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7M亲历记

■　孙肇卿　李周书

孙肇卿，1928年3月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北平外围组织“民青联”，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从清华毕业后，历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设计员、副生产长、副总工艺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9年被派往英国，任中国航空工业首任驻外代表处总代表并兼任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1980年任中航技公司总经理，1991年任董事长，1993年离休。

孙肇卿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贡献给了航空事业。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曾担任多种领导职务，每个岗位都表现出色，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特别是负责航空技术外贸工作以后，积极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与国外合作开发后继机，开拓航空产品出口市场，打开了航空外贸局面，为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宝贵贡献。

从1985年至2000年，我国航空工业向国外出口的各型飞机中，以歼-7M及其改型飞机的数量最多。歼-7M是在歼-7Ⅱ型飞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的，其设计图纸有80%是沿用歼-7Ⅱ的，还借用了歼-7Ⅲ的一些设计资料，改型专用图纸7706标准页。机载成品沿用歼-7Ⅱ的占77%，新选成品86项，其中引进英国的电子和火力控制系统设备7项。歼-7M的改进效果显著，不仅使火控、导航和通讯功能明显提高，而且增强了近距格斗能力，增加了航程和续航时间，增大了弹射救生的速度范围，延长了飞机和机载成品附件的使用寿命。

这是一次成功的改进设计和国际合作，同时也充满了风险与坎坷。

部长访欧，运筹帷幄

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吕东部长关于航空工业发展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飞机发展的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引进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

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掌握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航空工业的第一手材料，1978年11月2日至12月23日，吕东部长和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国防工办、空军、海军及航空工业的专家20多人，组成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历时52天的访问中，参观、考察了32个工厂、9个研究所和4所大学，涵盖这3个国家的主要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航空研究机构和一批机载设备制造企业。考察内容包括生产、科研、教育、新产品开发、质量管理、航空电子、售后服务、设备更新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课题。通过这次访问，首先是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发达国家航空工业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趋势，看清了自己存在的差距，更加激发了奋发进取、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决心。其次，更加明确了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把新产品研制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对大力发展航空电子技术，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加强机载设备研制，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就是在这次访问中，部领导和专家们酝酿：如果引进整架飞机的技术，花钱太多，而对我国的歼-7、歼8来说，电子和火控设备是薄弱环节，如引进其技术，则花钱不多，却可以使飞机的作战性能得到改善。于是提出了引进英国的电子火控设备，改装歼-7、歼8飞机的方案，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慎重决策。1979年3月，在航空工业部段子俊、陈少中副部长亲自领导下，由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孙肇卿和成都飞机厂（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总设计师屠基达具体负责，有关单位参加，组成专门队伍，开始与英国的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三家公司商谈歼-7、歼8飞机引进电子火控系统进行改装的问题。

中英双方的重要会谈有10轮。第一轮是在1979年3月3日至9日，马可尼公司常务董事培特曼先生等12人来华，详细询问了歼-7飞机的有关情况，并提出了设想方案和下一步打算。第二轮是在1979年4月8日至22日，重点就歼8飞机改装问题与费伦蒂和史密斯公司会谈。通过上述谈判，航空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于1979年5月30日联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报告，从英国引进电子火控系统改装歼-7、歼8飞机。6月6日，王震副总理、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意”。

1979年7月4日至8月9日，陈少中副部长率领包括孙肇卿、屠基达等30人在内的代表团赴英国，分别与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公司进行具体商谈，双方明确了用于改装的设备及其主要性能和装机技术要求；初步商定引进马可尼和史密斯公司的7项电子设备改装歼-7飞机的时间表及费用。

此后，双方又进行了6轮技术与商务会谈。1980年3月27日至4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英国设备展览会上，吕东部长和段子俊、陈少中副部长会见了英国国防大臣皮姆等人，就中国从英国引进先进设备等问题进行了更高级别的商谈。

1980年6月30日，由段子俊副部长和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带队，空军、总参和航空、电子工业部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英国进行第10轮会谈，正式签订了两项合同：一是马可尼公司与中航技公司合作改装歼-7飞机，马可尼提供平视显示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讯电台、静止变流器和照相枪等6项设备和技术支援；二是史密斯公司和中航技公司签订了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两个合同的7项设备，共购买124套，用于改装100架歼-7飞机。1980年7月31日，中国政府批准了上述合同。9月1日，我方向英方支付了预付款，合同正式开始执行。

改装的主要内容如下：

（1）装马可尼公司的平视显示器，用以代替原光学瞄准具及导航设备，原导航仪表作为备用，可使飞行员减轻负担，提高火控精度，增加对地攻击的计算功能和对空快速射击功能，提高飞机的对地攻击和空中格斗能力。

（2）换装马可尼公司的数字式脉冲测距雷达，增大了作用距离，提高了测距精度，具有频率捷变等抗干扰能力，并有自检测功能。

（3）加装马可尼公司的大气数据计算机，具有高精度数字电路，除向平显提供多种数据外，还向飞机的进气道调节锥提供高精度的马赫数信息。为此，恢复了使用BM-2.5马赫数表。

（4）换装马可尼公司的甚高频／超高频电台，具有3个可选频段，兼有调频、调幅功能，通话可加密，语音清晰，提高了通讯距离。

（5）用美国凤凰公司的两台单相静止变流器和一台三相静止变流器，使变流效率提高30%。

（6）换装戴渥公司的记录照相枪，具有延时功能，与平显交联，每盒胶卷可使用两分钟以上，并可在空中换盒。

（7）换装史密斯公司的雷达高度表，使测高范围扩大了1.5倍。

（8）为了与引进的以上设备相匹配，须新研制多项与之相关的国产机载成品，并对飞机结构做相应的改进。

风云突变，绝处逢生

歼-7改装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我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性能，有关部门也参与了决策的全过程。但在合同签订两个月后，因国民经济的调整，减少军费，空军提出不要经改装的歼-7M飞机。1981年1月和2月，有关领导机关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撤销合同的问题。航空部提出，如取消合同，需向英方赔偿损失。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合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作担保的，如取消，将影响银行的国际信誉。我驻英大使从外交关系上考虑，希望不要轻易取消合同。会议决定压缩购买设备的数量，减少金额，由航空部与英方谈判。经航空部和中航技公司驻英总代表孙肇卿与英方交涉，对方不同意撤消或改变合同，否则应按规定罚款。

1981年4月1日，高层领导机关再度开会，仍然决定撤消歼-7改装合同。经再次与英方谈判，对方提出按国际惯例，要赔偿的金额数额很大。于是，领导机关又开会，决定减少购买数量，以避免巨大损失。

此前，国外有用户希望购买歼-7，但需改善其性能。于是中航技公司主管出口的刘国民副总经理等人1981年4月17日至30日在国外访问时，用户提出拟购买80~110架歼-7飞机，但要求装有较先进的电子火控设备，使歼-7改装项目出现了转机。

1981年5月3日，领导机关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在国外有此需求的情况下，与英方所签合同不变，并把改装的飞机全部用于出口。此后，中航技公司、成都飞机厂与用户进行了四轮会谈。由于对方提出了很多新的改装要求，价格又压得很低，谈判异常艰苦。

除改装7项电子设备外，其他改装要求有：

（1）扩大弹射救生的飞行速度范围。

（2）飞机能装用法国制造的马特拉R550格斗导弹。

（3）机翼下增加一对外挂点，可以悬挂副油箱或火箭筒或炸弹。

（4）延长飞机、发动机及机载成品的寿命。

由于对方要求交付时间很急，改装技术难度较大，成都飞机公司提出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只满足一部分要求；第二步再满足全部要求。

在价格方面，经向部领导请示，吕东部长授权，价格可以灵活掌握，努力把合同签下来。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夜以继日，精疲力竭，连久经谈判沙场的对方团长也双手抱头，直喊受不了啦！合同草稿经过10次修改，终于在1981年6月签字生效，规定1982年10月交付第一步改装的20架歼-7B飞机，1983年10月至1984年6月交付第二步全面改装的60架歼-7M飞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出口合同的签订不仅为歼-7M飞机找到了出路，保住了与英国签订的引进合同，而且看到了歼-7改装出口的广阔前景。第一步改装工作进展较顺利，1982年11月完成了20架歼-7B的交付任务。

背水一战，突破难关

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2年装出两架歼-7M飞机的研制型样机。当马可尼的雷达装上飞机后，发现雷达截获来自进气道的假目标，经大量的试验和分析，成功地解决了此问题。1982年10月开始进行全面鉴定试飞，发现雷达截地高度大于1000m时有地杂波，经多次改进设计和试验，一直达不到规范要求。

使用方对我方一再推迟交付歼-7M表示不满，多次强烈要求罚款，并表示如果不明确交付日期，就不予办理延长信用证的有效期，使我方无法收款。经与对方上层官员多次艰苦谈判，反复解释推迟原因，才勉强同意在限定时间内交付飞机可免于罚款。

此时，中航技公司和成都飞机公司都感到压力很大。陈少中副部长亲临工厂，动员大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提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为了突破雷达有地杂波这个难题，考虑到巴基斯坦也有购买歼-7M的意向，当时决定请巴飞行员来华试飞歼-7M。飞行员飞完后说：“歼-7M雷达有些地杂波是正常现象，我们飞F10-16飞机时也有。”这样，我们心中就有了底，对马可尼的要求比较现实了，对使用方也有了回复交付时间的依据了。后来，马可尼公司在雷达上增加了地杂波抑制电路，经过飞行考核，彻底解决了问题。

从1982年12月至1984年3月，歼-7M共试飞197架次、164小时。中英双方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工作，逐一解决试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到1984年4月，中英双方同意改装已获成功。

为了进行实战考核，中航技公司于1984年6月至9月送这两架歼-7M飞机去巴基斯坦，请巴方飞行员进行航炮、火箭的对地攻击、炸弹的投放、空对空航炮打靶以及空中格斗等试飞，并经受了高温、大过载等情况的考验，获得巴方的好评。一位很有经验的飞行员说：“歼-7M的操纵灵活性好，火控系统改装是成功的。”巴空军司令贾马尔上将说：“歼-7M飞机性能好，易掌握，好维修，可与同类西方飞机媲美。”试飞中也进一步暴露了改装中的一些隐患，如引进设备的故障率较高等，督促马可尼公司提高产品质量。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从1984年7月至1985年5月，我方完成了交付60架歼-7M飞机的出口任务。同时，先后邀请埃及、泰国、突尼斯、巴西等国的飞行员前来试飞歼-7M，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成果丰硕，体会深刻

改装歼-7M，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从航空部领导去西欧考察开始酝酿方案，到交付60架出口飞机，共花了6年半时间，但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飞机作战性能、促进飞机出口等方面，都是一项成功之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原有的飞机明显落后，出口难度越来越大，歼-7M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后继无机”的矛盾。该型号及装有7项电子设备的进一步改型飞机，成为此后十多年的主要出口机种。到1999年，歼-7和歼教7系列飞机已出口400多架，其中歼-7M及其改型飞机接近300架。

善于抓住机遇，果断决策，正确处理冒风险与求稳妥的关系，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体会。要想有高回报，就伴着高风险；要办成一件大事，不冒一点风险是不可能的。遇到风险，要敢于“背水一战”。改装歼-7M，经历了两次“背水一战”的局面，既没有后退的余地，只能排除障碍，勇往直前。第一次是谈判第一个出口合同，如果不设法满足对方的要求，把出口合同签下来，那么与英国签订的引进合同就没有出路。第二次是技术攻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在与英方签订引进改装合同时，我方下决心一次就采购124套设备，用于改装100架飞机，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为稳妥起见，应先采购少量设备，改装几架飞机，试验鉴定成功后，再进行成批采购和改装。这样做的缺点是周期长，后续采购将提高价格。当时考虑为尽快满足使用需要，就采取了冒险的做法。后来，空军不买了，就感到还是数量太多，一再提出减少采购数量。当谈判第一个出口合同时，对方需求数量在60架以上，时间要求急，价格又低，正是由于原先的采购数量大，订货早，价格偏低，才满足了出口要求，挽救了全局。

另一条深刻体会是，在外贸上必须使进口和出口紧密结合，形成一盘棋，才能把棋下活。改装歼-7M，如果只能供国内用户使用，就是死棋一盘，必将造成巨额损失。由于开拓了出口渠道才化险为夷，路子越走越宽。由此而启发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形成可供出口的商品。这条宝贵经验已成为航空工业发展外贸的重要指导方针。运-12飞机和K-8教练机的开发与出口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中央的方针、领导的决策和及时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密切配合，外贸公司和工厂的统一协调，项目骨干队伍的相对稳定，都是搞好这个系统工程的必要保证。整个改装工程技术复杂，牵涉国际合作和国内很多单位，时间跨度很长，由于中英双方和国内的基本骨干队伍始终保持稳定，减少了很多矛盾，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也培养和锻炼了队伍。总设计师、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屠基达深有体会地说：“技术人才必须经过岗位实践，实践出真知，并在实践中培养敬业精神和为事业做出牺牲的精神，锻炼承受挫折和失败的顽强意志，学会善于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共同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作者分别为中航技总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

来源：《航空档案》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