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管理体系生成的自然基础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辨析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题解
自然地理环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石。它的构成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及其各种有机物；二是生态系统的气候、土壤、地形、纬度、海拔高度以及无机物。前者为人类生活的有机环境，后者则为人类生活的无机环境 。以上这两大类别环境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及自然的前提。而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精神文化的创造也作用于自然地理环境，不断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使之更有利于人类的生活。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管理体系、发展的模式、前进的道路以及民族的性格等，都紧相关联。对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对立观点。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外历史上的形成都比较久远，尤其近代以来，其影响愈来愈深远。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史学家、近代资产阶级主权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1530—1596）在其著作《史学易知法》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博丹认识到，按照地理范围而言，人类历史既具有统一性，也存在多样性，为此，博丹决意要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博丹将这一切归因于自然地理环境，并且认为，只有先了解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才能理解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特征、机构制度、宗教法律。博丹将赤道以北的地区依次分为南、中、北三个区域，由于气候的差异，造成人们在体格特征、生活习性、处事态度等方面的不同。以气温为例，这三个区域显然是由热至冷，太阳的照射使人们的肤色从南到北表现为由深变浅。这样便解释了肤色的区别。博丹认为北方人性情急躁、富有侵略性，南方人善于思辨、精明狡诈，中部人的特征则是南北特征的调和。如此种种，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除气候以外，山区与平原、海滨与城市、河流与湖泊等都对各民族的特性有着深刻影响。由此可见，正是地理这种自然环境在人类发展早期印上的烙印决定了以后人文环境的各种特征。
另一位重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法国学者，是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他在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了法律、制度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例如在论述法律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时，孟德斯鸠首先确定了一个前提：“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86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空气将我们身体的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并且减少这些纤维的长度，因而增加了它们的力量。相反，炎热的空气则使纤维伸长，减少了它们的力量和弹力。因而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人有充沛的精力，从而带来自信、勇气；生活在炎热国家的人民生性怯懦。因此，北方人器官强劲，南方人器官纤弱，东方民族因为生活的纬度较低，属于南方人之列。孟德斯鸠这样评论东方国家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如果在器官的纤弱上面再加上精神的懒惰，你便容易知道，这个心灵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式样，和一千年前的相同。”87
法国史学家米什莱（1798—1874）的观点与博丹、孟德斯鸠不同，他的认识较为理性。米什莱在《法国史》第二卷中认为，法国的行政分区与自然分区基本符合，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他详细描述了各省的地貌、气候、居民、特征及它们对民族生活的贡献。这些研究应该说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历史地理研究。
至于年鉴学派，它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其一是追求总体的历史，即历史著述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仅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它还要叙述经济贸易、社会状况、法律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化交往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些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二是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例如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极为重视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往来及思想方式等方面的约束，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三是重视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研究，他们试图透过对精神状态史的研究为社会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
法国地理学家拉布拉什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地理学方面的直接导师。他代表着法国人文地理学派。在19、20世纪之交，拉布拉什致力于考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复杂关系，其结论证明人类生活方式是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历史条件、心理意识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观点显然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将这方面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拉布拉什的观点对年鉴学派历史地理研究的作用为学者们所公认。他们有助于布罗代尔发现地理环境因其变化缓慢而处在一种长时段中，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作用不易被善于关注短时段的人们所发觉。这些想法最终构成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中国的史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人口等状况及其差别，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都是具体论述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名著。可惜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史家所注重的只是记载史事，缺少对历史进行哲学的思辨，因此，他们只对地理环境进行了记载，而对人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却没有从理论上进行论述。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的思想，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传入中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加之当时清王朝摇摇欲坠，民主思潮滥觞，这一理论无疑为民主思潮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1873—1929）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首倡“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清算。梁启超认为封建旧史学存在着很大弊病。它们不过是王朝将相的内部家族史，既显示不出人群进化的规律，又不能代表全民族的民族精神，要进行彻底清算。在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清算的同时，梁启超自觉地建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对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力量都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下力颇多，他先后写有很多文章集中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未能给这一思想遗产以公允的评价，而是冠之以“地理环境决定论”，全盘否定掉；也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地理史观没有超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庸俗唯物主义范畴。这些观点都使人感到遗憾。我们认为，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进行系统论述的人，他把社会历史放到地理环境这个大范围内去考察，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上，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后人吸取的宝贵意见。他用这一理论对比研究了地球上各大洲的变化，开阔了我国历史研究的视野，使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在史学理论上是一种进步。梁启超并非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梁启超在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之后，在1901年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他说，“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88。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结合中外历史，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梁启超的地理史观。他曾经亲自说他的理论是“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者”89。
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著作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到各地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地理环境只有靠人的劳动才能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劳动者和地理环境二者相结合，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他说过：“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90
其二，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产生地一般都是在大河平原、物产丰富、气候温暖的地域。寒冷的南北极地，自然条件太恶劣，谋生太困难，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故人类的文明大多起源于北半球的大河平原的温带地域。
其三，人类与生物界的其他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同的，人类的进化优势胜败，不仅仅是由于物质能得到满足才能达到的，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随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智力知识、道德的进化与发展，才能实现优胜劣败的。
其四，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亦有不同之影响。高原、山地的人们往往以畜牧业为主，实行的是比较保守的族长统治；平原或沿海地区的人们多以农业或航海事业为主，政治上实行的是较为开放的国家制度，其文明程度较之高原、山地明显先进。
其五，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大海使人心胸宽阔，“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91因此，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
其六 ，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齐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挥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因而， 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92
其七，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重要的关系。“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93世界各大洲之中，亚、非、美三洲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环境， 欧洲基本上属于后一种环境，因而产生不同的精神文化。如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其形象都比较恐怖，并很少有人的形象，如埃及的狮身人面兽，西亚两河流域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们崇拜天神、地神、水神以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神，特别是崇拜那位世上诸恶的鼻祖——安赫拉·曼纽，它被描绘成人和牲畜的毒蛇，并以乌云的形象不断冲击太阳，它以自己的魔力制造出9999种疾病，到处恐吓人们，总之，一切的不幸、疾病、有毒的植物、猛兽、毒蛇、害虫，以及一切隐藏在黑暗中见不得阳光的东西，都来自这位恐惧之神。由此也看出，西亚两河流域人与神的距离较远。希腊的神与人的距离则较近，其神都是善良的美女，所以，希腊成为欧洲文化的发祥地。这些都是来源于希腊较为优越的海洋——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赐予。
梁启超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地理环境论，而是结合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梁启超运用地理史观，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他肯定了客观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尽管梁启超在以地理环境具体解释中外历史和文明的变迁时过甚其辞， 但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梁启超认为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和生存竞争的优劣胜败起决定作用。在具体论述汉代以后各地风俗的庭主变迁时， 梁启超也主要是从人事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环境中寻找其原因。 在其晚年的文章中， 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 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 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 则五百年前之美洲， 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 而声明文物， 判若天渊， 此何以称焉？”94“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 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 能以心力改造环境， 而非偶然悉听环境所宰制”95。由此可见， 梁启超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唯一因素， 也不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 而仅仅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 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二）时间向度之分析：历史时段与对历史、社会管理影响的强弱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空间的事件就不能称其为历史事件。人类离开了时间和空间无法创造历史，更无历史可言。因此，历史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者、对研究一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学科，包括社会管理的研究 ，都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长时段”概念。确切地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内。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它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变动。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的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
布罗代尔的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历史时段的理论。在历史内容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的是一种几乎静态的历史，即人类与它生存于其中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史。这种历史就像地中海深入的潜流，缓慢地流逝、演变、反复，是周期性的，它存在于人们的周围，由于对它太过熟悉，以至人们反倒不去注意它，将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忘却了。这种历史的变迁实在太慢，它就像置身于时间之外，只与那些藐视时间的无生命物打交道。大海、高山、河流、平原、丘陵、岛屿等是这种历史中的主角。它是长时段中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在这部几乎静止的历史之上，是一部节奏缓慢的历史，布罗代尔称它为社会史，它是群体与集团的历史。《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第二部分就讨论了这种社会史，较之于第一部分，人们直接并经常性地参与社会史之中，它掀动着地中海的生活。经济、国家、社会、文明、战争等形式是它的主题，它们在历史时间中属于中时段，是“情势”的历史。在中时段之上是短时段，它包含一切“事件”史，它是以事件史为研究对象。这一部分与传统史学区别不大，它不关注整个人类，而是将镜头对准个人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事件史不过是地中海表面的骚动，是一串串转眼即逝的泡沫。然而事件史可能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因此它扣人心弦，充满刺激，燃烧着激情，表现出人们的愤怒、愿望、焦虑和幻想，确立了历史时间多元的理论。
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这是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的宣言，也是一封“邀请信”，它邀请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甚至社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加入研究人类历史的行列。在19世纪，米什莱、兰克、布克哈特已经发现了长时段，但这种理论并没有被系统提出。20世纪初，由于人们对历史时间之多元性的认识，从而使研究所选取时间单位的不同而导致研究方法、研究重心的转变。
有了对历史时间的多元认识，我们还要弄清长时段的历史在本质上有什么特点。布罗代尔发现，“结构”是长时段历史的建筑框架。结构的有机性和严密性说明，它形成于长时段。而一旦存在，结构便以其持久的威力左右历史长河的流速。《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大量描述环境的作用，其目的就在于展示那种由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而形成的结构对人类活动的约束。气候、植物、动物、文化都同等地具有稳定性，在其中，人们形成一定的日常生活结构、生产结构、思维结构，它们紧抱住人类的双脚，使他缓慢地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将“结构”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讲，也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管理体系，都会与它的历史时间的长时段中所形成的生活、生产、社会、精神思维——文化的结构密切相关。布罗代尔认为，将长时段接纳到历史研究中来并不仅仅为了将研究扩展到地理、生物、气候等领域，它的巨大作用在于改变历史学家的作风、立场与思想方法，使他们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并不意味着历史时间只能分为这三段，他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实例，其真正的意图是告诉研究者，不同的学科与研究领域要求历史时间的不同层次，因而根据研究的需要，历史时间可以分成无数个层次。由于这诸多的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可见，对历史时间的认识是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社会科学在不断地变革，历史学也不例外，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总体史，它是昨天、今天、明天的各行各业和各种观点的集合，是各种可能的历史的总和。
（三）空间向度之分析：地域空间与对社会管理影响的迥异
所谓“空间向度”，即指一个文明发展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地理领域的大小、面积的多寡、空间的开阔或阻隔等，这些因素都对文明发展的特征乃至各文明发展的异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而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文明社会管理体系的特征。那么，怎么样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呢？唯有历史地理学可以提供帮助。黑格尔曾说过：“助长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他进而还指出：“我们不得不把它（指地理）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96因此，我们研究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的社会管理的历史，都必须了解它的地域空间的环境、不同时期地域空间的历史沿革，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和历史上的地理概念等。
首先，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该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进而研究对其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一条黄河，其名称无甚变化，一谈到中国的大河平原，“大河”即指黄河，似乎成为黄河的专称。但黄河的河道，尤其是下游河道，多次改道，重要的就有26次之多。如果忽略这个事实，连它改道后的流向、流路都没弄清，而一个劲地去谈某事发生于黄河以北或黄河以南、距离黄河有多远，就失去了历史的科学意义。
其次，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的沿革，可以告诉我们不同时期历史的疆域、行政区划及变迁，这些都是研究社会管理体系诸问题的基础。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统一的全国行政区划也是在很早以前就得以实现。几千年来，行政区划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历史得以“表演”的“舞台”的名称的变化、不同的“舞台”之间空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舞台”大小范围的变化。研究社会管理体系的历史必须弄清这些变化，即地理环境的沿革，否则，会闹出许多笑话来。学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史的人，往往不知道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样何以谈到研究？学习外国古代社会管理史的人，不知道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特洛伊城邦它们曾经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是怎样的，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城邦的管理体制。
再次，了解历史地名和历史上的地理概念，这是史学工作者及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包括社会管理体系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历史地名在史书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它们的含义及其变化也很复杂，这些都须弄清楚，否则不仅闹笑话，更严重的则是失去了研究的科学性。例一，同名异地的情况很多。古代罗马与今日的罗马虽然都称呼为罗马，但地理范围已大不一样。今日的罗马只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而古代罗马曾是一个大帝国的名称。即令古代罗马，起始也只是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而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同是罗马，其地域已大相径庭，其管理体制更是迥异。例二，同地异名的情况也不少。古代西亚两河流域一直是西方学者在讨论该地区的古代历史和文明时使用的名称，因此一般人并不了解西亚两河流域是今天的哪些地区。古代西亚包括今日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古代两河流域包括今日的伊拉克、叙利亚北部、伊朗西南。了解西亚两河流域这些地理空间的变化和复杂化，也就能更好地了解今天西亚地区为什么存在着那么多复杂的矛盾，以及外部势力的不断介入，从而对于推进该地区的民族和解进程及有效的社会治理措施将会有重大的意义。例三，地名未变而管辖的范围不同的现象很多。如一个“河南”，在各个不同时期所指范围有何不同，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理位置，这些都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河南”一般指黄河以南，但所指范围却有很大不同，战国时期，韩、魏两国所称的河南指今河南省洛阳市以西一带；秦汉时，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为河南；东晋、南北朝时将青海省黄河以南称为河南。
最后，前文已谈到，若要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唯有历史地理学可以提供帮助。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者一定将古代地理学、沿革地理学与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结合在一起，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时期社会管理的自然基础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们应牢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97我们研究历史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时，更应考虑这些“自然基础”——地理空间的环境，从历史地理学中吸取营养。
二、社会管理的研究必须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
（一）物质生产与自然地理环境
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决定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要力量。而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合。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或深或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劳动的对象——有机的及无机的生态系统，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地理环境本身。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备条件。正因如此，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其他创造的主要基础。这正如列宁所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98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例如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希腊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带有地域性强、农业由于平原狭小而欠发达、海岸线曲折，使希腊人的航海业及商业相当发达等特点。希腊半岛上多山，许多山脉呈西北——东南方向贯穿半岛，又有一系列崎岖的山地将希腊与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分割开来；尽管希腊半岛上延绵的山脉最高没有超过1万英尺的，但由于山势陡峭，很难翻越，因此形成了一个个地理上相互隔绝的小单位。这对后来形成多城邦的政治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希腊半岛上平原既少又狭小，没有大平原，山地占80%。土地贫瘠，只有20%到30%的土地是可耕地，而且只利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因为缺少平原，大部分地区不能大规模放牧牛马。这些使得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对希腊来说，由于面积狭小，这种贸易只能是海外贸易，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民族从整体上相对而言，绝不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航海贸易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商业民族。古希腊曲折的海岸，众多天然的海湾良港，温和的地中海型的气候，晴朗的天空，风平浪静的海洋，又为这种工商航海贸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古代希腊的经济结构至少是一种农、工、商并重的经济形式，而且，即使是农业，同中国古代的农业相比，希腊的农业也有面向市场的特点，绝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自然农业经济。
又如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核心区，是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原因在于自然地理环境为物质生产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基础。首先，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农业成为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黄土的特性使中国先民依靠木石工具，能生产足够产品，并以此作为国家出现的经济基础。早在新石器早期，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农业生产，就已达到了非常高的生产水平。在仰韶文化早期，黄河中游聚落遗址的分布就很密集，劳动力人口资源丰富。总之，中国的文明核心区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国家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中国的文明核心区所承载的人口、所产生的剩余远远超过同阶段的希腊文明核心区，也超过中国的其他地区。其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潜在土地资源丰富。从关中平原到华北平原，适宜农业耕种的面积巨大。华北平原在当时是一个湖泊区域——最为广大的湖泊大陆泽和大野泽，平原中散布着许多丘陵，成为人口聚居的所在地。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森林，这对于气候水源都有影响，气候较之现在较为温暖，虽也免不了干旱，但一般说来雨水也还不算欠缺。再加上位于此地的先民的辛勤劳作，故司马迁有“膏壤沃野千里”的赞叹。最后，在与其他各地互通有无的交通方面，中国的文明核心区也比希腊更具优势。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尚书·禹贡》的记载中，古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或者叫作朝贡网的交通体系。它无一例外地把九州全部纳入其中，这与希腊核心区的陆地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特点既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同时也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大范围的协作。
综上所述，希腊和中国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某些特点，是与文明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物质生产的影响相吻合的。
就希腊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在整体地理环境内，希腊居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地中海的周边，而没有深入到陆地内部。内陆居民和沿海居民不存在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与母邦相独立的殖民点。二是在希腊的中心地理环境，爱琴海低地带则形成了以畜牧、园艺橄榄、葡萄来弥补种植业不足的农业特色，且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地中海的整体地理环境特点，使这一特色在后续希腊殖民发展中得到延续。三是地中海及希腊半岛并没有为希腊人提供过多的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人们对土地需求量比较大，争夺比较激烈。地中海便利的航行条件有利于希腊人沿着海岸线寻找土地，地中海周边同质的气候也促进了这种情况延续的发生。
就中国文明而言，其物质生产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四：一是整体地理环境内，中国文明曾存在沿海岸线及环渤海发展，向内陆及黄河中下游方向发展。内陆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的丰富及海上航行条件的恶劣，使得中国文明最终选择面向内陆发展。二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地理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资源丰富，使因农业发展而需求土地的文明交汇此处，并彼此不断碰撞、冲突、交流，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族为组织进行大规模协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整体地理环境内，有大量可开发的土地，又保证了这种特色的延续。三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核心区不但土地资源丰富，而且与其他文明区之间交通便利、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多源文明相互之间的交融。四是中心地理环境以内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超越了整体地理环境以内的其他地区。
在文明起源早期，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加大，地理环境从长时段上对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元、对希腊文明城邦林立未能统一的历史局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发展路向不同，但却都是两个文明在地理环境制约下由现实的人探索到的最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社会政治结构与自然地理环境
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广泛应用的术语，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它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此外，还有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社会结构的形成是根据社会需要而自然形成或人为建立起来的，它的功能体现在它的运行过程中，当它运行遇到某些障碍或产生某些病变的时候，它预定的社会功能随之遭到破坏，这就是功能性失调，因此而产生社会问题。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社会政治结构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具体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法律设施，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部门等国家机器；二是政治法律制度，指以该社会统治阶级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司法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三是政治组织，指与政治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政党组织、社团组织等。
社会政治结构集中反映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之上，为一定的经济结构服务。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
任何民族文明的创生和流变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的三维空间中进行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有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越是在文明创生阶段，自然地理环境对其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及其所具有的特点越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理性主义史家孟德斯鸠特别重视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气候、 土壤、土地面积大小等地理因素，对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情感以及风俗、法律、政治制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寒带地区民族骁勇剽悍，热带地区民族则心神萎靡；土壤贫瘠使人勤奋，土地肥沃则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孟德斯鸠说：“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 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99比如，炎热和寒冷的气候对法律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大都懒惰、怯懦、心神不定而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这种气候适合暴君制，并且制定较多残酷的法律维护统治；寒冷的气候则使人意志坚强、刚毅、勇敢、自信、 豪放，人们善于捍卫自己的自由。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适合建立民主共和国制， 并且利用法律维护自由。孟德斯鸠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故使这些民族常常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 ……墨西哥和秘鲁的专制国家是接近赤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接近两极的”100。
中国史家梁启超认为，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高原之特质， 最适宜于畜牧， 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 故文明无可言焉。”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 一变为封建政治， 行国变为居国， 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101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文明起源于温带的平原，以农业为主，建立的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直接导向专制政体，从中国的政治结构来看，出现最早、发展最充分的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国家制度。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看，处于大河平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很早就过着聚族而居的定居农业生活，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它与君主专制制度互为表里，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与中国的农耕型自然经济相适应、相应援，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管理体系以何种形态、何种特色去建构。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 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 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102
政治中心的设置，也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华文明主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和发展，“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而历代帝王也多建都在这两大江河流域，两者的地理环境差异造成建都风格的不同。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103大运河的开凿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隋朝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仅仅与蜀、闽、南粤相当，在全国政局中无足轻重。而其后数百年，则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大运河接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河流，“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余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104尽管而后运河北段淤涸，燕京的政治地位却并未改变。
希腊的各文明点在陆上交往困难，海上交往却相对较易。陆上各文明点在分割状态下发展。连绵的山脉，陡峭的山崖以及浩渺大海的存在，造就了高度分割的国家。穿越巴尔干山系非常困难，难见通途，当人们从东海岸向西海岸前进时发现，这种交通路线只适宜于军队和土人；相形之下，货物在海上的交易就简单多了。在希腊某些封闭的内陆盆地，由于很少或没有出海口和排水渠道，在新石器时期一直有较大的湖泊沼泽。再加上陆上河流不适合航行，因此使海洋航行成了希腊南方和北方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然而即便海上航行也并非一路通途，特别是岛屿之间的航行。冬季风向不定和夏季地中海季风恒定北吹都是航行的阻碍。凡此种种都使古代希腊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生活在海洋型自然地理环境中，较早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希腊人跨入文明社会以后，逐渐挣脱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一系列殖民城邦，这种政治结构完全是由于海洋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为海上迁移时，移民的社会工具必须打包上船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的终点时再打开行囊。所有的工具、东西——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需要打包上船，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磨难的东西，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只要携带出走，就可能都要被拆散，而以后说不定再也不能复原了，代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新奇的、丰富的东西了。这就是海迁带来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所拆散的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因为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为了安全起见，不能装上所有同一血缘的族人；如果有许多船出发到异乡的同一地方建立新的家园，这些船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点与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缓慢前行。海迁的第二个后果是在政治结构方面，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这些城邦中，人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后艰难地占据了一块地盘后，面对陆地上的敌人时，他们还会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保持着那种合作的关系。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用选举一个可靠的领袖的方法代替习惯的血族大家长管理大家的方法。由于大部分的定居点被高山大海隔离，结果社区生活在独立于他们原来邻居之外的方式下得以发展。地理因素使得“独立”在希腊文明中成了一个关键的词汇。这种结果，从好的方面来看，他们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从坏的方面说，他们无法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这一缺点最终导致了城邦社会政治生活的解体。
（三）社会文化传统与自然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概念，这里所阐述的地理环境，是就曾经影响文化发生发展的比较稳定的地理概况而言。当然地理环境本身并不是文化，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对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物质上的制约力。地理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产生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一般指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人文地理环境一般指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就中国而言，地理环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以下深刻的影响：
（1）疆域辽阔完整， 造就了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栖息在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太平洋西岸。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广大的疆域、纵深的腹地，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疆域完整，黄河、长江两流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其势宜合而不宜分，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在数千年文明进程中，不曾中断、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土地。纵观世界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是被毁灭了，其间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应当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的，即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实在太少。历史上，纵使游牧民族南侵，中国仍有地域作为退路供回旋。虽然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但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来朝为荣耀，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格与完整系统也未曾分裂和瓦解。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
（2）外部封闭隔绝，中国形成封闭内敛的大陆型文化。从地理环境看，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北面多沙漠，西面从北到南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国和西亚隔开，东面和东南面是大海，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这也是造成中国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原因。针对中国文化产生并成熟于与外界隔绝的半封闭的大陆之上，著名学者冯天瑜在《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大陆型文化的观点。105他认为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是一种与中世纪亚欧的等级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相出入的宗法制度文化。大陆型文化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比较稳定 ，故较安土重迁、保守、不要求创意创新及想象力，从而形成自我封闭、向心凝聚、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如先民曾以中原为天下，对域外知之甚少，加之周边国家文化在历史上又落后于中国，易于产生“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106封建社会晚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力趋向衰弱。当然 ，地理环境并不是决定文化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文化的开放与封闭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文明的发源地以及接受者的态度。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汉时期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唐朝文化就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经商、留学，甚至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唐朝社会人士也很乐于接受外域文化，很多人都喜欢穿胡服，以及欣赏外国风格的歌舞表演等。
（3）多样的地形气候，使中国具有多元格局的文化形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复杂的地形地势和气候使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低相差很大，自西向东构成“三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在 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 ，为最高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以东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为第二阶梯，海拔多在1000—2000 米，主要由山地、高原和盆地组成；东部宽广的平原和丘陵是最低的第三阶梯，沿海地区多处于第三阶梯。地形多样，既有广袤的平原，也有纵横的山脉，还有蜿蜒的海岸。“不同的地形，构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孕育了不同的人文，铸就了文化的多元性。”107中国多山多水的地形地貌，既哺育了古代文人，也造就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山水文化 ，主要表现在游览、文学和绘画等方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以山比仁 ，以水喻智，以物比人的品性格调，屡见于中国的政论和文学艺术中。特别是魏晋以后，文人墨客盛行游山玩水，在文学界形成了山水诗派，在绘画界有山水画派。中国的气候从南到北，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气温差异很大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期，进而对农民的垦殖产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以年降水量400毫米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为基石的农耕文化；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出以游牧为生，善骑战的游牧文化。农耕与游牧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一般来说，农耕民族依恋土地，重农轻商，居安思稳，保守平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重牧轻农，勇猛好斗。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过长期的对垒，如军事上有长城的建筑、战争的对立，文化观念上如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的对立。但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途径，达到彼此交流，互相融合。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便积极推展大规模的汉化运动：“禁胡服”、“断北语”、“ 通婚姻”、“ 改姓氏”、“重文教”。由于这些政策的推行，胡人的生活形态有了很大的转变，胡、汉的血统彻底混合，彼此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弭。但由于中国面积广大，气候有寒温热之异，加之几大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所以中国南北出现差别，自为风气。哲学、经学、佛学、辞章、美术、音乐等的南北风格的不同，都与此有关。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认为，地形气候对中国文化形态的形成起着伟大而不可思议的作用。
就希腊而言，地理环境对其文化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多山、地形崎岖、地貌破碎、缺少平原耕地，致使农业欠发达；而山谷小路和海水交叉环绕，又给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机遇，遂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古希腊占有的面积不过64500平方公里，但却被自然环境分割成三大部分：巴尔干半岛部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岛屿，小亚细亚的西部沿岸。希腊的巴尔干半岛部分占全部境土的1/4，它因为有深入半岛的海湾和半岛上的山脉，又天然分作三个部分：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这三个部分又依山地割裂而分成18个地区。被山脉分隔地区之间均是狭隘的谷地，平原部分在希腊全境不足1/5。此外，爱琴海上遍布480个岛屿，分为东、南、西、北四大群，这些海水包围着的小岛，与陆地上那些被山地割裂开的零散地区一样，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也都具有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小国寡民城邦的条件。全希腊像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著名的城邦有200多个。城邦之间虽被山脉、海水割裂，但并没有成为足以阻塞各地区之间交通的障碍，山上通路或狭窄的河谷，海上的航路，又都成了天然的交通路线，这些天然路线又使政治上各自独立的城邦彼此并不隔绝，因而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虽然程度不一，但却有着基本共同的属性，它们均属希腊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员。
由于土地的缺乏，农牧业的局限，小国寡民的希腊各邦通过各种措施限定人口及公民人数，使城邦的土地、公民、奴隶、外来居民都按一定比例存在，这不仅使一定数量的奴隶可以供养一定数量的公民，一般公民过着自给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使一部分富有的公民脱离农牧业，去从事工商业。工商业大大扩展了人和自然的接触，在采矿、炼铁、造船、榨油和酿酒等过程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技术革新活动，人们从中获取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希腊许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工商业者，他们与氏族贵族不同，氏族贵族重视血统和传统，而工商业者则更重视现实、重视金钱、重视自然。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和氏族贵族做斗争而追求理性，这有助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因此希腊很多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哲学家也十分关心自然和热心研究自然现象，他们又是科学家。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6）被尊称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始祖，他本人经过商，从事过政治活动及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工作。他学过几何学，曾预测到公元前585年的日食，曾指出过小熊星是航海的指针，设计过河流的改道……因而被称为古希腊的“七贤”之一。
（2）希腊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多变，岛屿星罗棋布，形成诸多良港，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奠定了希腊文化昌盛的基石。古希腊海岸线曲折漫长，犬牙交错，良港很多，这种自然条件召唤、鼓励着人们泛海驾舟，航海成了希腊人的一种天赋属性。古希腊人凭借大自然的赐予，成为一个泛舟入海的航海民族，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质，航海较之农耕需要更多的对大自然的了解，需要更强壮的体质和更多的技能，还需要有征服海洋的冒险精神，遂造就了一个探求科学的民族。
首先，航海需要希腊人必须掌握相当高航海装备和技能，以及应付海上复杂多变的气象的能力，他们遂发明了一系列科学仪器。当时的希腊人已能建造单桅海船或载重相当大的货船，他们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他们不仅有高水平的造船技术，而且还有着商品贸易所需的商品的生产技术，如陶器的制作工艺、橄榄油的压榨技术、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以及纺织技术等。海上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冬季风向不定，夏季地中海季风恒定北吹，会给航行造成阻隔。地中海冬季多雨、夏季干旱酷热。一天之中，也往往忽而暴雨如注，忽而大风漫卷，令航船无处躲藏。为了克服变幻莫测的大海带来的种种困难，人们发明了日晷，用来测定冬至和夏至、春分和秋分；人们还制造了计时器，绘制了希腊的第一张地图，制造了第一个地球仪；利用与大自然接触的知识，人们还学会了区别行星和恒星，解释过虹、冰、雪等产生的原因。
其次，大海的风云变幻、航海的千辛万苦，培育了希腊人的冒险和探索的精神。山脉阻隔、海水分割造成的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又给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充分释放的机会，遂使希腊文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教育学、美学、医学、自然科学及建筑、雕塑、竞技体育、戏剧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辉煌的成就。航海的便利有利于希腊人经常到国外去旅行、经商。他们每到一地，面对新的环境和无数不知的事物，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以批判的眼光去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求得理性的认知。希腊的自然环境和城邦的政治制度，造成了希腊人独有的品格、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世俗的人生观。柏拉图在《克利图篇》中曾说，“因为我是一个一贯听从道理的人，凡是经过考证的，得到认同的，我都全权服从，我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将以前讲过的道理抛开，除非我们能立即找到其他更好的道义使我信服，否则我将一直遵守我的原则”108。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像苏格拉底本人所做的那样，为了捍卫自己理性所认准的真理，拒绝认罪求赦或用金钱赎罪，即令被雅典“民主法庭”判处死刑。
城邦通过立法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雅典城邦的教育制度规定7岁以前的男女儿童主要受家庭教育，要特别注意让儿童进行各种游戏：掷骰子、猜单双、玩球、模塑和雕刻等；要向儿童灌输各种礼貌行为，讲述故事和神话。7至14岁去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学习。在文法学校中，学习读法、书法和计算；在弦琴学校中，学习音乐、唱歌和吟诗，朗诵《荷马史诗》。梭伦立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学校从日落到日出是开门时间。儿童满13岁时升入体操学校，在角力裁判的领导下学习角力、竞走、跳高、掷铁饼和投枪，并学习游泳。18至21岁进入高等学校，受军事训练，并参加各种公共纪念日的庆祝会及戏剧公演，还要学习国家法律，参加政治座谈等知识训练。总之，以雅典为代表的国家教育，综合了体育和美学教育，并且这两种教育又与道德教育和智力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政府制定政策允许一批“智者”创办学校，如赫拉克利特的神庙学校、伊壁鸠鲁的花园学校、柏拉图的精英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克里伊昂学园、伊索克拉斯特的修辞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他们成为希腊文化中的骨干、精英。各城邦政府十分重视修辞学，以语言优美、措辞准确为荣，希腊各城邦的语言、文学和艺术都以雅典为标准。此外，从梭伦立法时期开始，就规定手工业者必须世代传习技艺，父亲必须教会儿子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将来不得赡养父亲。这种政策促进雅典科学技术世代相传并精益求精，最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城邦政府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资，实行奖励政策。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用于文化事业的投资是巨大的。在雅典修建了冠于全希腊的建筑与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卫城；修建了露天剧场，倚山坡而筑，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剧场附近修建了音乐厅、竞技场等公共文化工程。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观看戏剧表演，雅典还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据有人统计，雅典花在舞台和艺术上的费用，比花在希波战争中的费用还要多。对于一个小国寡民的雅典来说，花如此巨大的经费用于文化事业，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罕见的。政府对戏剧比赛和竞技比赛中的优胜者给予奖励，早期悲剧奖是一只山羊，喜剧最佳奖是一篮无花果和一罐酒。对于竞技的胜利者和音乐比赛的得胜者也给予奖励，奖品是银钱和金器。4年一度的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竞技会，2年一次的伊斯特姆和尼米亚竞技会，获胜者都有奖励。带有毛织发带的橄榄花冠是奥林匹亚优胜者独有的奖品，希腊人认为这个奖品比黄金和珍宝还宝贵，获得此奖的人享有终生的荣誉和尊敬。凡获得奖品的艺术家、竞技者，通常可免除所有国家义务，有的甚至可得到终身津贴。国家出资为各种比赛的优胜者立像，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大理石上，昭示天下。哲学家柏拉图、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诗人提摩克雷翁、戏剧家幼里披底斯、雕刻家米隆等都是优秀运动员或锦标获得者。
再次，希腊城邦大多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促进文化和人才的交流。雅典伯里克利时代制定政策招揽外邦优秀的技师、工匠、知识分子来雅典定居。在雅典近40万人口中，就有3.2万左右外邦人，他们不仅从事工商业，而且还从事文学和艺术研究，担任律师或医生。这种广罗人才的政策，使雅典集中了希腊世界最先进和最优秀的文化成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雅典文化的繁荣。希腊城邦，尤其是工商业发达的城邦，适应内部民主政治的需要，对外都实行开放政策，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且有利于广泛地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希腊文化的发展达到巅峰。通过与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开拓了希腊人的胸襟，增长了希腊人的见识，使之免于孤陋寡闻。希腊城邦的对外开放政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才的来去自由，即各邦的学者可以自由地到外邦和东方各国去游历，二是其他各国的学者也可以自由地移居希腊，如雅典就成为当时“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城邦”，成为全希腊文人学者荟萃之所。后期亚历山大里亚则成为世界性的开放城市，成为“科学之家”，对外邦人的歧视政策从此改变，雅典吸引外邦人来雅典，为雅典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雅典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高峰。
最后，文化的繁荣要求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使文化活动成为雅典民众的大事，也是城邦的大事，因此，作为城邦的官员，就要改变过去仅仅忙于行政事务的传统，而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这成为官员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就任之时，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任命并接见悲剧、喜剧演员和儿童合唱队队长。一些重大节日活动，执政官还要亲自参加，与专门的节日监督官共同主持。公民对公众文化活动的热情异常高涨。各种祭神的庆典活动实际上都可成为一种世俗性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每逢节日，其他城邦都要派出数以百计的代表来雅典，实际上成为全希腊的节日。庆典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赛车、竞走、合唱、舞蹈、音乐比赛和诗朗诵比赛。雅典娜节每4年一大庆，戴奥尼苏斯节要连续进行5天节期，其间全雅典百工歇业，甚至连犯人也暂时从监狱中放出来，以便参加庆祝活动。观剧时雅典公民不分男女都可入场，尤其妇女们在戏剧演出中，与男人杂坐在一起，从清晨坐到傍晚，每天要观看5场剧，连续13天。观众成了上帝，他们不仅观看，而且可以评头品足，为优秀的剧目和演员喝彩、鼓掌，为自己讨厌的发嘘声喝倒彩，甚至踢下面的凳子以示不满，以至于演员有时雇一批人夹在观众中，在观众发嘘声时他们就以喝彩叫好来压制，或者演员以撒果子的方式来讨好观众。此情此景，对于传统的管理制度有两个颠覆：一是犯人都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观剧，节日结束后他们自动回到监狱，此后这就成为一种制度；二是雅典的妇女在传统中是属于主人的属人：在宗教仪式中妇女不能接近祭台，在继承法上，妇女被禁止继承父亲的产业。然而允许妇女观剧，参加庆典活动，就意味着对妇女管理制度的一种变革。
（3）自然环境影响下的长期政治分裂，城邦林立，各具特性，从而促成希腊在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局面。
希腊城邦中两个最大的城邦分别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斯巴达则是奴隶主的贵族寡头政治，双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各自迥异的政治文化传统。
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的阿提卡半岛，海岸线漫长曲折，有便于航海的天然良港；同时山地崎岖不平，又瘠薄多石，但有几个小平原，虽不太肥沃，也还比较适于农业。雅典人以农业、工商业、航海、手工业为主要职业，性格比较开放、自由、独立，所建立的城邦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其文化充满着理性、批判、思辨、自由、活泼的特质。由于实施开放政策，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外邦人纷纷到雅典生活，参与政治活动、文化创造，不仅从雅典学习到许多知识，同时也把外邦的文化带到雅典，极大地丰富了雅典的文化。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等来自不同外邦的学者，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学说带到雅典来，大大活跃了雅典的文化氛围，使全雅典的人民受到一次次文化的熏陶，开阔了学术的视野。爱利亚城的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约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曾去雅典讲学。巴门尼德认为，形形色色、运动变化着的具体事物和现象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只有不生、不灭、不变、不动和唯一的抽象“存在”才是真实的，“作为思维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109。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不仅与实际上的万千变化的现象相抵牾，而且也为以直观表象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早期哲学所不容，因此受到人们的质疑和非议，尤其对存在是唯一的和不动的这两点上，成为人们辩论和攻击的目标。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挺身而出，为老师的“存在论”进行辩护。他提出著名的“飞矢不动”论点，以此论证事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东西只能是所谓“唯一不动的存在”110。芝诺的这种“论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激烈辩论，正是在与观众的辩论中，他触及了运动的矛盾性这一本质问题，即运动是不间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他的论证方法奠定了论辩的辩证法的基础。雅典人也经常到各地进行游历，宣传自己的思想理论，将当时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希腊世界各地，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柏拉图。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自幼受过极其完备的教育，包括文法、写作、体育和音乐、美术等，后又认真学习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的哲学观。他曾写过史诗和悲剧，并决心献身政治。一生中有近12年的时间在各地漫游，到过麦加拉城邦、非洲埃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所到之处不仅了解当地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还吸收了各派的哲学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在第二次赴西西里时，曾以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训练国王，以期让国王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哲学王。尽管努力失败，但他却传播了雅典的先进文化。
斯巴达城邦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雅典完全不同，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这里东、北、西三面都有高山，土地贫乏，只有中间有一个比较肥沃的小平原，适于农业。由此造成斯巴达与雅典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管理体系，以及性质迥异的文化传统。为了解决土地贫乏的问题，从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早期，统治者就开始不断对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进行征服，掠夺了大片土地，又把那里的居民降为地位低下的“希洛人”——奴隶，这使得斯巴达的全体公民有了大量的农田，并由大量的希洛人为他们耕种，又使得斯巴达公民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斯巴达人也要时刻提防在人数上远远多于他们的“希洛人”的仇恨与反抗的浪潮，这种紧张的戒备成为他们的重负。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爆发“希洛人”大规模的暴动，斯巴达人疲于镇压“希洛人”的反抗。不断地对外征服掠夺土地和镇压奴隶的反抗，随之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管理上给斯巴达带来了特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具有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斯巴达人在征服中，将原有居民大部分变为“希洛人”——奴隶，小部分被驱逐到边远地区与原住边远地区的居民组成“皮里阿西人”，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处于附属地位，而人身还有自由。全体斯巴达人则成为统治者，成为斯巴达国家的全权公民。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会议、监察官组成，它是典型的寡头贵族专政的国家。国王有两个，由两个王族产生，其权力受长老会议限制，只有战时统帅军队权力才较大。长老会议是斯巴达最高政治机关，由28人组成，实际完全由出身贵族的长老充任，一切重大事务皆由它决定。公民会议由30岁以上成年男子组成，只有表决权，表决时也只是简单地以喧闹之声对提交的议案或人选表示赞成与否。监察官由5人选举产生，一年一任，但也由贵族独占，其职责为监督国王、审讯国王的违法行为、监督公民的生活、左右长老会议，其权力很大，因此到公元前5世纪以后，监察官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二是经济制度实行土地和奴隶的国有化。国家把全国土地分成若干份，公民每家各得一份，不得买卖转让或分割继承。全体希洛人被固定于份地上，按规定把收获物交给份地主人，但份地主人不得私自把他们出卖、赶走，也不得私自索取超过规定的收获物，因为希洛人是全体斯巴达人的奴隶。这种经济制度延缓了斯巴达人的内部分化。
三是实行军事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斯巴达人在全体公民中实行军事纪律。整个斯巴达社会无疑是个大军营。只有体质好的婴儿才许抚养，体质差的就扔到深山沟里。儿童从7岁开始就接受艰苦的集体军事训练，如缺吃少穿、经受烈日暴晒、露宿野外等。20—30岁的男子，每天都必须参加军事、体能、音乐训练，30—60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常备兵役，60岁后才能解甲归田。全体男公民都被编入“男营”，全体斯巴达妇女则在“女营”里，丈夫和妻子定期见面、过夫妻生活，却不能生活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在公共食堂里就餐，这是公民身份的标志；所有人都吃同样的份饭，以示平等。在两个多世纪里，斯巴达利用各种制度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镇压力量。除斯巴达人和希洛人之外，还有在边远地区的皮里阿西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公民权，但在法律上是自由人。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少量土地，可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但必须纳税和服兵役。
四是斯巴达人这种特殊的军国主义的传统，造就了它特殊的文化传统。斯巴达人武力强大，在希腊世界中以军事力量闻名，但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则可以说是交了白卷。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训练和打仗，使得全体斯巴达人过着简朴、平等的生活；他们崇尚武力、健壮、强大；他们的性格剽悍、粗犷、直接；他们的语言简单平实、很少修饰；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战场上打胜仗、立功。包括妇女在内，每当送丈夫或儿子上前线时，告别的语言就是：“或者在战场上立功而光荣归来，或者战死在沙场！”因此，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与雅典那种自由、热情、活泼、创新而又充满理性的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崇武、守纪、冷酷、简单从而缺少情趣的文化传统，以至于有关斯巴达的历史记载，都是外人所写的。
希腊世界由于雅典与斯巴达自然地理环境迥异造成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深刻影响了其他各个城邦，那些小城邦遂依自己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特点分别与雅典或斯巴达结盟，从而造成希腊世界以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为主的既对立、斗争，又相互影响的二元政治文化的局面。
从地理位置看，希腊世界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距离很近，便于吮吸东方文化的乳汁，易于接受两大文明的积极影响，在自己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早于古希腊文明诞生的古埃及文明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希腊的近邻，古希腊由于有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因而有利于与这些文明的交往，许多著名学者也到埃及两河流域广泛游历，记载了当地的许多历史传闻和风土人情。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宁，许多工匠也来到希腊地区寻求生路。这样的交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它使古希腊坐享了埃及乃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文明成果，为文化繁荣做了浓厚的铺垫。拉尔夫林顿指出：可以这样说，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因子不能追溯到外族源头的。
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直接影响下发展的，但也可以说是在埃及24个象形符号的间接影响下发展的。希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史学家都曾到过埃及，有的在那里学习过，他们吸收了埃及的文化成就，并创造了自己的成果。著名的哲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柏拉图等都到过埃及。泰勒斯认为，万物始源于水复归于水，明显与古埃及关于宇宙为水神所创的宗教传统有着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数学家，它在数学上的发明深受埃及数学的影响。古埃及发达的几何学吸引他去埃及旅行并考察，据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卡力马利斯记载，毕达哥拉斯在埃及住过许多年，并向埃及祭司学习过数学知识。他在埃及游学数年后返回希腊致力于数学研究，第一次使数学这门学科超出了商业需要的范围，创立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对边平方加邻边平方等于斜边平方。” 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遍游了埃及，搜集了大量史料，写下了名著《历史》，最为可贵的是这位史家能不带民族偏见地被埃及文化的辉煌成就所打动，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希腊人的一些宗教崇拜如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宗教仪式中用牺牲占卜、节日集会、游行行列等都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和几何学。梭伦立法中规定每一公民必须从事一种手艺的条文也是从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立法中学来的。在文学方面，古希腊文学不论是在题材上，还是体裁上，都长期受埃及的影响，即使近现代欧洲文学，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古埃及文学对《旧约》有很深的影响，以后《旧约》又给予现代西方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在艺术方面，早期希腊雕刻深受东方影响，甚至是照搬，多数是呆板的正面造型，如在提洛岛上发现的“阿黛密丝”女神像，在萨摩斯出土的“赫拉” 女神像，在特尔菲和阿提卡发现的“阿波罗”塑像等，在造型、动作、表情等方面都与埃及、亚述作品相似。但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希腊人逐渐学会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创造自己的新文化。这正如一位艺术作家赖那克在《阿波罗艺术史》中所说：“没有比希腊人的天性最偏向于模仿性和吸收性的了，他们所知道的东方艺术只可作为使他们超越东方艺术上的鼓励。”111
在希腊化时期，希腊对外开放政策仍旧延续，但文化中心已由雅典转移到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这种情况有利于希腊人更多地、更直接地吸收东方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希腊人与东方人共同创造的结晶，使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混合主义、世界主义及个性主义。这些特征在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希腊在科学技术方面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科学家在总结了东方各国人民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把科技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如阿基米德所发明的各种机械，喜帕卡斯的地球中心说，亚里斯托摩斯的太阳中心说；新的建筑原理出现了，如公共园林被视为每个城市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建筑物将雄伟、简洁、雅丽结合为一；雕塑品以其内容的广度、技术的娴熟，以及传达人类心理精妙入微的能力使人赞叹；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达到顶峰，人代替了神，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爱情构成了新型文学的内容；由于眼界的扩大，人们知道了从未知道的国家，认识了异族的生活、文化、语言和信仰；希腊人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史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如人种志、历史小说也出现了。希腊人哲学上的混合主义尤其明显，最典型的是犹太人亚里斯托布鲁和斐伦的神道哲学，他们的哲学体系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犹太法师学说的古怪结合。
纵观以上论述，可以这样说，没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基础，不论希腊的天才有多么聪明，都不一定能够创立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希腊人应该感谢她的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四）民族性格与自然地理环境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古代世界，生活于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不同人类共同体，由于受到某种具体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于是主要从事某种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曾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112在这里，地理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作为生产力中的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而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某个人类共同体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地理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如生活在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民族多过着农耕生活。而当人们在从事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时，“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13，从而“练出新的品质，……改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14。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此外，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些政治、精神生活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5，如此，民族性格与地理环境、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及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
早在上古时代，先贤们就已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和人性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人的身体、性格又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社会管理体系。
希罗多德在一生中进行了两次漫游，所到之处，都对当地的地理、山川、气候、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的《历史》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所知道的世界范围的文化史，同时他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开创者。希罗多德在考察各地时，十分注意自然环境对人本身的影响，他认为：“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及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116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在所著《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古希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提出，人类地理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学者让·博丹（1530—1596）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117。他不仅把人的心理、气质的自然条件基础归结为纬度高低造成的气温差异，还归结为经度，即距海的远近所造成的湿度的差异。博丹还注意到人类的法规、意志和教育对自然的反作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因素对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情感、风俗、法律以及政治制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委顿；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热带民族的怯委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在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异，这是自然原因所产生的后果。”118孟德斯鸠还说：“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 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孟德斯鸠还认为，正由于世界各地的气候不同，因此造成了各民族性格和心态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当然，我们认为还会造成各民族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同。英国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博克尔（1821—1862）认为，人类的发展受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两种规律的影响。自然规律中的气候、土壤、食物等对人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它们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分配，阶级的形成以及政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和形成却有重大影响。一般的自然面貌则直接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思维活动乃至民族性格。例如，森严恐怖的自然现象常常让人产生恐惧、敬畏的感觉，刺激人们的幻想、孕育迷信、削弱理性，使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软弱无力；单纯、恬静和幽雅的景象则有利于人们培养怀疑、探索精神，提高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119
民国时期大学者刘申叔曾说：“大抵北方之地 ，土厚水深 ，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 ，水势浩洋 ，民生其间 ，多尚虚无。”120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 ，景色壮丽 ，气候干燥寒冷 ，天空高旷凄凉 ，植被贫乏 ，在这种环境下 ，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而南方水流纵横 ，山色清华 ，植物华丽 ，气候温暖湿润 ，云霞低垂清灵 ，在这种环境下 ，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所以有着灵巧的心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视政治的个性就较为突出。 鲁迅在《花边文学 ·北人与南人》中谈道：“ 据我所见 ，北人的优点是厚重 ，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 ，机灵之弊也狡 ……”121中国著名学者，如王国维、林语堂等都对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对南北方不同地域的人们的身体、性格、气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过论述，这些都对我们研究不同区域的文化，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的成因及特质以及研究璀璨的大一统的中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
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他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说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梁启超对于气候影响民族性格尤为关注，他认为人类文明最早产生于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 一般来讲， “平原较高原宜于生活，故谋生更方便、容易，纵观古今中外，文明均无起源于热带或寒带”122。“寒暑之代谢， 苟非劳力， 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 亦必得其报酬。 此文明之国民， 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 123 梁启超认为中国居于温带地区，所以中华文明先进于西方。他还说，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土地优良会使人产生依赖性。但他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 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 能以心力改造环境， 而非偶然悉环境所宰制”124。梁启超并没有把自然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民族性格和历史进程的唯一因素。
综上所述，人类先贤对于自然地理环境是否影响民族的性格以及如何影响民族的性格这一问题进行了卓越的探讨，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历史的局限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偏颇。我们以为，应当从以下几点来思考这一问题：
首先，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不是直接影响，而是在其所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中，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的影响下，形成各自的民族性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着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学说就与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重大区别。在孟德斯鸠那里，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气质性格，人的气质和性格决定法律及政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则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以及人的气质、性格，而人类的活动又改变着自然环境。
其次，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们的心理状态、气质性格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一定要弄清是如何影响的。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某个人类共同体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地理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如生活在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民族多过着农耕生活。而当人们在从事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某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这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所说的，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也改造了自己。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自然称为“人化了的自然界”。人类历史的变迁、文化类型的形成，某一民族气质、性格的塑造，是作为社会的人依托于物质存在创造出来的，并非由自然地理环境外在赋予。
最后，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的影响。这就在于人类只有参加了在某种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才和自然界发生了联系，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现过诗人。”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