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之大“义”

2014年12月10日，夏敦义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拿到了赴乌干达的签证，按照签证要求年内必须动身去非洲。他说事情来得突然，前几天已和夏世铎会长和吴德鋐先生通了电话，也告知我一声。另外，也是因为我们的约见没有成功。他觉得这也是出国之前的一桩心事，所以一定要和我再见一面。

当天下午，他就赶到我单位来了，提着一个大袋子，装有《忧思杂咏》和几册他父亲夏胤中先生的遗诗集，还有一套小宇航服送给我出生一周的儿子。我开车送他回家，路上聊了约一个小时。16日，我又去他家中详谈了近三个小时。

其实，从9月10日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们认识不过短短三个月，却似乎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此一别过，似乎又不知何时才能与这位“联大二代”再见。

夏敦义是我结识的第一个和西南联大相关的人。

寻找这些联大老人本来就是个曲折的过程。我先是联系了北京大学的校友会，然后找到北大上海校友会，但联大的毕业生们都太“老”了，和“时代精英”们没有多少交集。后来，一位名叫王达的老会长对我说，在上海可能已没有健在的老校友了，一度让我有些绝望。好在王达告诉了我首任上海联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凌仁（已去世）女儿凌红的电话，因为凌仁的亲弟弟凌智（上海校友会名誉会员）仍然健在，我提出能否去看一下凌智，但凌红婉言谢绝了。唯一的好消息是凌红告诉我现在的联大校友会仍在活动，于是她又给了我夏敦义的电话。和作为校友会干事的夏敦义通了电话之后，我总算和联大上海校友会接上了头。

第一次通话，他给我的感觉是稍有儒者的迂腐。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隔了大约两周才正式见面，但接触之后更加感觉到他的可爱及他对于联大校友会的热心。他先是建议我见了夏世铎会长，之后又见了吴德鋐理事，还邀我参加了联大七十七周年的校庆活动等。

与之渐渐熟悉之后，我进一步感觉到：事情的顺利一方面是出自他淳朴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和西南联大有着不解之缘。

夏敦义是一位“联大二代”，他的父亲夏胤中是西南联大政治系1940届的毕业生。1949年夏胤中决绝地辞去国民政府驻古巴哈瓦那副领事之职，回来报效祖国，却处处受到怀疑和限制，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子女们的生存状态。夏敦义后来发给过我一篇《我的学英语经历》，这则有意思的自述也串联起了他人生许多个时段的经历：十六岁进入工业中学，那是个培养学徒工的学校，自然没有什么英语课。进厂做学徒工时，他有了学英语的想法。父亲一度不太愿意教他，而是让他学学数理化和车工手艺，后经友人疏导，想法才有了转变。到了“文革”中后期，由于不再受到严重的冲击，夏胤中开始向几个子女教授英语。

从学校毕业后，夏敦义去了万丰玻璃厂（这个厂后来又改叫电子管六厂，然后又并到了电子管二厂，再后来二厂也不存在了）做学徒，有了父亲的英语“启蒙”之后，又经他本人“软磨硬泡”和“贵人相助”，在社会上“混迹”了两个英语培训班，学得了一点“皮毛”。因为当时刚改革开放，国家建设急需英语资料翻译人员，经过努力沟通、申请，夏敦义从原企业车工的岗位上调到了玻壳厂，做起了资料翻译工作。

“虽然上过英文培训班，但没有一纸文凭也没有用，”夏敦义说，“这件事还是要感谢西南联大。”

20世纪80年代，夏胤中的老朋友、联大校友1941届经济系毕业的朱志明先生到他们家里做客，夏敦义向我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朱志明问夏胤中：“老夏，你现在怎么样啊？”

退休在家的夏胤中说：“我还不错，就是我这个儿子，呆头呆脑的，手里也没有一纸文凭，现在一家厂里搞翻译资料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家指指点点？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朱志明就把这事记在了心上，并把夏敦义介绍给了凌家兄弟。1985年，“文革”后恢复起来的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和上海电视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学历班，开设中文、法律等三个专业，夏敦义便进入中文专业班学习。虽然他说自己成绩一般，经历了不少次的补考，但花了四五年时间还是拿下了这张大专文凭，“如果没有这块‘敲门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更艰辛。”夏敦义当时的班主任，就是恢复后的上海校友会首任常务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凌仁先生，而当时校友会的“办公地址”就在凌仁位于塘沽路的家中。

对于这段往事，夏敦义说道：“当时拖着老爸参加了一次联大的校友活动，其实他对这些活动是不太热衷的。老爸满怀热情不远万里从古巴回来真心实意想为新中国做点事，反遭怀疑，他不愿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因为自己被凌仁招进他们与电大联合办的中文班，也因为凌家兄弟热情邀请亦是校友的夏胤中去他们家做客，夏敦义觉得既应该对凌仁、凌智兄弟表达感谢，而且也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着地采取行动，让父亲参加了一次校友活动。

“一些老同学见到我老爸惊奇地问：‘夏胤中，你还在啊？’当时见面的问候语就是这样。”

夏敦义说：“据他所知西南联大有很多老校友，1949年之后的经历都非常坎坷。”多年后，夏敦义被聘为校友会干事，在联大七十五周年校庆活动上，他注意到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名叫陈志竞：他说话轻声细语，像女同志，听说他曾是蒋经国“太子党”的成员，官至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挂少将军衔……

谈到这些，他说了一句我特别认可的话：“研究联大校友的价值，在于他们一生的坎坷经历。”

夏敦义兢兢业业地在玻壳厂做翻译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玻壳厂的引进项目完全结束，已无任何资料可译，我第一个‘下岗’”。

下岗后的夏敦义，先后在晶源油脂厂、欧罗亚银行设备公司工作过，但结果是一次“自炒鱿鱼”、一次“愤然自动下岗”。我觉得，夏敦义根本就不是一个适合跑销售做生意的人，以他的性格接连发生这样的情况实在太正常不过了。

如果说在下岗后反复的求职过程中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当属香港总佳有限公司总经理齐辉。

夏敦义说，自己是看了《新民晚报》中缝里的一个广告，就跑去求职了。他进去先问了一句：“你们这个公司是搞什么的？”对方回答说是做化工的。

“我转头就想走，因为化工我不懂，如果他们是搞军火炸药，我也跟着一起搞吗？”但是工作人员说既然来了就填一张表吧，这样也好跟领导交代，夏敦义觉得也不要为难人家，就答应了。没想到很快就接到电话，说老板来过了，通知他下周一上班。

总佳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胶水类产品，上海的负责人是齐辉同父异母的妹夫杨经理。夏敦义刚进总佳公司时，杨经理介绍公司概况时说：“公司下周要在上海展览馆搞展销活动。”夏敦义提出：“搞展销活动，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进口的，有一些技术资料和说明书要翻译在展会上交流、分发吗？”杨经理甩出一大堆资料交给夏敦义，他也不辱使命，加班加点把展会需要的资料及时译了出来。

参展那天，夏敦义第一次见到了这家公司的大老板齐辉——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老人。那天布展工作做完，午餐休息间歇聊天，齐辉说：“前两天我在北京刚参加校友会聚会活动，赶来上海时间有些紧张，有劳同人们了。”夏敦义问道：“齐先生，您是哪个学校校友会会员啊？”齐辉说：“西南联大。”夏敦义脱口而出：“我父亲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那天收工时，齐辉对他说：“敦义，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你做好去意大利受训的准备。”

1997年年底，公司果然去意大利开拓业务，并派夏敦义前往接受技术培训。在香港转机逗留的时候，齐辉问夏敦义：“你想去香港哪里玩一下？”夏敦义说：“我只要到维多利亚港前站一站就行了。”齐辉笑了，说这还不容易。

在齐辉香港的家中，夏敦义见到墙上的一幅艳丽的红牡丹国画，作者署名“潘柏龄”，于是问道：“齐总，潘柏龄这个名字我看着好熟悉，您怎么有这幅画的？”齐辉告知：“她是我在联大附中的同班同学。”所以多年后，当夏敦义见到潘柏龄的时候，实在可以说是对这位女先生“久仰”了。

夏敦义后来还是离开了总佳公司。他当时负责销售企业生产的皮鞋胶水，可跑遍了上海的皮鞋厂，也没有卖出去一盒胶水。除了他不适合做生意，原因也在于产业结构本身。据说那时皮鞋在上海“烂大街”，《新民晚报》甚至还刊登过一篇报道，就叫《四十万双皮鞋给谁穿？》。

齐辉也挽留过他，但夏敦义说他每个月做不出业绩，白拿公司六百块钱工资，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想出去再看看。而他的内侄女一直在这家公司做得不错，直到齐辉去世、公司解散，这才出去闯荡另一番世界。

“就在1998年，齐辉还和我的侄女说过，让我回去。但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夏敦义回忆说，在总佳公司办公室，曾经看到一张齐辉和李克农的合影，据说彼此都是老朋友。“齐辉大学毕业之后，就去香港发展，做过翻译等工作。据说后来在朝鲜战场板门店和谈的时候，他作为美军的翻译，和彭德怀面对面而坐。不做翻译工作后，他才创建了总佳公司。与齐辉先生交谈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爱国的，只是他清醒地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回到大陆……”

离开总佳公司之后，夏敦义先后辗转在商业会计学校、外贸学校、南湖职校、通用学院、行健学院、二医网院上课、做教务，后来又到复旦成教学院做班主任。

2012年，凌家兄弟在塘沽路862号的家面临“强迁”，夏敦义就去凌家陪伴了恩师一段时间。一天，他意外地在凌智家发现了一个启了封、封面写有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信封。他问老师：“凌老，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吗？”凌智说当然可以，打开信封，他才知道此乃联大校友会的通讯录，内有联大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看到这则通知，他仿佛又想起近三十年前陪父亲夏胤中参加联大校友活动的场景。在凌智的鼓励下，他又参加了联大上海校友会的活动，作为一个“联大二代”，夏敦义又“归队”了。

他记录道：

2012年10月28日，参加了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庆祝建校七十五周年校友聚会，带了三本《忧思杂咏》（父亲夏胤中的遗著），分别赠送第一次见面的夏世铎会长，聚会召集人吴德鋐先生（后因黄树颜第二天将赴美，吴德鋐先生让我先给黄先生，以后再给他），另外一位是心仪好久想见的潘柏龄先生。因此，被校友会的前辈邀约帮助做些联络工作。

后来，他正式被聘为上海联大校友会的干事，做了许多电话联系、上门拜访老校友的工作。事实上，对于校友都已耄耋之年的联大来说，也只能倚重“二代”的力量了。

夏敦义也一直致力于整理父亲的遗著，并效仿父亲将他的部分古体诗翻译为英语。吴德鋐认为：“翻译得可能不及他父亲，但能这样做也是很不错的了。”

夏敦义说，自己尽心尽力为联大校友会“跑腿”，“最重要的是老吴，这么大年纪了，不懂电脑、手机，还要一次次地修改校友通讯录，甚至一次次跑腿，最方便的办法也得是把文章打印出来，寄到他家里。”

吴德鋐说：“夏敦义在校友会里还是很积极的，他要去乌干达了，对校友会的工作肯定也会有影响。但我不像其他老先生那样劝他不要去了，我还是支持他去看看、闯闯。”

夏敦义要出国了，我更觉得有些想给他的礼物送得太晚了。

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本1993年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我对他说这些书我已经不怎么敢收了，因为每一本小册子背后一定是一个去世的老校友。他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另外还有一册《燃灯者》，讲工人赵越胜业余上课结识北大教授周辅成的故事，和夏敦义《我的学英语经历》中的记录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还有一本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副领事》，因为这是他父亲夏胤中曾经担任的职务。

在夏胤中的遗著《忧思杂咏》之中，夏敦义所写的《关于作者的生平》记录道：

我父亲夏胤中，安徽舒城县人，1916年3月19日出生在舒城的一个小有产者家庭，六岁入初小，十一岁开始读私塾，十四岁高小毕业，初中是在安庆第一中学上的，高中考上了扬州中学。

……

1936年夏，他来上海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政治系和交通大学的铁道管理专业，结果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愿，上了北大。

……

1940年夏西南联大毕业，开始寻找工作，从6月中旬到10月一直处于彷徨状态，最后，通过哲学系教授贺麟间接介绍，10月底到贵州遵义步兵学校任国际政治教官。

……

1942年4月间，我父亲离开遵义到了重庆，经他同班同学李缄三的介绍进入国民党中央通讯总社编辑部任编辑。在总社，先做了一段时间校对新闻稿的工作，又做了一段时间编新闻稿的工作，然后又死心塌地地准备当年十月的中央考试院举办的高等文官考试。1943年春发榜，我父亲被录取了，3月底离开中央社。

9月我父亲被分配到国民党外交部，派到美洲司第二科工作……

1943年年底我父曾做过争取赴纽阿连斯（今译新奥尔良）副领事的活动，1944年年底王世杰调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因人事变动，我父亲的活动没成功。

直到1945年年底这一批考进外交部的人员年资届满，经过多次力争，这批人员都先后外放，我父亲被派到中美洲岛国古巴京城哈湾拿（今译哈瓦那）任副领事。1947年3月父亲携我母亲（系四川大学毕业生）离开祖国赴古巴哈湾拿，开始了又一段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此外，他还和我说起，父亲和邓小平也有交往，邓小平还鼓励过他加入共产党。

夏敦义说，他的父母育有五个子女，作为老大的他在外派之前就已出生，所以就把他留在了老家安徽舒城，从小在那里长大。老二、老三都出生在古巴哈瓦那，女儿叫笃义，儿子叫崇义。最小的两个弟弟都出生在父母回国后，取名行义、循义，分别是“六九届”和“七四届”的。

在夏胤中的遗作《忧思杂咏》中，也有回忆在古巴生活的诗稿。

念古岛

因为小吏涉重洋，古岛风光记忆长。

四季花香春气永，周边海阔碧波扬。

芭蕉树下隆巴舞，不夜城中窈窕娘。

都富诗情堪入画，斯邦物阜庶民康。

当时的夏胤中已经对国民党政府有了失望之感，同时在海外与“侨共”有了接触。

“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我父亲与侨共的接触较为频繁，纽约侨共领导人之一的唐明照先生曾两度到我父亲寓所进行关于侨务工作的长谈……”夏敦义说，唐明照当时应该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也可能得到了作为政府外交官的夏胤中的某种庇护。“后来唐明照在联合国做了副秘书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7月，夏胤中已经主动辞职，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于秋天回到了祖国大陆。

夏胤中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回来报效祖国，也确实曾被外交部送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但他突然患了重病，整个胆和肺的部分组织被切除，可能因此耽误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旧外交官”可能被人民政府信任吗？

夏敦义说“父亲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尤其是回国之后—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在北京崇实中学任教员；1951年2月至8月，在北京家中闲居；1951年8月至1957年7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任教员；1957年8月起在上海市第五女中（现改称上海市第五中学）任教员，直至1976年6月退休。

夏敦义曾经玩笑地和我说过：“如果父母不回来，最多也就是我一个人在国内受苦，他们和弟弟、妹妹大概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如果是这样，我也心甘情愿。”

夏胤中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爱读诗，但真正学作诗算是1957年以后（也是受当时“赛诗”的风气影响）。退休之后的他生活得还算安稳，于是在家埋头写诗。后来，夏敦义根据父亲的手稿，先后整理出了《忧思杂咏》《忧思别集》《忧思新集》《展望集》《沉吟集》《随想集》整整六大本诗集。

夏胤中的诗作很有特点，绝大部分是七律，对仗工整，平仄合韵，而且几乎都翻译成英语，于是又成了一首首外文诗。此外每首诗后面都还附一段注释性的“题解”。

这些诗也许谈不上“大唐遗风”，却因为真实记录了亲历的历史事件及作者的所思所想，且又与主流文风不那么一致，故而有其独特的价值。

他认为：“这些书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会有一小部分人感兴趣，有它的价值所在。”

后来他还找过当年介绍夏胤中进中央社的老同学李缄三，通过寄贺卡和他联系上了。夏敦义把稿件的一部分寄给了身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李先生，这位联大的老同学说可以帮他在德国出版。“但当时没有电脑，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最后也就耽误下来了。”

1997年，八十一岁的联大政治系毕业生夏胤中，因为身体机能衰竭去世。而在父亲去世之后，屡屡遭遇“下岗”的夏敦义则花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整理父亲遗稿的工作中。

他将所有的遗稿逐一进行整理，输入电脑。《忧思杂咏》中“题解”部分没有英译，父亲希望夏敦义能翻译成英语，他也试着完成这些工作。还有许多诗也没有英文版，夏敦义也尝试译成英文，但他承认：“做这个工作，我的底蕴实在达不到。只能看看中英双语版的《唐诗三百首》，看看父亲以前的英文翻译‘依样画葫芦’，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热情在做，但着实是越做越有劲……”

他甚至告诉我，在整理父亲诗稿的过程中，自己始终是战战兢兢的，生怕父亲的心血付诸东流，但整理完之后，“就算杀头也不怕了”。

这次去乌干达，他说要带上电脑，进一步整理完善父亲那六本遗稿，甚至想看看有没有在国外出版的可能。

有时候，我会觉得，某种意义上，夏敦义的一生，其实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偶尔写一些诗，比如发给我的《自思》，也是模仿父亲搞的中英文双语版，也有“题解”，似乎那已成了他心中的模板和范式——但就我能判断的中文来说，仍然略逊一筹。我听到过他在联大校庆上唱的英文歌，口音很纯正，加之做了几十年翻译工作，中英互译的笔头功夫肯定也不错。但是，即便单就语言而论，他还是无法达到父亲的程度。

和夏敦义出国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拿着上海校友通讯录，一一告诉我每个校友的情况，是否健在，身体怎样，有无子女等。

我拿着自己带去的那本1993年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随手就翻到了“在美国校友”中的杨振宁等名字。

于是，夏敦义讲起了一些关于杨振宁作为诺贝尔奖得主首次回国的故事。“他的父亲杨武之也在西南联大教过书，后来在复旦数学系做教授，受冲击的时候曾在复旦扫操场。但杨武之始终对于杨振宁不回国、加入美国籍耿耿于怀。”

夏敦义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的网名一直叫“old patriot”，意思是“老爱国者”。

所以我想，即便夏胤中骂自己“蠢也如猪”，如果让他重回1949年，也许还是会选择回国。就像他给五个子女取的名字之中都有一个“义”字一样，想必在他看来爱国无疑就是最大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