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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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和框架

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特别重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哈罗德和多马最早将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模型化处理,各自独立提出了所谓“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Harrod,1939)[3]假定长期居民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例均保持固定比例,从而可以计算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索洛(Solow,1956)[4]和斯旺(Swan,1956)[5]引进了连续可微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放弃了不合实际的固定比例假定,并引入一个附加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建立了索洛—斯旺模型,将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拓展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成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基础。

索洛—斯旺模型及其扩展和修补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往往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分析和预测结果。此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形成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其中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构建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以及Lucas(1988)、Rebelo (1991)、Caballe和Santos(1993)、Mul-ligan和Sala-i-Martin (1993)等人构建的人力资本模型是典型代表,通称第一代的内生增长模型,一般采用 Y=AK 形式的生产函数,避免了资本收益的递减趋势。[6]

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抛弃了完全竞争的假定,将有目的的R&D 活动和不完全竞争引入模型中来,因此也叫做基于创新的(innovation-based)内生增长理论。[7]Aghion和Howitt[8]将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分为两条平行研究路线:一条是以 Romer (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为代表的产品多样化模型,另一条是以 Aghion和Howitt(1992)为代表的熊彼特模型。

从上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发展脉络来看,将经济增长动力归因于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是常规做法,也就是说主流范式主要从要素维度研究经济增长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尤其对于较大规模、较长时段、较为稳定的经济体而言,往往能够得到比较准确到位的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不过,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系统稳定性较弱、边界开放且要素流通难以准确计量的经济体,如大部分的城市经济体,仅仅基于要素维度的动力研究往往得不到满意结果:要么要素计量准确性不够,导致研究结果存疑;要么研究结果过于宏观或简单,难以与中观甚至微观政策形成有效对接,政策意义大为弱化。

有鉴于此,本书在坚持传统的“要素维度”来研究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增加了“产业维度”和“需求维度”来进行同样问题的研究,并对三大维度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综合,得到比较丰富、生动的研究结论。

本书分为5章来进行阐述。研究框架见图1-3。

图1-3 研究框架

第一章“导论”,介绍了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相关理论,提出了以“要素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三大维度为重点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二章“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基于要素结构的分析”,在总结中心城市生产要素构成演化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深入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劳动力、资本存量、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变动特征,提出了在新常态下广州总体劳动需求将继续保持小幅增长,资本存量可望实现稳定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有望保持稳步提高。

第三章“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基于产业结构的分析”,在总结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中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产业结构变动特征,提出了新常态下广州产业发展呈现出服务业较快发展、农业发展保持稳定、制造业低速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呈现出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制造业和农业比重下降的态势,未来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迅猛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将逐步培育形成。

第四章“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基于需求结构的分析”,在总结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需求结构变动特征,指出新常态下未来广州经济增长需求侧动力仍是消费与投资,其中消费将继续稳定支撑经济增长,有效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起关键作用,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将保持一定水平。

第五章“新常态下增强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的思路建议”,从科技创新、投资、城市更新改造、人才、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消费、区域一体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十个方面提出了新常态下增强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的系列思路建议。


[1]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9/c_1113174791.htm)。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2014年12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11/c_1113611795.htm)。

[3]Harrod R.F.(1939).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The Economic Journal (193),193.

[4]Solow,Robert 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February,65-94.

[5]Swan,Trevor W.(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Economic Record,32(November),334-361.

[6]唐勇:《创新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综述》,《中外企业家》2013年第12期。

[7]唐勇:《创新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综述》,《中外企业家》2013年第12期。

[8]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彼得·豪伊特(Peter W.Howitt):《增长经济学》,杨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