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园区与品牌的研究成果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途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引进更多先进技术的依托，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品牌是能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无形资产，是人们对一个企业及其产品、售后服务、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品牌建设都是影响制造强国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 关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研究成果

关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跟进。王胜光、朱常海（2018）[74]将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一次创业阶段（1988—2000年）、二次创业阶段（2001—2010年）和三次创业阶段（2011年至今）。一次创业阶段的目标是聚集生产要素，建设园区生产硬件，快速形成产业基础和经济规模；二次创业阶段的目标是促进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实行以技术创新为本的内涵发展；三次创业阶段的目标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促使国家高新区开始向“创新经济生态”的全面发展转型。新时代国家高新区建设的目标是建设创新经济体，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邵汉华、周磊（2018）[75]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54个国家高新区作为样本，测度了高新区经济水平、经济效率与所在城市经济水平、经济效率的相关关系，研究了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发现国家高新区与所在城市的经济效率有着明显的耦合关系；国家高新区的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对城市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文、金孟君（2018）[76]运用1994—2015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发现国家高新区的设立能显著提升地区产业化的高级化程度，促进产业的转型化升级，据此认为，要在低等级城市设立国家高新区，推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研与工业生产的结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欧光军、杨青、雷霖（2018）[77]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取56个国家高新区作为样本，分析了影响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维影响因素，发现国家高新区创新生态能力不强，提出要加强集群创新软硬环境建设，营造出集体学习和合作创新的文化氛围；加强国际合作，促使高技术产业集群嵌入国际创新网络。陈丽华、林凯（2018）[78]研究了国家高新区创新型产业化供应链公共服务体系，认为要积极推动物流标准化进程，推动高新企业和物流企业的信息共享，推动高新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充分释放高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二 关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研究成果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发展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曾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过研究。叶江峰、任浩、甄杰（2015）[79]研究了中国国家级经开区近30年的发展状况，发现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其经历了初始、快速、稳定、升级发展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存在不同的重心。郝红梅（2017）[80]研究了国家级经开区面临的问题，发现其同质化竞争严重，发展不平衡，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管理体制还不顺，财力也不足，土地资源紧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其研究认为，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支撑条件已发生变化，国际产业转移扩展，国内外竞争加剧，国家级经开区整体上依然处于成长和转型阶段。因此，面对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新的变化，国家级经开区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城融合和开放合作步伐。崔晓露（2018）[81]比较研究了国家级经开区和国家高新区设立、演化的过程，认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是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这两类园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未来，国家级经开区要突出特色化发展，实现错位竞争；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完善园区综合考评制度，提高政策精准度。沈凌云、王诗妍（2018）[82]研究了国家级经开区的比较优势，认为国家级经开区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区域创业创新活力；推进改善民生，优化招商投资软环境；优化要素配置，夯实产业园区发展基础，努力使其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载体，成为构建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吸纳外资和先进技术的重要基地，成为创新驱动、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示范区。陈耀（2017）[83]认为，从2014年起，国家级经开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升级期，现阶段国家级经开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层次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业务发展滞后，城市功能配套不足；区域分布不平衡，园区间缺乏合作互动；政策优势减弱，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未来，国家级经开区要整合资源，实施分层分类调控；要明确责任，多主体协同行动；产业融合，优化结构布局；多元投资，探索企业化管理；有进有退，完善考核体系。

三 关于品牌的研究成果

品牌建设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姚冰（2019）[84]研究过中国制造业的知名品牌，认为中国制造品牌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知名品牌相比，价值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差距，中国需要保护品牌，打击冒牌，强化企业责任，建设品牌诚信体系，培育先进制造领域顶级品牌。颜方沁、周文、吴萍等（2018）[85]分析了中国区域品牌的整体建设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从整体布局和科学管理两个方面论述了标准化思维对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指导意义，探讨了标准化思维与品牌差异化的内在联系；提出要按照标准化思维，不断探索，突破中国制造的瓶颈，努力建设区域品牌，打造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Florence Charton-Vachet等（2018）[86]运用微观数据研究了消费者与区域品牌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个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对区域品牌的信任、依恋、情感、承诺、态度和行为意图等，发现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对区域品牌的依恋和情感承诺，消费者在重视本地区品牌方面存在着差异。Bin Shena等（2017）[87]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了品牌忠诚度与联合品牌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合并后的联合品牌表现最好，大集团内部的合作是公司最理想的战略，快速时尚品牌应该与知名品牌合作。T.C.Melewara等（2018）[88]运用微观数据，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潜在消费者对品牌来源线索的认知和反应，发现较小的区域性公司可更好地满足寻求真实体验的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往往乐意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保护自己的产品，从而创建一个完整的品牌标识。Justin Paula（2019）[89]运用计量模型讨论了品牌管理问题，他运用美国、法国和印度600个居民的数据分析了“大众信誉”问题，发现品牌的平均指数值（MMIV）越高，越能吸引潜在客户；平均指数值越低，越难创立自己的品牌；品牌平均指数值可以反映企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知名度。Vida Siahtiria等（2019）[90]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了品牌问题，其研究的结论是：物质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物质主义对消费者认识品牌的选择有限；物质主义与注重时尚品牌知名度是有关联的；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对时尚品牌、质量和价格的意识是积极的。这些发现对新兴市场的品牌管理主体有着重要的启示。Rania W.Semaana等（2019）[91]讨论了领导者魅力与品牌之间的关系，他们界定了品牌魅力及其合法化行为。其研究发现，奢侈品品牌消费者可以感知到多种核心行为的重要性，强势品牌与社会上的强势领导者相似，品牌有魅力意味着它具有非凡的品质，魅力赋予品牌社会责任，品牌魅力代表消费者对品牌是否具有远见、是否具有道德、是否值得信赖的和受人敬仰，品牌的吸引力、支配性、精密性、神奇性和艺术性，能够展示品牌标志性的领导力。

有些学者，如徐铭（2017）[92]从中国品牌的概念入手，研究了建设“中国品牌”的路径。他认为，中国品牌就是中国的自主品牌，即中国的自然人与法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自行规划、自行设计、自主决策控制的品牌，创造“中国品牌”就是要创造适应品牌发展的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培养出中国的自主品牌；中国需要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接纳外资参与，开放国内市场，依法处罚恶意收购国内自主品牌的现象，扶持、培育国内品牌，清理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品牌评价体系，开展自主品牌培育试点示范工程。郭政、林忠钦、邓绩、王金玉（2015）[93]研究了中国制造品牌存在的问题，认为缺乏全球知名品牌是中国制造产品难以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中国要进行品牌战略引领，传递品牌文化，加强品牌环境优化，推动品牌机制创新，实行中国制造品牌的全面升级。张思雪、林汉川（2016）[94]构建了一个品牌价值模型，遴选出中国品牌重塑时应重点关注的品牌价值维度，并对其进行了定位排序，研究表明，在重塑中国品牌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品牌的感知质量维度和品牌忠诚度。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2016）[95]的研究认为，品牌是一个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制造强国正为提升本国品牌的竞争力展开激烈竞争，中国需要加快建立品牌建设制度体系，尽快掌握品牌价值测算评估的国际话语权。此外，杨一翁、孙国辉、涂剑波（2017）[96]从国家形象、制造形象和品类形象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高介入购买决策下的国家品牌效应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中介变量、制造形象以及认知品类形象均可间接影响购买意向，而整体性思维对制造形象与情感品类形象之间的关系是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建议，中国品牌应联合产业集群共同提升认知品类形象，也可从传播的角度与消费者建立品牌情感，还可在与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积极与消费者合作，向消费者学习，并主动适应消费者个性化的动态需求。

在品牌的学术研究方面，李光斗（2011）[97]研究了德国制造品牌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品牌创建能力薄弱，知名品牌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需要虚心向德国制造学习，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做出口大国、出口强国和品牌强国；企业发展的成功之道是创造品牌，创造品牌必须要有优秀的品质、过硬的质量，故而中国企业需要秉持工匠精神，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价值。李春燕、刘文（2016）[98]对近年中国品牌发展成果进行了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创建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帮助地区培育和发展区域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发展和传播反过来又可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所以产业集群优势和区域品牌可呈良性互动关系。迟福林（2015）[99]认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型，十分重要的是把握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大势，创造出一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知名品牌。他指出，企业品牌竞争的关键是商业模式的竞争，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是企业品牌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应把科技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充分利用“互联网+”，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振兴的新突破，为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知名品牌营造制度环境。郭政、林忠钦、邓绩、王金玉（2015）[100]认为，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缺乏知名品牌，这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产品难以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的重要原因，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必然道路。前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制造品牌进行了探索，这为深入研究中国制造品牌提升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既有成果不同的是，本书拟通过对中国品牌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制造品牌的现实困境，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国制造品牌的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