面，即礼通天地的精神追求。祭祀之礼仪传达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实现天地人三才相合的一种仪式，成为凝聚共识，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基本手段。张兵娟教授把祭祀称为古代公共传播活动是有见地的。祭祀等各类仪式可以说是一种加强族群凝聚力的核心方式，在当时还缺乏现在大众传播工具的时代，仪式何尝不是古代的大众传播手段。因为通过这种礼仪的定期、多层次地举行，就如同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的一次次播报，也一样发挥传递信息、协调社会、共享意义、共同娱乐等功能和作用。

当代的中国，国家通过清明、端午等节日放假，也通过祭孔、祭炎黄等形式来表达对先祖的敬意，也让民众都能够参与各类礼仪中去，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体验作为中国人的荣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礼文化在当代能够也应当继承创新。

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期，当时人们急于实现现代化，错误地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礼文化是封建的、落后的，甚至提出“礼教吃人”的看法，都应当抛弃，扫入历史垃圾堆。当然，当时也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直坚守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具有普适价值，能够克服西方资本扩张带来的邪恶。

现在的中国日益找回了文化自信，正努力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是我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礼文化自然容易得到更为客观公正的对待。当前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各种传统礼俗正在复兴。相信只要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来继承与发扬包括礼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过往对礼文化等极端化的做法，都会得以修正，都能够辩证发展地看待。比如张兵娟教授提到的牌坊。牌坊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正面积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用现在的话语讲，就是弘扬社会主旋律。只不过，当时的主旋律是礼义廉耻。当代的主旋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牌坊一方面作为历史遗存，值得我们珍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继续发扬牌坊的教化功能并以新的形式，比如通过表彰各类先进，以国家荣誉的方式，使历史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显现时代新意。

进一步而言，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即祭祀之礼为吉礼，冠婚之礼为嘉礼，宾客之礼为宾礼，军旅之礼为军礼，丧葬之礼为凶礼。概而言之，可分为政治礼仪与生活礼仪两大类。而实际生活中则更为复杂，以至于人不堪其烦。墨子于是从儒家出走，自创门派，并撰写了“非乐”“节用”“节葬”等篇批评儒家礼仪之繁琐。《礼记·中庸》也有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然而，礼仪趋于简单化是大势所趋。因为《说文》有言：“礼者，履也。”礼是一种生活实践，也就是说应当要服务于生活，让生活更有质量，更加快乐。而过多礼节则反而会伤害礼的本义。“乐”的情况也类似。不过，古今礼乐的不同在于古代的礼乐更注重的是敬天保民的神圣感与政治权威的仪式感；而当代的礼乐则更侧重娱乐休闲。然而，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在当代如何继承发扬礼乐文明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完全抛弃传统礼乐文明，中华文明有失根的危险；而简单地复归传统礼乐文明显然也不合时宜。总体而言，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应当继续发扬，即对社会秩序的敬畏，对礼法的敬畏。在尊重人格平等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应当保留对长幼尊卑的传统差序格局的必要尊重，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民为邦本，爱民如子等合理的内核不应简单否定。当然，礼乐文明的形式则可以日新月异，可以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开创未来，不断丰富发展中华礼乐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乐文明在当代也就需要返本开新。

那么如何来返本开新呢？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指明了努力方向：“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的理解是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应当注意学术主体性，都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而不要从理论，尤其是从西方理论，出发，要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传播学界近年来逐渐意识到传播学科的产生本身是冷战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与西方的传播学在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一定要确立中华文化立场，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来探讨中国人的沟通观念与沟通实践，努力让传播学说中国话，即用中国话语建构中国理论，解释中国五千年文明延续的原理与机制，当然也可以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合理部分，即培养“全球传播视野”，在不断对话中，增强自身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华夏传播学的建构正是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它是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索五千年来中国人一脉相承的交往方式与交往观念，努力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传播实践，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礼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夏传播学着力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张兵娟教授近年来提出的“中国礼文化传播”的研究可谓独具匠心，很有研究特色。中国礼文化不仅是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基本模式，是中国人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与根据，自然也是传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把握好中国礼文化传播的内容、原则与方法，是加强华夏传播研究的重要抓手。厦门大学的黄星民教授在《礼乐传播初探》一文中探讨过礼乐传播的模式，并视礼乐传播为中国古代的大众传播形态，其见解独到深刻。厦门大学的华夏传播研究团队也将继续在“礼乐传播”方面用力，力争打造出反映中国文明传播理论的独特样态之一——礼乐传播论。如此，彼此呼应，中国礼文化传播一定能够成为华夏传播研究中最为亮眼的研究成果之一。

三 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彰显中国礼文化特质的魅力

中华五千年，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其内涵就是礼仪已然生活化了，如同当今社会信息化和媒介化一样，礼仪就像社交媒体的使用一样，处处时时都在展现着，这也是我们认为礼乐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形态的理由所在。那么，礼仪在古代国家交往中有哪些独特之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上充分明了礼仪在国家交往中是一种政治传播手段。或者说，礼仪在国家交往中具有通约性，是各个国家应当共同遵守的，自然也是道义所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定公和齐景公相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东南），孔子以傧相身份与鲁定公一同赴会。会上，孔子以娴熟的礼仪三次击退齐人的阴谋。其一，齐人欲以兵劫鲁公，孔子斥责这种行径说：“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迫使齐景公不得不中止企图。其二，在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故意加上一条有损国格的苛刻条件，即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齐国，就要按此盟誓惩罚。孔子随机应变，对等地提出，如果齐国不归还占据鲁国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鲁国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惩罚。事后齐国果然归还了一些土地。其三，会盟后，齐景公要设享礼来款待鲁定公，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羞辱鲁定公，因为享礼是犒劳参会下人的礼仪，而不适用于庆贺会盟成功的礼仪。精通礼仪的孔子，就当即指出，像牺尊和象尊这样高贵的礼乐器具是不出国门的，而且钟磬不能野外合奏，现在设享礼而全部具备牺象钟磬，这是抛弃了礼仪。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是国君的耻辱。而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因为礼仪是用来光大名声的，马虎不得。于是，最后果然就不设享礼。于是对鲁国而言，以礼仪维护了国家尊严，也使两国盟誓和好圆满成功。足见，礼仪是当时国家交往共同的行为规范，而遵礼而行又是国家德性名声的表征。这就如同当下国家元首正式访问他国时，他国需要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一样。

儒家曾表达过“人而无礼，不知其何”的思想，就是强调礼是人生活的基本规范，人是一日都不可以离开礼的。虽然时代已经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礼依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的尊严体现在能够知书达礼，以礼明进退，来规范自己的日常言行举止，如此，社会才会有序运作。所以，我认为在当代更应当加强礼文化的学习与传播。只不过，礼的内容与形式应当与时俱进罢了。

正如张兵娟教授所关注的那样，清朝时期一度有过两次比较大的华夏文明礼仪之争，我们当如何看待这种华夏文化对外交流现象呢？我认为，中西礼仪之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的一次正面冲突，在人类文明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我们有必要通过反思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为人类文明妥当地交流互鉴提供历史教训。这两次礼仪之争，一次是从明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到了清初，其内部不同教派对于中国教民能不能祭祖拜孔产生了巨大分歧，最终引发清廷驱逐传教士的结局发生，中西文明交流不欢而散；一次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访华，双方围绕觐见礼仪展开互不相让的冲突。当时的清朝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对使团带来的各种先进器物，不屑一顾，依然保持一副“天朝上国”的威严。而当时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英国使团亲身接触改变他们以往一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祸端。客观地讲，这两次礼仪之争未能使中国抓住了解西方文明的机遇，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西方文明，从而使自己丧失了主动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变革潮流，以实现近代社会转型的机会。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两次礼仪之争是因为礼仪不同，互不相让而导致的冲突，但究其实质，在全球化的早期，不同的文明该如何相处，中西都没有经验，都需要摸索着前进。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明都有惰性，或者严重些讲，都有自杀的方式。中国如此，西方亦如此。清朝政府当时的文明优势感与欧洲后来的文明优越感似乎有点神似。欧洲文明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人类最大悲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因素。而清朝自我感觉良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人类文明当如何交往呢，对此，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讲话中给出了答案：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他还强调，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增强文明发展动力。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礼仪文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时，应当彼此尊重各式的生活习惯，不强人所难，注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此外，当然也应当注意入乡随俗，克己复礼。将礼视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人相处的方式，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同时也努力形成一些共同价值和共通的礼仪，从而在“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不过，张兵娟教授在中西礼仪之争方面经过研究认为，西方的失礼或者说西方来华的交流本身动机不纯，或许本身是造成中西文明初次相遇不欢而散的更根本原因。

当然，我更关注的是在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背景中，礼文化传播在国际话语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今的世界虽然充满着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然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这个世界的主题。换言之，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矛盾斗争不断加剧的今天，究竟是西方的文明冲突论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问题，能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方案，还是中国的文明共生论能够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中国方案？引起我们的深思。东西方的文明诚然是有差异的，“物之齐，物之情也”，文明亦如是。文明不强求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因为文明都应当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交流互鉴的。文明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因为人心知定，知安。每一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进步。西方文明的外显与东方文明的内敛，形成显明的反差。东西互补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

中国礼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世界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礼文化的精神在于“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社会运用，讲究的是和谐共生。文明有相互竞争的方面，但文明更有合作的方面。礼文化也是，礼从根本上是为了让人更有尊严地生活，因此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域，礼的表现形态不一。在国际话语体系的竞争中，礼文化的有礼有利有节的精神，本身是世界和平安宁当由世界人民共商共建共享的共生精神来共同维护的，因此高举礼文化传播的旗帜，是中国以文明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应有的做法。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可沟通的，古老而文明的中国。当然，从根本上，也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这种礼文化的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进而走近中国，携手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出一套适合当代人的礼文化体系

国学热与文化复兴潮流诚然是时下热门的话题。一种潮流与时尚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下的这一次国学热，将来核心是世界竞争已然进入了文化竞争时期，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实力中的关键因素，文化贸易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与韩剧都成为它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那么我们中国终究不能让宫廷剧，抗战神剧充斥我们的影视节目，我们应当有《国家宝藏》《大国重器》《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文化走进百姓的心坎，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体现。

传统文化自然是要适应现代社会，才能行稳致远，只有能够时代化的、大众化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生活。也就是说，让百姓深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真正成为文化传统，才能活出我们文化的精气神。就“礼”这种文化形态而言，还得要从长计议，要从娃娃做起，形成一整套对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有指导意义的礼仪。当然，不能仅仅是《三字经》等蒙学经典的诵读，而是通过一些小故事，让孩子明白如何做人才是正当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树立知书达礼是做人的尊严的意识。当然，领导干部和家长更要做表率，各行各业都形成各自简单易行的礼仪规范，并努力使大家乐于效法，实践，我们礼仪之邦的美名才能再度高高扬起。

既然礼文化传播在当代有其时代价值，那么“礼文化传播”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呢？我认为，自然首先要识礼，懂礼，行礼。也就是说，首先要准确地明白我们的先人形成了哪些礼仪，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内涵是什么，礼文化经历了哪些变迁，又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礼仪是如何发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即如何让社会、个人与文化在礼仪中实现融合发展的问题，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够指导当下的社会当如何扬弃我们的礼文化，建构出适合当代人生活的礼文化体系，从而以继承和发展的方式让礼仪重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就是说，礼文化传播当注重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让古老的礼文化重焕光芒，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典范。

而就如何建构礼文化传播的理论体系而言，我认为，“礼”确实从场域的角度加以研究，即礼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将礼作为媒介域来展开研究，这一点张兵娟教授已经有所提及。要建构体系，自然是要从礼文化自身的体系来自然地延伸，首先，是礼俗，礼文化的社会生活基础，婚丧嫁娶等具体的礼俗可以形成一些有通约性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可以效法朱熹曾经改革礼仪而成《朱子家礼》，后来就成为社会普遍公认和遵循的新时代礼俗，甚至影响到东南亚一代，当代，应当有新时代的礼俗，这一点需要国家与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其次，是礼制，要形成一些国家层面的各类祭祀大典，如祭炎黄二帝，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等，以实现上行下效，在制度层面形成一些社会必须效法的礼仪制度，从而既继承文明，又开拓进取。最后，是加强对礼学的研究，包括中国礼学对儒教文化圈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礼学，从而使礼学成为一门世界显学。其意义在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为规范层面的中国方案。

回到张教授的课题研究成果，应该说是非常扎实系统了。其成果鉴定最终为“优秀”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研究无止境，礼文化传播研究也不是到此为止，学者们还可以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更系统指的是要对礼文化有充分全面的把握，对礼文化的历史损益有清晰的把握，对礼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全面系统的理解与展现。所谓更深入指的是，要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彰显中国礼文化的特质，不能仅仅局限于牌坊、孔庙、汉服等这些具象的礼，更关键的是要探讨出一套如何让知礼，懂礼，用礼成为一种高尚的社会行为，成为社会乃至国家共通的行为规范的设计，使礼文化精神深入国人的骨髓，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当然，这很难，也不是一个课题所能完成的，只不过，我们共同以“虽不能至，心想往之”的求索精神，共同以学术报国，让我们和我们的学生能够率先履践中国礼文化，从我做起，中国礼文化传播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时尚，到那时也一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共同奋斗吧。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