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努尔哈赤之死莫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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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三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正月丙子)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他先后攻陷沈阳、辽阳,入侵辽东,不能攻破。
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决意迁都新攻下的沈阳。
他的决定,不是没有遭到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诸贝勒认为,东京辽阳刚建成宫室,大规模建设民居还没完善,加之年成不好,如果再行迁都,势必导致劳民伤财,损耗国力。
这已不是天命汗第一次迁都!
四年前,努尔哈赤曾迁都一次,即由赫图阿拉(兴京)迁至辽阳,就遭到了一批议政大臣的反对。赫图阿拉是努尔哈赤的龙兴之地,毗邻抚顺,地近辽阳,因山河阻隔、关山封闭,成就了努尔哈赤的做大做强、建国称汗,但并不利于他的雄图大志、一统女真。
尤其是他于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对明开战后,他不再需要向明朝驻辽东的大大小小官员卑躬屈膝,不再需要摇尾乞怜地恭请万历皇帝赐予官职和封号,不再需要对明朝打击异己势力进行效顺障眼,而是直接同明军较量,加快统一女真的进程。
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是要向辽西汉人地区逼近,但受到了只满足于抢掠奴隶、牲畜、财物和粮草的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
为此,努尔哈赤及时惩罚了一批议政大臣:贴身侍卫兼镶黄旗旗主阿敦之死,即同此事有关。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攻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起家族分裂,形成两派。其三祖(即三伯祖)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挑头,纠集长祖德世库、次祖刘阐、三祖索长阿、五祖宝实子孙,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附尼堪外兰,但两次刺杀努尔哈赤未成功。
从弟阿敦不顾家族的反对,毅然加入族兄努尔哈赤的复仇队伍。万历十四年,龙敦率众偷袭努尔哈赤,情势危急,阿敦果断跳出,与龙敦一伙展开搏杀,将其擒获。
阿敦以忠诚勇武换得努尔哈赤的绝对信任,成为其近侍侍卫,并在创制八旗时,被安排接管最强大的镶黄旗,同时受命为都堂官,负责军政要务。
天命元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进行登基仪式,阿敦与巴克什额尔德尼侍立在旁。
阿敦没料到,努尔哈赤的倚重、与大贝勒代善的密切往来,会被四贝勒皇太极阴谋利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意欲迁都,阿敦表态不积极,被皇太极唆使大臣进言,指责他与代善暗结集团。努尔哈赤刚刚因代善与继母有绯闻,又陷害自己的嫡子,废其储位,所以担心阿敦与代善结成攻守同盟,篡夺汗位。努尔哈赤忘了救命之恩、侍卫之情、兄弟之义,不惜处死了忠心耿耿的侍卫长阿敦。
至于阿敦反对迁都,应该是莫须有的罪名。或者说,代善的保守也影响了阿敦的态度。
阿敦被严惩不久,努尔哈赤又将侍卫兼养子扈尔汉投入监狱。扈尔汉为清初五大臣之一,隶属皇太极执掌的正白旗,曾在此前坐实大妃与代善大贝勒的奸情,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未必会对这位大功臣设计陷害,但五大臣在努尔哈赤草创天命汗权之时,确实有掣肘、制约的力量。
在此前后,五大臣之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先后病逝。扈尔汉是否因反对迁都而被努尔哈赤边缘化甚至下狱,抑郁而卒,不得而知。额亦都死时六十岁,安费扬古寿享六十四岁,而扈尔汉只活了四十八岁,壮年早逝。即便努尔哈赤亲临祭奠,叙其功勋,亦难免欲盖弥彰。
努尔哈赤力排众议,不惜铁拳出击,实现迁都辽阳。但让诸贝勒大臣意想不到的是,四年未过,他又要迁都沈阳。
诸贝勒大臣不想重蹈阿敦覆辙,而且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推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但实际上已独操生杀予夺大权,让大伙不敢直接与滥施威权的努尔哈赤叫板。
对于诸贝勒大臣的不情愿,努尔哈赤给予了新的解释:“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天命十年三月己酉)
他要把战斗的旗帜插到战场前沿,称沈阳为风水宝地,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强调新的核心地区,有利于向西进攻明朝、向北征讨蒙古、向南攻击朝鲜,十分便捷;同时,此地物产丰富,照样可以狩猎和捕鱼。
无疑,努尔哈赤对沈阳的军事位置和土产风物,做了详细的了解。
所以,他强调:我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无须多言!
努尔哈赤先后五次建都,而这次却是定都,改名为盛京。这完全是配合他的扩张战略。
他之所以最后选择从辽阳迁至沈阳,原因有四:
一、辽阳经济实力下滑,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
二、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女真人狩猎的生活条件。三、辽阳出现了激烈的族群间的骚动,而沈阳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迁都可以使他进一步推行防止汉人反抗的压制政策。
四、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轻快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还可以控制东南的朝鲜,向北两三天可以抵达蒙古。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战大胜杨镐,席卷辽东,用兵辽西。迁都沈阳,虽是一个转折性的战略部署,但也为他轻敌冒进、兵败宁远埋下了伏笔。
2
明天启五年(1625),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内部斗争加剧。
正反两方,各以枢辅大学士孙承宗、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为代表。他们都是昏聩的天启帝格外亲近之人。孙承宗为天启帝师,最被倚重;而魏忠贤为太监头子,极受宠信。
魏忠贤极尽手段,侵害百官,却对孙承宗百般示好。魏忠贤想方设法赶走了三朝首辅叶向高,却派人前往辽东,向督师孙阁老示好,希望分一份战功。孰料,孙承宗毫不理会,甚至不与使者一语。
魏忠贤恼羞成怒,将与孙承宗往来密切的东林党领袖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驱逐出京。正在蓟州视察的孙承宗闻讯后,以向天启帝贺寿为名,计划弹劾魏忠贤。
依附魏忠贤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是一个极其阴险的小人,他向魏忠贤进言,孙承宗要进京清君侧,杀了他。
魏忠贤赶紧找到天启帝,哭天抢地,大呼冤枉。
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为内阁新任首辅,仰承魏忠贤鼻息,即刻弹劾孙承宗不请圣旨、擅离防区,该议罪严惩。
内阁与内监同时发力,若放在其他人身上,早已逮捕下狱、抄家灭门了。
一向昏庸、放任魏忠贤的天启帝,此时变得格外清醒。他避开魏忠贤,通过兵部派出三个可靠之人,赶紧出城,拦截孙承宗,命他返回辽东。
孙承宗无可奈何,只好遵旨。
这次事件差点成了他的生死劫。因为魏忠贤已矫诏命令九门宦官,一旦孙承宗赶至,就将其绑缚下诏狱。
倘若孙承宗被魏忠贤秘密逮捕,必定在劫难逃。就因天启帝突然清醒,让孙承宗闯过了死生门。魏忠贤仍不罢休,命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等集体弹劾,迫使孙承宗上书请辞。
偌大的大明朝堂,都是魏忠贤拥趸,唯有吏部尚书崔景荣支持孙承宗。
天启帝对魏忠贤集团成员的连番轰炸仍不予理会,仍命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不幸的是,是年九月出现了马世龙派人袭击耀州失利的事件,给了魏忠贤继续弹劾孙承宗的借口。
马世龙是孙承宗督师辽东时举荐出镇山海关的总兵,孙承宗还为其请功加了左都督衔,此次却因听信后金降将之言,导致四百将士死于陷阱。
孙承宗督师不力,该负责任。于是,他再次上书请辞。
天启帝仍不情愿,最后迫于满朝压力以及孙承宗的执意担责,只好将孙承宗召回,批准其辞职,但将其特进光禄大夫,晋级正一品,且命其子世袭中书舍人,还给孙承宗赏赐了蟒袍和银币等。辽东督师出缺,天启帝命兵部新晋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
高第虽然在兵部做了几年侍郎,但并无实战经历,更谈不上有指挥经验。他上任后,下令将两百里守兵全部撤回,退守山海关。
3
努尔哈赤闻讯,率领大军西渡辽河,抵达宁远。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拥重兵于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袁崇焕得知后,随即写下血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努尔哈赤以十三万兵力号称二十万大军,并将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宁远,让他们带话给袁崇焕,恩威并施地劝降,但遭到袁崇焕拒绝。
两军激战的过程,《明史·袁崇焕传》有记录:“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楧诘奸,通判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
袁崇焕一面坚壁清野,一面让同知程维楧盘查奸细、通判金启倧守护粮草,并传檄给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如果有将士逃到这里,可将其全部斩杀。袁崇焕不做短兵相接,而是直接炮轰后金大军。
后金军在巨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连续攻城两天,损失惨重,努尔哈赤只得下令退军。
这里并未写努尔哈赤受伤。《明史》为清大学士张廷玉等在乾隆初年修成,自然会为清太祖隐讳兵败受阻的一些事情。
电视剧《太祖秘史》最后一集,努尔哈赤在宁远大战中被明军的红衣大炮击中,受了重伤,归途病逝。
此事,写得详细的是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七]
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碰到宁前道参政袁崇焕。袁很喜欢韩,带在身边,于是韩瑗经历了宁远之战,身历目睹了这场战役。宁远战后,袁崇焕曾派人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慰问”努尔哈赤,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被小子袁崇焕大败,难道不是天数?!努尔哈赤先已负重伤,还是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约定再战的日期,最终因懑恚而毙。
《春坡堂日月录》该是一本笔记小说而已,算不得真正的史料。李星龄并未亲历宁远之战,也没见过袁崇焕,顶多是根据翻译官韩瑗回国后的传言,写了宁远战况。
韩瑗得天朝大将喜爱,加之当时的朝鲜多受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打击,自然希望努尔哈赤被明军重伤而死亡。
无论是韩瑗传言,还是李星龄所记,难免有因遭八旗兵欺凌而对后金怀有敌意的情绪,故而所述之事恐有虚构泄愤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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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真的是在宁远兵败负伤暴毙的吗?
明朝的官方史料和民间史书,都有一些蛛丝马迹。
《明熹宗年都察院实录》记载,天启六年二月五日御史周应秋疏云:“酋大举过河,攻宁远,几震京师,幸仗皇上之威灵,袁崇焕之方略,将士奋击,贼负重伤遁去。”贼酋是努尔哈赤吗?难道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还在冲锋陷阵?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辛丑记载:“登莱巡抚李嵩疏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这是直指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
也许正是获悉努尔哈赤的伤况,故而有了“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即萨尔浒”,但是偷袭失败。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提道:“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红衣大炮击中了黄龙幕中的裨王努尔哈赤。
满人也以黄色为尊,努尔哈赤生前统率两黄旗,衮服、车辕之类的御用物品都是黄色。张岱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大玩家,明亡后在西湖边做了一个著名的晚明遗老,曲终人散,月冷风残,对清朝始终不感冒。这也决定了他要为故国明朝说话,而对清太祖并无善意。如果努尔哈赤犯明而死,在他看来或许是一种天命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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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之死,应该与其发动的宁远大战失败有一定的关联,毕竟他当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宁远之败,努尔哈赤不算大败。他命人偷袭宁远南十六里外的明军关外囤积地觉华岛,全歼守军,并以“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及尽焚右屯卫粮草的战果班师。
二十五岁起兵,征战四十多年,自然是伤痕累累、年迈体衰。
但是,《清史稿·太祖本纪》未载其受伤,却写到三个月后,他又御驾亲征蒙古喀尔喀五部,攻城略地,擒获其首领,掠夺其牲畜。
如果他在宁远遭炮轰重伤,不论清朝皇家和史官如何避讳不提,他也不可能还有精力领兵去对蒙古部落作战!
明王朝大厦将倾,但还很强大。即使如此,在努尔哈赤的眼里,就作战而言,蒙古骑兵丝毫不逊色于明军洋炮。喀尔喀五部背弃盟约,故而努尔哈赤要亲自领兵征战。
只有解决了蒙古的威胁,他才有力量与明军抗衡。也许正因为他使喀尔喀五部臣服,科尔沁贝勒奥巴才立即来朝谢恩。
而《清史稿》写到努尔哈赤患病养病,则是宁远之战的半年后,“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温泉”。八月二日,明东江将领耿仲明向朝廷报告:“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五)这个谍报是与清史记载努尔哈赤死于“身患毒疽”完全吻合的。
常年征战的人,是很容易得毒疽的。《明史》记载,开国名将徐达于洪武十七年(1384),在北平留守时得了背疽,不久稍微好些,次年二月病情加重,随后去世。
故而说,努尔哈赤死于突发性毒疽,而不一定是明军的直接炮伤。
但是,不论努尔哈赤是死于炮伤,还是年迈体弱的疾病,袁崇焕的出现与阻击,确实给了努尔哈赤沉痛一击。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虽然有志挑衅大明,却因实力不济,而以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复仇的对象,三次追杀,抵挡过各种各样的阻击,并开始四处征战,历大小战役十余次,且本人多次遭重创,险被流矢毙命。他待羽翼丰满,一统建州五部后,征服长白山诸部,在古勒山一战大败九部联军,灭海西四部,讨东海诸部,且在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等对明战役中,击败明军。统一女真且称霸辽东的努尔哈赤,一旦成熟,就成了常胜将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差点折在袁崇焕之手。
返回盛京的努尔哈赤,曾扼腕长叹:“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清史稿·太祖本纪》)
清朝官修的太祖实录,不论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还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都大同小异,说: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征讨辽东各处,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然而“惟宁远一城未下,遂大怀愤恨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二月),或“惟宁远一城未下,不怿而归”(《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天命十一年二月壬午)。
挥之不去的心病,加速了痼疾在身的努尔哈赤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