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这本小书，纯粹出于偶然。

这是缘自浙江的传古楼想要影印出版清嘉庆胡克家仿刻的胡注《通鉴》，让我随便谈谈相关的版刻事宜，附印在后面，以供读者参考。孰知我生性好钻牛角尖，认死理，盯住问题就放不开，没法随意敷衍；恰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赶在这个时候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所藏胡注《通鉴》的元刻初印本，让我具备了深入探讨的客观条件，想写可写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结果，通过汇集在这里的这些文稿，大体梳理清楚了《资治通鉴》的版刻源流。

《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颇受读史治史者重视。从狭义的史料价值亦即纪事的独特性和可信性角度来看，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部分，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唐五代部分尤甚。治史者读《通鉴》，同阅读所有古代典籍一样，要想更好地利用其史料价值，就不能不讲究版本。

其实只要稍加思索，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不仅是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部分纪事，即使是像秦汉时期这样在纪事方面略无独特价值的内容，由于《资治通鉴》撰著于北宋中期，当时所依据的《史记》《汉书》等原始著述，往往会比后世传本更加准确，更为接近其原始面貌，因而对研治相关史事，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要想更好地利用《通鉴》的文本价值，同样需要考究它的版本状况。

长期以来，有一些特别重视《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往往拿起来就用，不甚留意司马光这部书的文献学问题，以致造成一些纰谬。例如田余庆先生依据《通鉴》的纪事来推论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就是一项很严重的失误。因为只要对读一下《盐铁论》载述的情况，就足以断定《通鉴》相关纪事丝毫不足信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对《资治通鉴》的文本，更缺乏应有的关心。

我希望这本小书，对大家了解《通鉴》的版本状况有所帮助，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

2021年6月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