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9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
魏美昌[1]
一 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之需要
在最近三年的澳门过渡期间，人们似乎注重加速解决政治问题，诸如公务员本地化、现存法律的清理和翻译、中文作为行政当局官方语言的扩大使用甚至土生葡人的国籍等。在经济方面，除了需要解决低科技向高科技的工业转型外，仍需解决的尚有供过于求的地产市场以及改善澳门作为中国第二自由港的基础设施等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澳门的将来而言，这些都是重大问题，而且在1999年前需要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然而，倘若澳门希望在治权移交后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么，1999年之前，在教育及文化领域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是非常值得澳门内外的人士及有关当局重视的。这是关系到澳门与我们邻埠竞争而继续生存的问题。
澳门是弹丸之地，人口稀少[2]，在金融及商业方面不可能与香港竞争，而在人力资源及市场规模方面，更不能与中国其他城市竞争。
澳门劳动密集型工业于1970年代呈现上升势头，到80～90年代渐趋衰落，于是经济学家及其他有关专家试图为澳门另寻一种模式，澳门不单单是一个赌城，更需要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在信息、通信、金融、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方面提升国际化的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游客。
虽然澳门国际机场已在运作中，日后，当铁路或高速公路能通达中国腹地，深水港能大力改善时，澳门能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枢纽呢？答案仍是否定的。
作为一个城市，如果澳门只对其基本建设过程加以现代化而忽略文化特征的改善，那么，澳门将逐渐失去其文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两样。由于澳门经济能力薄弱，而珠海的面积、人口及资源都比澳门优越[3]，因此澳门将轻易地沦为珠海的附属物。那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完全失去意义。
因此，澳门极需全力保留其文化特征，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已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事实上，与邻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门的历史文化较为悠久，这一点，澳门是占尽优势的。1999年以后，只要在澳门内外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使澳门继续成为一个能服务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联系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战略枢纽（这个文化纽带是在澳门四个半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澳门在与邻近地区的竞争中，就仍可生存发展。
二 何谓澳门文化特征
所谓文化特征，就是与众不同、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文化独特性。此特征在四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孕育滋长，是带有浓厚的中华—拉丁色彩的东西方文化之融合，有别于只具短暂历史背景的香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亦不同于未向西方长久直接开放的中国岭南文化。[4]这种特征在土生葡人文化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其语言、烹饪、艺术及风俗习惯，一代一代留传下去，形成一个有别于纯正华人社群或葡人社群的独一无二的土生葡人社群，他们在澳门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基本法[5]的保证。
自从葡萄牙人利用澳门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和传教中心，东西方的元素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影响着。葡萄牙文化无法同化中国文化，中国人亦无法拒绝西方文化，因为在科学领域内，西方占了优势。这种情况与香港的中国人被迫接受英国文化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在澳门我们可体验到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容忍、取长补短，从而产生文化交流兴盛的现象。创办于约四个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就是一个好例子。这所学院是东方第一所西方式大学。耶稣会士从西方到澳门首先必须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及中国文化，因此该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另外，中国人也进入此学院修读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成为精通西方文明的第一代专家。虽然学习的宗旨是传播宗教，但耶稣会士和有识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玛窦、徐日升、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等神父及其中国学者同道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何国栋、吴历等等，他们互相合作促成东西方文化交流，借此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学、军械学、西方艺术等传入东方，并向西方推介东方的哲学、医学、建筑学、绘画、茶道、瓷器、漆器及许多其他中国文化的精华。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这个广袤而深远的交流对社会的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至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方面，这种交流推动了西方的启蒙运动，使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社会革命走向巅峰，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创了洛可可这一新艺术风格等。另一方面，中国进步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都透过澳门而有机会接触外国进步思想，从而逐渐揭开了中国多元化及开放的新世纪的序幕，导致科学技术及教育的新跃进。而圣保禄教堂前壁（牌坊）的清晰图像、雕塑和文字，就是这种文化交流悠久的见证，这个古迹已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志，象征着共存、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澳门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澳门比在邻近地区更显著，体现出和谐多于冲突，平衡多于对抗，包容多于分离的特性，使澳门社会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稳定。
分析这两种民族、两种行政及司法体制以及两种不同的政治及思想体系和平共处的悠久历史，就容易理解澳门过渡期的种种问题（包括兴建澳门国际机场的问题比香港同样的问题容易解决等等）。彼此都能坚持互相尊重、互谅互让，这是中葡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这也就是“澳门模式”，与充满冲突和摩擦的“香港模式”截然不同。这两个模式，一个建基于以欧洲大陆法为基础之拉丁文化，另一个建基于英式习惯法（即普通法）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澳门这个共存、互相尊重及互相了解的模式，强烈地反映在不同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巴哈伊教）之间的关系上。这里不同宗教在教堂、寺庙施行各自的宗教信仰仪式，教徒以友善方式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事件。然而，在中国内地、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波斯尼亚、中东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宗教性质的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众多宗教的和平共处，可与比澳门还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福建泉州的各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相媲美，但澳门比泉州更为持久而且没有间断过。宗教自由在澳门基本法中得到保证，希望这种状况在1999年之后能够延续。
东西方文化互相渗透，已成为我们澳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异族通婚继续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人们往往以中西合璧的方式举行婚礼。一批善男信女既参加花地玛圣母圣像游行，又在农历新年除夕朝拜妈祖求兴旺与幸运。各社群都能一起庆祝东西方节日，并因此带来了比邻近地区更多的公众假期。在公开的仪式上，主教及佛教高僧一起出席，为本澳的盛事祈福。这种传统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少见的。
澳门著名的拉丁风格结合中国传统风格的城市建筑模式，是文化互相渗透的具体见证。教堂及庙宇、堡垒及塔亭、房屋及店铺、花园及墓地、广场及小巷的建筑艺术，构成了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由文化司署特别部门依据周详法例[6]给予保护。文物保护由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规定，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
我们比香港及内地地区更幸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连同保存在教堂、庙宇、洋行、当铺等属于公共和私人档案的书面记录，以及在内地已经失传的某些习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由于历史上澳门所处的特殊地位成功地避过了世界大战、内战等各种运动的破坏。有一部分不久将在澳门历史博物馆内展出。
一位境外华人学者在探访澳门时，曾对澳门作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如果香港已成为“东方之珠”，澳门则是一颗有待琢磨的钻石，经适当加工，其价值及光泽将超过一颗珍珠。
但是，倘若让葡文很快自然消失；若把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当做国人；如果允许现存的文物被拆掉或允许彻底改变其历史文化价值；假若中国法律取替澳门法；倘若就像对待有害的迷信一样，禁止古老的中国风俗习惯流传等等，澳门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可喜的是，我们对此不必过度悲观，因为在澳门内外的华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理解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的必要性。中国政府及本地华人社会，在未来特别行政区内宜推选或委任一些对澳门文化财富有认识的务实人才担任重要职务，以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及建立一个保证1999年后能延续下去的基础，以保证这颗钻石不会蜕变成无价值的石头。
三 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的良策
经过一连串的讨论及研究，下列各点人们已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
（一）加强调查研究
目前澳门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详细阐明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是一项跨学科的专门学问。尽管其研究范围狭小和有限，但澳门文化司署一直鼓励澳门及海外的学者及给予其津贴作此类研究，研究的成果以三种语言在《文化杂志》上刊登。澳门大学在不久前开始扩展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鼓励年轻学者研究澳门的题材，尽管还有不少困难。澳门基金会及东方基金会出版了不少关于澳门的书籍，尽管其学术水平还不高。《行政》杂志及本地法学、经济学杂志有不少有水准的论文。
为了加深认识澳门的特色及其在本地区的作用，在澳门举办过很多国际研讨会。此类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便于世界上更多人认识澳门的区域性角色、模式及对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在此刻讨论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关于对下一世纪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即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教联盟之间的“文明冲突”之推测的时候，澳门模式可以证明，亨廷顿上述推测是不正确的。
（二）大力推动公民教育
只有当澳门的特征不仅为少数的政治家及学者，而且为各个阶层的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所认识，并且准备为捍卫它而努力时，这种特色才能得以保留下来。
澳门居民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或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在澳门几乎没有扎根，亦没有归属感。虽然土生葡人已在此根深蒂固地成长，但1949年甚至更早时间以来，他们便不断移居海外，而留下来的人对澳门前途仍存有疑问。过去，公民教育完全被忽略，在余下几年的过渡期间，公民教育应摆在优先的地位，让本地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透彻理解澳门的特征及其未来，以身为澳门市民[7]而自豪。
对市民宣传澳门基本法固然重要，但还要让他们认识澳门的过去及现在，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及政治制度、文化及宗教等。澳门政府应该组织专家为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撰写教科书及大量关于此题材的文章、小册子，出版有关的刊物。这些题材作为必修课纳入课程计划，使他们能够对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公民教育方面，有关当局应与本地学校、民间和文化团体保持密切联系，互相合作，也应该鼓励公众协助兴建本澳的历史博物馆，它和海事博物馆一样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应鼓励本地题材及事物的绘画及摄影、录影及电影、音乐及舞蹈、话剧及戏剧等方面的创作，并通过比赛、展览和表演等方式加以推动。
（三）充分利用及改善澳门的文化遗产
澳门政府不遗余力动用巨款，以确保具有极高文化、艺术及历史价值之遗址受到保护。近期岗顶前地及下环街前地（阿婆井前地[8]）已修葺，福隆新街及郑家大屋[9]之修葺亦在磋商中。此外，需要修葺之遗址还很多，要逐步使澳门的老区成为一个活的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亦可为公民教育作出贡献。这是一项既深具价值，又需要延伸至1999年后的宏伟计划。
从现时澳门经济衰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旅游业在澳门仍然一枝独秀，它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赌场及博彩业。但是，本澳居民及政府却很希望改变博彩与文化旅游之比例，发展更多文化旅游性质之项目，借以增加后者之比例。
近来，主题公园之兴建已成为最激烈之辩论话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先了解是否应该模仿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现有的主题公园模式，例如香港的海洋公园和宋城，深圳的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或美国、日本、巴黎的迪斯尼乐园，答案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基础，且具有浓厚中华拉丁组合之景点。我们应吸收历史精粹，并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创新，使这些景点结合现代科技及我们的文化特征，具有吸引来自亚太地区、中国内地、台湾地区以至西方之不同种类游客的主题。为了避免有限资源的重复使用及浪费，计划之相互协调极为重要，而大部分项目应来自私人投资。
如果我们建造出可以成功地吸引游客的主题公园，澳门便可摆脱作为香港旅游“影子”的形象，而变成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旅游龙头，具有了与亚太其他地区不同的旅游特色。这样，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澳门的形象从赌城转变为文化都市。
（四）使用和推广双语制及多语制
双语的使用是保留我们文化特色的核心。由于需要保留现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体制，而这些体制需以双语确保其正常运作和质素，因此，有必要维持葡语作为1999年后的官方语言，一如基本法所规定的那样。为此，需要对那些决定于1999年后留澳服务，特别是母语为中文之公务员加强语言培训，并在推行本地化进程中将合格的公务员晋升至重要职位。
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澳门历史、文学、艺术及建筑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亦需要懂葡语。如果澳门希望维持和发展与葡语系的国家之友好关系，以及商业及文化关系，葡语之使用亦同样重要。
总之，澳门有3%的人口操不同程度的葡语，这种珍贵的文化财富，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无法找到的。所以，无论在质还是量的方面，澳门都应该维持、扩大及改善葡语的学习和使用。
澳门政府要在中等或高等学校培养一批教师，为华语学生教授葡文，作为其第二或第三外语，并为不同类型的研究人员讲授有关专业的葡语课程，而葡籍老师应着重教授高等程度的学生。
在行政方面，中文使用亦十分重要，必须继续消除在平等使用葡文和中文方面存在的现有障碍。那些希望在1999年后留澳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也应学习普通话，以便改善讲、写中文的能力，从而普遍提高中文水平。
很明显，要求所有公务员精通双语是十分困难的，但这方面的不足可由优秀的翻译精英来弥补，应该为这些精英提供高级翻译课程，以提高水准。
应该分别编辑一些好课本给初学者和程度较高的学生，如新版词典和各类实用词汇手册。对改进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关键性问题。
澳门既然是一个发展迅速的自由港，因此也急需继续加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教育。另外，还急需培养懂得多种语言的翻译员，他们必须精通普通话、葡语和英语，同时，具有同步传译能力。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研讨会和其他会议在澳门举行，因为澳门是召开这种会议的理想地点。为此，对翻译员应提供特别的培训课程以使其适应新的要求。
澳门的多语制应予扩大，并且优先扩大至其他拉丁语言，如西班牙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以葡文为基础学习这些语言是比较容易的。这是由于澳门有需要成为中国与拉丁语系国家之间自然的和特殊的纽带。
（五）加强与欧洲及拉丁语系世界的联系
分析了澳门的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便可以很容易看到澳门本身具很大潜力，足以成为能将中国与欧洲及占全球人口1/6的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的距离拉近的中介。中国有需要这样做，因为其对外关系不平衡：过分侧重与英语国家的接触，而将欧洲和其他拉丁语系国家放在次要位置。[10]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调整策略，目的是加强与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联系。
如果澳门可以提供必要的资讯、研究和咨询服务，应该是这个策略下的理想纽带。同时澳门亦已具备了达到这个目标的基础，因为它的语言、法律、国籍（澳门1/4居民拥有葡籍及在欧盟任何一国居住之权利）以及历史或文化都与欧洲相近。因此，欧洲选择了澳门作为其远东基地，并于1992年签订了一项优惠协议[11]，随后又在澳门设立了欧洲资讯中心。
由于缺乏推广，欧盟给予澳门的有关投资、商业、资讯、技术转移及培训等优惠待遇目前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这些优惠在香港及亚太其他地方是无法享用的。通过更多的研究和推广这些优惠，澳门可以有更大的发展。1996年2月，澳门欧洲研究学院顺利落成，它的目的正是推行有关欧盟之研究计划，并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宣传有关欧盟的信息。
澳门作为欧洲与中国的中介角色，已被确认和认同，经过两年的研究和接触，欧盟设立了澳门中国欧洲企业家俱乐部，其目的是建立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便透过澳门促进中—欧贸易。澳门是中国唯一能令欧洲大陆人在感情上可以找到相近文化的地方，而在香港这种感情往往被严谨的金融和商业规则所淹没。
在21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将会迅速朝着第三世界经济强国的目标迈进，它现在正努力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之联系。透过对葡国、西班牙即伊比利亚半岛的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将会更为紧密。但目前内地仍未有此项研究，而在澳门是比较容易进行此项研究的。
另一项计划是设立中华拉丁基金会，这个机构属私人性质，并可跨越1999年，目的是协调和发展以下多项功能。其一，设立有关澳门、中国内地、亚太地区和欧洲国家的广泛资料库，并且不断进行更新。其二，对澳门—中国—拉丁语系国家与澳门—亚洲—拉丁语系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研究。其三，把澳门建成区域性的语言培训基地，一方面让亚洲人学习葡语和其他拉丁语言，并进修拉丁文化；另一方面让拉丁国家及亚太地区国家的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成为汉学家。其四，提供咨询，促进中国内地、澳门、拉丁语系国家间的商业及文化交往。
在澳门这个地方，中国、欧洲以及拉丁语世界的人可以就经济学、社会学、工程学、城市规划、海上交通、商业等方面，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对话，塑造及影响各自的社会。总址设在澳门的联合国大学软件中心（该中心设于1992年，与中国内地、亚太地区及拉丁美洲国家有良好的关系，其宗旨是给全球发展中的国家提供研究和培训）。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向来都给予协助。
要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所余的时间无多了。这个目标就是将澳门这颗钻石雕琢成器，使它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成为一个吸引来自中国内地、亚太地区、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学者和游客的地区。这个目标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肯定要跨越1999年，但我们必须在1999年之前的短短几年就开始为这个目标奠定基础。
（本文曾由作者于1996年3月18日至19日在澳门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以英语宣讲，中、葡文版刊于《行政》杂志，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6年第35期；后转载于刘斯翰主编《学术研究》，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7年第10期，发表时有删节）
[1] 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
[2] 由1910年开始，特别是80～90年代，澳门土地的增加十分迅速，填海由11平方公里增加到现时的20平方公里。到20世纪末，澳门土地将再增加5～6平方公里。但这些土地的增加，不能和香港（1000多平方公里）或珠海（1200多平方公里）相比。由于澳门面积小，资源有限，人口短期内不可能超过50万。（据官方统计，1991年澳门居民355693人，流动居民有4.7万人，到1996年人口只增加16%，即约有45万人。）
[3] 珠海总人口约60万；1983年面积由6.81平方公里増加到15.555平方公里，在1988年増至121平方公里。其国内生产总值在近五年的年增长率差不多是澳门的两倍。1995年，珠海的人均生产总值达2000美元，尽管澳门目前比它高七倍，两地人口相差不远，但珠海有更多空间可以吸纳来自内地其他地方的移民。如果澳门经济不能迅速增长，10～15年内便会被珠海超越。
[4] 香港及澳门文化都是岭南文化的近代分支，然而，香港及澳门文化各有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们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触。
[5] 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2条。
[6] 1976年，澳门当局开始立法以确保文化古迹免被摧毁及拆卸。1982年澳门文化司署设立后，随即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及古迹进行分类，制定严格的法律及规章给予保护，并对那些建筑物的所有人给予赔偿。
[7] 澳门人口流动性大，加上有大量新移民，而且他们又缺乏公民教育，因此长期以来澳门的华人自称为“中国人”而很少自称“澳门人”，与香港人自称“香港人”有所不同。
[8] 位于市政厅后面高地的岗顶前地是古老拉丁风格的典型，有奥斯定圣堂、岗顶剧院（据古典剧院的原始风格翻新）、何东图书馆及视觉艺术学校。阿婆井前地是接近内港的一个最古老的葡萄牙人聚居地，保留着土生葡人家庭曾在此区生活的许多回忆。最近曾将前地周围进行修葺，并在该处重建一口井（“阿婆井”）。已遍布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土生葡人可在阿婆井前地找到其根源。
[9] Rua da Felicidade，中文称福隆新街，是鸦片战争后的著名红灯区。后来禁娼，该处成为拥有各种传统餐厅的地方。郑家大屋是中国清朝官员郑观应的私宅，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以提倡自由贸易主义著称。郑家大屋还是内地失传已久的南方传统风格建筑。
[10] 遍布欧洲南部、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拉丁语系国家、地区和城市超过80个，其中大部分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例如巴西就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第五个经济强国。然而，这些国家只占中国对外贸易7.7%，外国投资的1.2%。
[11] 该协议为期五年，可续期，并期望延续超越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