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冯智明教授课题的研究成果《多维空间与文化环境：南岭走廊瑶族村落保护》即将出版，她从美国发来信息，嘱我为之作序。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说起与智明的认识，正是因为瑶族。10年前，也就是2009年，智明那时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瑶族研究，而且研究对象正好是南岭走廊区域桂林龙胜县的瑶族。我在这一条线路上的瑶族村寨跑了二十多年，而且还有一个国家课题在这条线路上，即“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项目批号：05BMZ027）。本人国家课题的成果为《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与政治》（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989年，我去法国留学，开始了漫长的瑶学研究的生涯。回国后，瑶族也就成为我调研的主要民族。由于研究瑶族，我还出版了《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1997年版）和《寂静与躁动——一个深山里的族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被瑶学界誉为“青年瑶学专家”。智明在做博士论文时便找到了我，我与她的导师麻国庆教授本为同行朋友。恰好当时我带领一个团队在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的金钟山做项目，我便请她加盟，边做项目，边调研、边指导她。智明原本聪慧，在后来的不长时间里成长迅速，今已成为年轻的博导。
南岭走廊，即智明所跑的这条线路，也是当年我跑的线路。这条古道着实值得跑，原因是，它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自秦统一中国后的中华帝国边疆开拓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记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边疆建立地方机构郡县和道。在用兵南部边疆的过程中，秦国曾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进发，其中两路顺利，三路受挫。后秦始皇派史禄凿通灵渠，连接湘水和漓水，解决了运粮问题，形势才得到好转。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又“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陆梁”即今日的岭南地区。秦朝统一这个地区后，设三郡辖之，它们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秦朝后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这一带加强统治。之后又在岭南地区用兵、管制、改造、筑路、通渠等，使岭南地区成为“中国”版图的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样板，也使我们看到帝国的边疆建制——一个“华夏边缘”的政治地理学——范例。帝国的具体计划是，开凿、打通“中心—边缘”的通道，形成一整套交通系统，通过修建道路（水、陆）进行管控和开发，仿佛前“一带一路”战略。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岭南走廊的帝国形貌。
“岭南”，中的“岭”，指的是“五岭”,“南”是，方位词，“岭南”即五岭之南。从历史上看，“岭南”并非该地地名的自称，而是以中原为中心来划定的南向的地理区域。“岭南”第一次在正统史书里出现是在《史记·货殖列传》:“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但“五岭”的说法在汉代史书里已有记载。有意思的是，“岭”既然是两广等地的代表性地貌——即岭之南、岭之外仍然是“岭”，那么，“岭南”一词，不仅意味着以“五岭”为界线的“五岭之南”的广大地区，还意味着以“山地丘陵”为代表性自然地貌的“南岭”地区。今之学术界在“南岭”与“岭南”之间常互用，事实上二者存有差异。
南岭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带，瑶族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族群。从族性观之，瑶族是一个典型的迁徙性山地少数民族，传说其祖先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大约属炎帝集团的蚩尤部属，唐宋以前，苗、瑶一家，语言上被归为“苗瑶语系（支）”。瑶族在不停的漂泊中却仍带着对“故乡”永远的眷恋，带着回到“故乡”永恒的情结。祖祖辈辈，仿佛一只脚在不停地向外迈出、迁徙，另一只脚却在不停地返回故里。这不啻为瑶族永恒的族性认同，永远的文化情结。而南岭走廊便是瑶族迁徙之重要通道，瑶族传说的“祖地”千家峒也在这一区域范围内。
作为迁徙性族群，瑶族的生计方式是“随山散去”,“食尽一山便迁徙”，这一特征也使得他们总在不断地“迁移”。以分布情形看，他们主要生活在西南山区，现在我国的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区都有瑶族。大约从明末开始，随着南下汉族人口的激增，有些瑶族从云南、广西迁徙到了印支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地，这一拨瑶人自称“勉”“优勉”。“越战”使他们的家园遭到破坏，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此离开自己的家园，沦为难民。后由联合国难民署协调、分配、安排，他们分别去往美国、法国、法属圭亚那、加拿大等地，成为典型的国际性少数族群。
广西是我国瑶族聚集人数和分支最多的省区，在南岭走廊仍栖息着一些瑶族支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瑶族也因此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第一个“异文化”研究对象就是瑶族。说来令人扼腕，1935年10月，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广西的金秀大瑶山进行瑶族社会考察。这是费孝通第一次到大瑶山进行民族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下山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此时正是费孝通、王同惠夫妇新婚108天。这一悲壮的故事曾经激励着我。
令人悲痛的是，也就在上个月（2019年3月22—23日），我国的人类学界才在中山大学举行乔健先生逝世的学术纪念会，而乔先生正是国际瑶族研究会的创会会长。1990年在法国图鲁兹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瑶族研讨会，会议期间我认识了乔先生。我的法国老师李穆安先生（Jacque Lemoine）是续任会长。我也因此追随他们做瑶族研究。也就是说，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异文化”调研对象也是瑶族，而且调研地点就在南岭走廊上的广西富川县。
也正是由于瑶族文化中“漂泊的永恒”的故土情结，乔先生的人类学调查笔记《漂泊中的永恒》即以此为题目。虽然书中讲述他这一生在几个不同国家或地区、民族或族群中做田野调查的“漂泊”经历，但以瑶族的调查为主、为重，书的标题正是取自瑶族对祖地的思恋情结。顺便说，费孝通先生所调研的花篮瑶，乔健先生所调研的八排瑶，都在南岭走廊范围。也是瑶族使我有幸认识了费先生、乔先生和李穆安先生。今天，费先生走了，乔先生走了，李穆安先生也走了，却留下了“永恒”。
智明从十多年前开始做瑶族研究，也有着深厚的瑶族情结，这是其第三本瑶族研究著作。今天呈现的书稿虽然围绕着应用性课题，但仍然把人类学前沿理论和田野调查结合，她做了扎实的研究工作。村落保护、乡村振兴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南岭走廊上大量的瑶族传统村落也面临凋敝。她带领团队深入调查了湖南、广西、广东六个瑶族支系的多个村落，第一次系统地对比总结了瑶族村落的特征，为瑶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提出的创新保护策略为我国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重要的是，本书从空间理论入手理解村落的本质，建立了“空间”与“文化环境”互构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村落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
书稿中的一些访谈人是我的朋友，比如恭城的莫纪德。有些朋友不仅我熟悉，也是我的法国老师李穆安先生的好朋友。智明让我作序，又把我拉回到了那样一个未了的情结之中。我不能拒绝，就像不能停止怀念一样。因为瑶族而认识，因为瑶族而追随，因为瑶族而走入人类学。感谢瑶族，感谢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瑶族朋友。
我的上述文字也是在极其复杂的情感和情绪纠葛中写下的。智明是“非瑶”（并非瑶族族属）之瑶族研究的“第三代传人”，希望她继续这一条“永恒之路”。我也建议智明在美国访学期间去看看美国的瑶族社区。
是为序。
彭兆荣
2019年4月12日于厦门海滨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