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另一个星球
在苏珊对父亲去世后那段时间的记忆片段中，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气管和食管的区别吗？”——让我们对5岁的苏[122]·罗森布拉特（即后来的苏珊·桑塔格）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123]
其他记忆片段也显示了苏的心态。她记得桑尼叔叔把她带到很远的水域里，给她留下了轻微但持久的恐惧；她回忆起后院帐篷里的一只蜘蛛和疯人院地下室的尿臭味儿。[124]她的焦虑也可能体现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哮喘上。这种病经常是由情绪波动引发的，窒息的经历对一个成年人而言都是够可怕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更加可怕了：这是一生中各种疾病缠身的她患的第一个疾病。
在“哮喘病人反反复复做的被活埋的噩梦”[125]中，她又加上了一个，即她母亲毫无面对困境的能力。在一部未出版的小说化的回忆录中，她写道（只是把人名改了改），在她哮喘病发作期间，米尔德丽德“一直是极不称职的，她的女儿推开盖在身上的毯子，跪在床上，抬头拼命伸向天花板，以便能够呼吸；她连看着都无法忍受”[126]。
米尔德丽德都不能待在房间里。不过，她对苏珊的病也并不是漠不关心。1939年，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拖家带口——包括内莉和罗茜——第三次举家搬迁，这一次，一家人登上了一列开往佛罗里达的火车。苏珊关于这个阶段的记忆并不多，但其中一个是，她一路上都在问一个问题：“妈妈，你怎么拼写‘肺炎’这个词呀？”[127]
她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个夺走她父亲生命的无人能懂的疾病上——米尔德丽德曾这么告诉她：肺结核当时还无法明确诊断。但是，当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得知自己的病——和她父亲一样——是在肺部时，一定是惊慌失措的。尽管她几乎没有写过她这阶段在迈阿密海滩的经历，但在那里，她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肺部疾病，以及了解一个机构，那个将在她一生中一次次唤起回忆的疗养院。
对佛罗里达，她记得“椰树和模仿摩尔式建筑风格的灰泥装饰的白房子”[128]，还记得罗森布拉特奶奶有一次来看他们，奶奶告诉她没有什么圣诞老人。[129]
迈阿密潮湿的气候对哮喘病人不利，这家人因此在那儿只住了不到一年。1940年，米尔德丽德又拖家带口回到了纽约，他们在长岛的伍德米尔暂时落了脚。那里就是爱德怀德高尔夫球场对面——现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不过伍德米尔似乎并没有给苏珊留下什么印象。但在森林小丘——1941年米尔德丽德把家搬到此地——苏珊本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沃尔特·弗莱根海默年龄比苏珊大，他们俩是144公立学校的同班同学；苏珊在这儿上了五、六年级。在操场上，一个比他小的女孩上前跟他搭讪，问他和一个朋友是否参加了“智力超群儿童”项目。那个学年她来晚了，未能参加；当听到他们参加了时，她松了一口气。“我能和你们聊聊吗？”她问道，“因为我们班上那些小孩太笨了，我和他们聊不起来。”
苏很有趣，她的风趣吸引了这两个比她年长的男生。弗莱根海默说，他们成了朋友，而且吃惊地发现她比他们小两岁。“她在智力上当然和我们不相上下——而且我们都很聪明。”他们一起在操场上闲逛，还造访了罗森布拉特家，在那里，他们瞥见了“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士”，米尔德丽德，“比我熟悉的其他人家的母亲要时尚世故得多”。
“我不记得她对文学或写作特别感兴趣，也不记得她谈论过文学或写作。”弗莱根海默说。他所记得的是她超凡的魅力。苏“总是在努力”——有时候“有点太拼了”，但她的“明星气质”使她注定要成为伟人，这一点显而易见。
在144公立学校的操场，苏还没有谈论书籍。但正如她对沃尔特的开场白所揭示的，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了。在学校里觉得无聊，在家里觉得不开心，身体又虚弱，她渴望更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后来能激励全天下书生气十足的女孩的女人，在她自己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女孩的时候，却没有什么人是她可以效仿的榜样。
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罗琳·海尔布伦写道，直到最近，公认为有资格写传记的只有这些女性：“王室女性，或是在著名男性的生活中大放光彩的女性。”如果女人的价值在于她们自己的成就，这样的女性是不为人关注的。“以前，只有对男性的命运忠诚不贰的女人的生平才会被传颂宣扬；对于一个想从女性传记中得到更多鼓舞的年轻女孩而言，在1970年之前，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例子能找到。”[131]即便是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毋庸置疑声名显赫的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也被美国评论界权威人物之一的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不值一提。[132]他的妻子苦涩地开玩笑说，无论她的成就有多大，她的讣告上都会不可避免地写着：“戴安娜·特里林去世，享年150岁。著名教授和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遗孀。”[133]
在桑塔格那一代女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伟人是个例外，她被一再提及。1937年，伊芙·居里出版了《居里夫人传》，不久后，七八岁的苏珊就看了这本书。“这令我想当一个生物化学家，并获得诺贝尔奖。”她说。（她心愿未了，但失败还没有伊芙那么惨痛，伊芙的母亲、父亲、丈夫、姐姐和姐夫都获得过诺奖——她母亲还获得过两次。）“我当时不知道这对女性而言是多么艰难。”苏珊后来说。[134]
这位“我孩提时代最杰出的女英雄”[135]对她有着一辈子的吸引力。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还考虑要写一部关于她的小说。[136]高傲而又令人生畏的居里夫人让苏怀疑自己是否有那样的才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她很早就意识到，她自己那种独特的智慧——“有点太拼了”——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确实认为只要我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我都能做成（我当时想当个化学家，就像居里夫人那样），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比其他人目标更加明确，这会使我所向披靡。”[137]
通过阅读，苏也了解了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的想法。在森林小丘，她看过一本漫画书[138]，讲的是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白求恩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前往中国，并为中国献出了生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烈士典范。[139]她还看了两本书，都是关于绝望的越狱：刘易斯·劳斯的《星星监狱两万年》和维克多·雨果关于不公正与救赎的名作《悲惨世界》。她曾对一名采访者说，9岁的时候，她在看五卷本的《悲惨世界》期间，“几个月的时间都生活在悲伤与悬念之中。正是芳汀不得不卖掉她的头发的那一章，让我成了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140]。
她对这些被压迫的人深感同情，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她们家住在森林小丘的那些年，一场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灾难降临在欧洲的犹太人头上；如果说纳粹的恐怖程度要到战后才会为人们完全理解，那么，犹太社区却无疑当时就知晓其中的主要情况。这座城市因数千名难民的涌入而人数激增，其中就包括苏的朋友，德国出生的沃尔特·弗莱根海默。
她这辈子对自己家庭背景的态度，就像她对自己身份的其他方面的态度一样变化不定。她告诉以色列小说家约拉姆·卡纽克：“第一，她是犹太人；第二，她是作家；第三，她才是美国人。”[141]这种表达让卡纽克感到“震惊”，因为“他没有把她身上的任何东西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其他人也认同此看法。“苏珊看上去不像犹太人”，电影研究者唐·埃里克·莱文说，他认为“在她试图表现得像个犹太人时，她就是在试图扮演汉娜·阿伦特”[142]。波兰作家雅罗斯拉夫·安德斯曾和一群美国作家一起游览了波兰；他记得约翰·阿什贝利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哭泣。“她没哭。她谈到了这一点，谈到了对历史的操纵，以及对犹太人苦难某些方面的隐瞒，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智力上的挑战，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个人的问题。”
有时，比如就像对以色列的卡纽克，她强调自己的犹太背景。而在其他时候，她则对此轻描淡写。她对一位意大利朋友说，她第一次进入的犹太教堂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座较为富丽堂皇的大犹太教堂——不过她的继父在远没有那么富有魅力的圣费尔南多谷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143]她告诉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我没有犹太背景，也从来没有庆祝过逾越节。”[144]不过她妹妹记得，家里每年都举行逾越节家宴，而且也庆祝其他犹太节日。她奶奶只在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餐馆吃饭；米尔德丽德在他们家的门廊上办班教希伯来语；苏珊则为以色列献血。[145]
这些并不代表这个家庭充满了宗教狂热。（事实上，米尔德丽德允许两个女儿拥有一棵圣诞树，还让她们陪罗茜去教堂。）相反，这显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中完全正常的童年状态，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她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
对一个在希特勒上台前两个星期出生的孩子而言，正常的犹太孩子童年的另一个方面是恐惧。无论她觉得离自己的血统起源有多遥远，她都清楚它在威胁她。即使她只是有名无实的犹太人，但她依然意识到，“有名无实，对纳粹就已经足够了”。战争期间，她“总是被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困扰着，梦中，一些纳粹士兵越狱逃脱，然后他们一路南行，来到我与母亲和妹妹在市郊居住的平房，要来杀我”[146]。
危险并不仅限于梦中。在森林小丘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骂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还被一块石头砸中了头部。几处伤口需要缝合，而且还留下了伤疤。“我觉得，我明白，”朱迪丝说（她指的是这次袭击），“苏珊憎恨标签。”[147]对她而言，鄙视并避开这些标签是很自然的，尤其是那种未征得本人同意就贴上的涉及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标签，是很危险的。
然而，害怕被贴上标签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苦难只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个人的问题”。在她的一生中，某个问题越个人化，她就越积极地努力去理智地重新考虑。这些掩饰的或抽象的情感暗流使她对明显枯燥的问题的调查研究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紧迫感。在她论癌症（《作为隐喻的疾病》）的著作中，她一次也没有提到她自己的癌症。她的众多学术兴趣与犹太人的苦难经历直接相关，比如，她写道，大屠杀的照片把她的生活一分两半。
就在战争结束后——也许就在看到那些照片之后——她写了一首诗，总结了她后来关于如何牢记的许多问题：用她后来的话说，即如何看待他人的痛苦。
十二三岁的时候，她意识到，看着这些残缺不全的身体是多么可怖，但她仍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看。但她同时决定，不会在受害者的苦难上加上一个美好的结局，从而贬低他们；她为如何牢记这个问题而绞尽脑汁。“如果在这些痛苦的想象中有任何可能的策略，我都会去找寻，”她承诺。[148]后来，她这一辈子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她不会通过接受这些直接的身份来达到目的，她担心这些身份已经造成了灾难。所以她写道：“我试着抽象地去处理。”[149]
在纽约，苏的哮喘更厉害了。为了让苏得到更好的治疗，米尔德丽德把家搬到了图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图森的沙漠气候吸引了众多的疗养院和医院。彼时，为了消除人们对极端气温的顾虑，亚利桑那州的支持者们已经想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老套说辞。沙漠疗养院打出的广告坚称，问题不在于温度，而在于湿度。“酷暑伴随着仲夏到来，”他们承认，“但是，由于极度干燥的空气，中暑和暑热虚脱是未知的，而且‘这里的高温肯定没有潮湿环境中低得多的温度那么令人压抑’。”[150]
在美国，氛围上最不像纽约的地方也许就是图森了。空旷的街道、恶劣的气候、土生土长的居民、偏远的地理位置、奇异的动植物，所有这一切都给苏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她有自己的西南沙漠特征一说：“没有任何景观，即使是巴拿马地峡布满沼泽的丛林，也没有像眼前的景象这样给他们所有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奇特得令人敬畏。”[151]她第一次见到这景色的经历是难以忘记的。坐了三天的火车，到站的时候，苏飞快地冲下火车，拥抱了她见到的第一棵树形仙人掌。“她以前从未见过仙人掌，”朱迪丝回忆说，“她一下子就浑身粘满了仙人掌的刺。”[152]
罗森布拉特一家搬进了东德拉克曼街2409号的一栋平房。如今，这条街道位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的市中心附近，而在1943年，它是一条远离文明的土路。离家只有两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是那家亚利桑那旅馆，苏珊在去那儿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响尾蛇。[153]房子有四个小房间，就砌在新近浇筑的混凝土路面上，与米尔德丽德以前在天津和长岛的住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似乎很难想象她打算在此长居。她、罗茜、朱迪丝、苏珊还有她们的狗拉西，全挤在这栋房子里。对两个女孩而言，房子的大小并不重要：酷热把她们逼到了户外，甚至是地下，逼到她们在院子挖的一个洞里——最终，这件事成了苏珊和朱迪丝童年时期永久的记忆之一。
正如苏珊拥抱仙人掌这件事所预示的那样，她不太容易适应图森的生活。彼时，她才10岁；东德拉克曼是她待过的第四个州、第八个住处。她经常被连根拔起，而这一次，她又被扔在沙漠中央，很难适应。她对图森的许多记忆都暗示着孤独。她的第一所学校，卡塔利娜初中，对她就是一场“灾难”。当时有个女生对她很好，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回报她”[154]。她转学到另一所学校，亚利桑那阳光中学。第二年，她11岁的时候，又转入了一所学校，曼斯菲尔德初中。
米尔德丽德去世后，苏珊开始研究她的病情，她在日记里匆匆写下了一句简短的话。“酗酒者家庭的孩子——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游客的感觉。”[155]由于缺乏可信赖的人际互动的榜样，她不得不留心其他人并模仿他们。当她在曼斯菲尔德上学时，她做出了她所谓的“重大决定——我在11岁时做出的清醒的决定”。她发誓：“我会受大家欢迎的。”即使在那个时候，她写道：“我明白内外之别。”[156]她对这种区别的敏锐感知只能来自外人。
苏珊的儿子戴维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中描述，她最大的焦虑——仅次于对死亡的恐惧——是“强烈的、到末了无法安慰的永远是个局外人、永远身处不恰当的地方的那种感觉”[157]。乍一看，这样的评判令人惊讶。在文化圈里，苏珊·桑塔格不只是个圈内人：她就是文化圈的象征。就是她的圈内人身份让崇拜者们对她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注意到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强有力地吸引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注意；就是她的圈内人身份让诋毁者对她发起攻击，因为他们谴责她未能引起人们对他们希望推进的事业——他们自己多半也未能做到——给予关注。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她体现了来自纽约的文化声望，而且似乎掌握着通往曼哈顿的密钥。
然而在图森，她已然是自己心目中一直认为的那种人：一个外星人，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她对亚利桑那州持久的记忆出现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死亡匣子》中；小说中，主人公梦见了一个野孩子“在萨比诺峡谷，峡谷位于卡塔利娜山脉的丘陵地带，就在图森城外”。
这种被困在错误生活中的感觉充斥于苏珊对自己童年“漫长的刑期”的记忆中。[159]她试图把妹妹培养成一个伙伴，但朱迪丝有其他的兴趣。苏珊后来很不情愿地承认说：“希望教会6岁大的孩子把collarbone叫作clavicle[160]，或者教朱迪丝48个州的48个州府名，都是没有意义的。”[161]尽管如此，苏珊还是训练了她的妹妹。70年后，朱迪丝仍能脱口背出：“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
朱迪丝说，在图森时，她们俩睡上下铺，苏珊当然是睡上铺。“因为，”她解释说，“万一床散架，她会没事的。”[162]朱迪丝注意到姐姐对她这个妹妹的生死漠不关心，于是就用神秘的力量来“折磨”她。
苏珊被这些超自然的洞察力吓坏了，她从来没有留意到她面前的那面镜子。“她对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反应迟钝。”朱迪丝说。事实上，苏珊直到去世前不久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她当时在住院，姐妹俩坐着，为她们对对方所做的错事而相互道歉。当朱迪丝最终坦白时，苏珊表示她“喜欢这样。她真的喜欢。她之前从未弄明白”。
就像她试图把米尔德丽德塑造成好莱坞女主角一样，她想把朱迪丝培养成像自己这种智力水平的努力的受挫，不仅仅因为年龄和抱负的差距，还因为她根本无法看清朱迪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弥留之际，在姐妹俩的谈话中，苏珊对妹妹说，她一直为朱迪丝从未追求过职业生涯而感到遗憾，她坚持认为妹妹应该成为一名律师。朱迪丝表示异议：“可是苏珊，我是世界上最不爱争辩的人啊，我还没踏进法庭就会输掉官司的。”
然而，苏珊对妹妹的培养的失败，意味着苏珊身边没有人能和她交谈很多她对之反应不迟钝的事情。她在家里闷闷不乐，在学校言行古怪，地理位置也是混乱多变，她只能遁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阅读——并且越来越多地，去写作。她的日记最终多达一百多本，第一本是用在图森的高速公路和乡村俱乐部街角买的一本笔记本记的，而她最先关心的是希望能找到一位与自己惺惺相惜的读者。“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日记给我将要学会去爱的人看：这就是我曾经的样子——这就是我的孤独。”[163]
老师们给予的帮助减轻了她的孤独感。一个朋友说：“她不仅仅是个好学生，她还是一个名列榜首的学生。”[164]然而，尽管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看的书越来越多，但直到一位斯塔基先生（“我想我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姓”[165]）出现在亚利桑那阳光中学，这才有人来引导她的阅读。斯塔基先生曾在墨西哥与潘兴一同作战；他把自己的书《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特奥多·斯托姆的《茵梦湖》借给她看，让她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喜好，这一喜好伴随了她一生。如果这是一个犹太裔女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养成的一个古怪的喜好，那么两部小说都是关乎命中注定的爱情，这绝不是巧合：“这就是我的孤独”可以是这两部小说的题词。
她生活的环境，那片真实的沙漠，为她周围环境知识的匮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隐喻。尽管有斯塔基先生这样的例外，她写道，图森是一个“文化沙漠”。她在一家文具店的后面发现了“现代文库”，于是开始通读这个系列丛书中所有的书。在文学中，她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逃离“民族虚荣心、平庸、强制性的地方主义、空洞的学校教育、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樊笼”[166]。而且她发现，心理上的逃离会导致身体上的逃离。
和她那一代很多爱冒险的孩子一样，她喜爱性感十足的冒险家、美国畅销书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当哈里伯顿想到如何用田纳西来交换吴哥窟时，他还只是个孩子；正如他的一本书那带有梦幻色彩的书名所言，如何去“万里览胜”。他对自己美国中产阶级出身的态度，无疑和他游泳、攀爬、飞翔所置身的世界一样吸引着苏。“让那些希望得到尊重的人得到尊重吧，”他宣称，“我想要自由，沉迷于自己信马由缰幻想中的自由，去到天涯海角寻找美丽、快乐和浪漫的自由。”[167]
这句话可以成为苏珊·桑塔格的墓志铭。她把哈里伯顿的书称为“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书籍”，并在成年后收集。[168]哈里伯顿悲惨的结局对这个梦想着要去中国的女孩而言，产生了诡异的回响。1939年，苏才得知父亲在天津去世；就在同一年，哈里伯顿和他的全体船员乘坐一艘开往旧金山的舢板船离开了香港。那艘船从此杳无音信。哈里伯顿当年39岁，比她父亲稍大一点。但哈里伯顿在这个注定要成为伟大旅行家的女孩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让她志存高远，人生目标明确。他是“我最早认定的最优越的人生必须有的样子，一名作家的人生：一辈子拥有无穷的好奇心、无限的精力和无尽的热情。当一个旅行者、当一名作家——在我幼小的头脑里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169]。要写作就要逃离。
虽然东德拉克曼街地处偏远的沙漠地带，但它对世界大事并不陌生。“我们以前不是经常玩战争游戏吗？”朱迪丝后来问她。[170]这条街有它自己的记者，12岁的苏·罗森布拉特。在《仙人掌报》上，她分析了国际时事，宣布了“日本海军的重组”，还尽责地提醒她的读者“被处决的法西斯头子是我们的敌人，但意大利人民不是”[171]。从这份售价5美分的紫色蜡纸油印的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出苏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在这一点上，她和很多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惟妙惟肖地模仿了美国的战争新闻报道中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言风格。这种对语言的关注将成为她后来关于她的重大主题之一的作品的特色：不仅是战争、暴力和痛苦的真相，而且是描述这些真相的文字。
战争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1945年11月10日，米尔德丽德越过边境，在墨西哥的诺加利斯嫁给了内森·斯图尔特·桑塔格。这件事令朱迪[172]和苏感到震惊，她们直到事后才知道，为此很受伤。在苏珊年轻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她回忆了自己得知婚礼即将举行的那一刻：
苏的困惑可以理解。身边围着一群“叔叔”，妩媚的米尔德丽德似乎是个放荡而快乐的寡妇。不过，她选择嫁给纳特[174]·桑塔格，这个决定证明那些传言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诺曼底登陆日后的第五天，桑塔格上尉（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受伤的纳特被送到图森城外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接受治疗。他在城里遇见了迷人的米尔德丽德。她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选择了纳特，这让一些人觉得奇怪。保罗·布朗说：“我从来没发现他具备她想要拥有的东西。她向往的是奢华、高档的生活，而纳特是绝对无法给她的。他就是世俗的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就像是伙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与米尔德丽德不同，纳特“毫无明星气质，就是这样。而她有”。
如果他们的朋友知道多年后朱迪丝吃惊地发现的那件事，一定更会觉得他们的婚姻十分怪异。这涉及他在战争中受的伤的特性，这些事从未和两个女儿明说过，而且苏珊似乎也毫不知情。米尔德丽德后来告诉她的小女儿，纳特受的伤令他丧失了性能力。“我觉得她对性生活不怎么感兴趣。”朱迪丝揶揄地说。
可是纳特“惯着她呢”，布朗说。他模样英俊，足以满足米尔德丽德对“挽着她胳膊的人”[175]的要求——长相要拿得出手。他还满足了另一种需求，这一需求远远超过了感官享受。爱她但不是她的爱人，纳特给没有母亲的米尔德丽德当上了妈。朱迪丝回忆说：“和我继父在一起，她就是个婴儿。纳特·桑塔格就叫我母亲‘宝宝’。”这种亲昵的表达很常见，但纳特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是母亲的角色，他还为她做饭和打扫卫生，就像她记忆中的中国用人那样。
很多认识他们的人似乎都觉得这种关系很奇怪。保罗·布朗自己是双性恋，多年后，他突然意识到，纳特曾试图把他和男人勾搭上。有一次，米尔德丽德怂恿他和他沙龙里的一名黑人女雇员结婚，同时给了他一本书，讲的就是一名男同性恋者和一名女同性恋者在公开的异性形婚中继续追求着隐秘的趣味。“跨种族婚姻正变得时尚。”布朗说。颇有宣传眼光的米尔德丽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告诉他，这一联姻将会得到“轰动性的新闻报道”。布朗知道她是对的。但他对不诚实的婚姻关系不感兴趣，况且，那个女黑人是异性恋。米尔德丽德蛮横地漠视他的反对意见，这让布朗怀疑桑塔格夫妇的婚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互动方式在起作用。
也许，随着米尔德丽德的再婚，苏珊很开心地摆脱了当她妈妈的妈妈的责任。但是，有这么一个鼓励隐忍压抑和与众不同到这般地步的母亲，苏珊也总是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父亲亡故，母亲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苏珊因此也把一个个恋人变成了父母。
纳特·桑塔格最永久的功劳是他的姓，它把苏·罗森布拉特笨拙的几个音节变成了苏珊·桑塔格。他从未真正抚养女孩们，但苏珊沿用他的姓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反犹太主义的启发。“被砸中头部并被人骂‘肮脏的犹太人’这件事给苏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朱迪丝说。在图森的曼斯菲尔德初中，苏珊记得总被人叫作“犹太佬”。[176]
苏珊自己结婚后，在极少署名为“苏珊·里夫”的一份文件中，她写到了自己改名字的事。她说，罗森布拉特这个姓，听上去太犹太化了。她写道：“我对这个姓没有忠诚度。我母亲改嫁时我就放弃这个姓了，而且，并不是她或我继父要求我改的。我想改。我一直希望我母亲改嫁。我想要一个新的姓，我原来的姓又丑又生僻。”[177]
“桑塔格”也是犹太人的姓，只不过它的确听上去不那么“生僻”。这让苏不那么容易被贴上标签了。她的改姓，与她下定决心要受大家欢迎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两件事差不多是在同时期发生的。这些决定让她摆脱了外来户的状态，它们是一次精明的形象重塑最早有记录的例子，她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这还暴露了一个野心——后来则从未表现出来过——她要融入美国中部。这改变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她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中写道：“一个人拍照时不可能有真诚的感觉。一个人改名换姓后，就不可能和原来感觉一样。”[178]
苏珊·桑塔格不想和苏·罗森布拉特一样整日哮喘，感到无助、不受人欢迎。很快，她就会将关于那个女孩的屈辱场景抛在身后。成年后，她有一次正好在凤凰城附近，她的朋友拉里·麦克默特里邀请她去他居住的城市图森。她拒绝了。她一旦离开，就再也没回去过。[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