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

作为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社区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单元。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聚落人居环境、空间形态、民居建筑，以及孕育于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和信仰体系，使村落成为天人合一、意境深远的和谐乡土景观与民众乡愁的寄托。早在20世纪初，中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便展开了以村落为对象的系统研究。1930年代，梁漱溟先生有感于“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1]，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提出建立沟通调和中西精神的新社会构造的构想，认为先农后工、农工均宜结合，发展乡村组织和合作运动是中国乡村的必然出路。受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理论和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国内学者选择了各地村落、做了大量“解剖麻雀”的调查研究工作，出版了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中国》，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的《祖荫下》等影响一代学人的经典著作。这种以小村落来呈现中国大社会整体面貌的社区研究方法开启了中国村落研究的先河。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往日封闭、自成一体的村落也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经受着时代变迁和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我国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等主流发展格局的背后，是被改造的“乡土中国”。这里出现耕地消失、人员外流、村落边界打破、空心化、超级村庄[2]、村落景观同质化、文化遗产失落、历史文脉断裂、道德沦落等现象，有人甚至断言这些现象意味着村落时代的终结[3]。俞孔坚认为中国大地上的景观有三种，与草根文化相关的有两种其一为包括村落、民居、农田、风水林、道路、庙宇等的传统乡土景观，其二为包括社区公园、加油站、城市小吃摊、城中村繁华的街道、杂乱的农贸市场、并不整齐划一的都市菜园等新乡土景观。当千篇一律的村镇布局和建筑模式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出现于广大城市与乡村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适应自然而形成的充满诗意的传统乡土景观正逐渐消逝，化作历史。[4]在现代化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在传统与新乡土的景观并置的局面下，大量传统村落正遭遇空间的清洗和重构，不仅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也改变了村落空间本身的内涵与品质。什么必须改变，什么应该保留？这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时代命题，值得深入探讨。

国际遗产保护运动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我国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对历史文化名城、村镇进行定级和保护。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经历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世界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美丽乡村、中国传统村落等名录制度的建立过程，并与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结合，探索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民俗村等多种整体保护的模式。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城镇化与传统聚落景观营建、文化遗产保护与村落发展、村落空心化与传承人断裂的矛盾，村落景观特色保持与文化保护的地方感问题，等等。在传统村落不断衰败和消逝的今天，正视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在乡村振兴战略契机下，由单体保护到整体保护，探索多元途径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环境，实现村落社区多样性的遗续、传承与和谐发展，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