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空间理论与人类学的空间研究

一 空间理论与“空间转向”思潮

长期以来，空间属于几何、物质意义上的命题，与点、线、面、无限、位置、区域、边界等词语相连。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思潮使“空间”范畴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阐发。“空间”的滥觞源于后现代地理学与批判社会理论对同质性的全球化空间、空间的多样性发展、城市空间的性质与社会生产等问题的揭示和反思。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方城市化浪潮，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对空间研究的浪潮，旨在建立一种空间化的批判社会理论，并把空间植入当代城市问题研究。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继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遗产，深刻批判了狭义地视空间为物理容器和“场”的传统理论倾向，为空间的社会属性正名，引领了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空间转向”。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将其理论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的核心观点和“空间生产”概念，认为空间是不断变动的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历史构建。他系统阐述了空间的多重属性，建构了空间的“三位一体组合”分析概念：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即空间的感知，人对空间的利用、控制和创造；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空间的想象，符号、代码、术语和知识；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即空间的生活经验，通过符号、意向使用的空间。[1]“三位一体”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空间面向的整合，列斐伏尔视三者为一个辩证的整体，例如“空间实践”指行动者空间化的社会行为，显然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空间生产理论对空间的哲学反思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物质空间营造，而是空间中社会关系、文化意义、社会权力的形成、生产、重构以及实现。

在社会学、人类学者看来，空间既是一种社会要素和文化容器，“本身也是一种‘产物’，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形成，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导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空间的社会性和文化因素之本质在于强调空间中人的行为，生产出的社会关系，以及空间本身的生产，因为“人的互动才使‘空间’（space）变为‘场所’（place）”。[3]1980年代，社会人类学者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从多面向深刻地发展了空间理论，致力于研究权力与知识的空间化，社会空间、地理空间与阶级的复杂关系，社会关系在时空延伸上的结构化理论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通过描述全景式监狱、现代封闭式医院等特殊空间对犯人、病人的监视与“凝视”，分析了社会控制的空间策略和身体宰制问题，关注空间与权力的交织，提出身体的空间政治理论。但其理论缺憾是将身体视为一种受规训的客体，忽视了主体的感知、能动性和动态性，没有注意到个体对这种空间形式的社会控制的日常反抗方式。布迪厄的空间观与其提出的两个经典人类学概念“资本”“惯习”结合在一起，同样认为空间是交织着社会关系的空间，个人或团体所属任何社会空间，与其占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份额有对应关系，因而借助“惯习”表达出的社会空间感各有不同。布迪厄的空间观是一个“尽可能同质的理论分类”[4]，试图构建和阐明空间、惯习、资本与社会阶级的错综关联。段义孚指出空间同时是人类的一种心理需要、社会特权和精神属性[5]，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建构了空间作为一种人类经验和实践的理论意义，厘清“空间”与“地方”概念的区别，考察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感受和思索空间，如何形成对空间和地方的（家、故乡、街区、国家）的依恋。

二 人类学的空间及村落空间研究

空间理论与“空间转向”思潮深刻影响了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主要研究概念包括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权力空间、空间生产、空间象征、空间实践与感知等。台湾人类学者黄应贵对人类学的空间研究有深入的思考，指出其不仅是一种新的切入点与方法，也有助于对多面向空间属性的新认识，认为空间既是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又有其独立自主性或内在逻辑，空间的分类系统提供我们了解该社会的意向及关系型概念的意义。[6]并高屋建瓴地概括了空间研究与以下人类学传统议题结合的重要意义：（1）反思文化概念，建构社会共有的象征与概念；（2）仪式研究；（3）亲属制度研究；（4）性别研究；（5）原始思维和宇宙观研究。[7]

早期人类学不乏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村落空间和家屋的研究，例如埃文思-普理查德的民族志《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从三个面向划分了努尔人居住地区村落的空间结构：生态空间、物理空间和结构空间，构建了三个层次交叉重叠、相互影响的图式。[8]福田亚细男在《村落领域论》一文中集中讨论了日本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问题，建构了村落“三重同心圆结构”模式，对每一重的象征意义及其关系进行了阐述，并深入研究了不同层次的村落领域、境界和与之对应的仪式、惯例和观念等。[9]村落空间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空间和自然环境，而是具有了经验和价值之分。家屋研究更是蔚为大观，列维-斯特劳斯提出“家屋社会”[10]的概念，认为家屋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再生产空间和继嗣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交换单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家屋研究民族志将家屋视为生命体，对家屋空间的生成、象征意义以及与人观的关系等进行深描，属于经由空间象征探讨社会结构的理论进路，Cartsen在《关于家屋——列维-斯特劳斯和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超越》一书中对此有全面的总结和评述。[11]而在近年来的“空间转向”中，催生了空间人类学的新分支，“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在传统田野地点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多点民族志的实践；另一则是在批判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迈向多维互动的空间民族志”。[12]

国内村落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村落空间的生成因素、演变发展和空间形态研究，结合了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理念。例如陈永林《风水文化中的地理印记——从村落空间结构看风水文化的地理学思想》一文认为风水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学思想，在农村聚落的选址、方位、空间布局、景观特色、建筑形态等空间结构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13]刘沛林《论中国古代的村落规划思想》一文指出中国村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宗教信仰、风水观念、防御意识、诗画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各地村落均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14]空间形态研究主要是探讨具体的村落空间形态和结构特征、分布规律，集中在传统村落上。

第二，村落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文化象征研究，包括村落结构、景观与空间观研究；家屋研究；村落空间与历史记忆等面向。张振江的《流水·坊巷·人家：村落漳澎的人类学景观》考察了漳澎在自然和人为动力下的历史演变和最终形成的过程，从村落选址、坊巷制、水系、街市里巷、祠堂庙宇、民居、凉棚、埠头等村落布局因素分析漳澎的村落空间布局和结构，以及村落布局与村落空间的历史演变。[15]刘森林的《徽州朝奉：村落士商互动》从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建筑学等层面和角度对区域文化中的历史建筑及人居环境展开考察，厘清种种繁复的“场景”，从村落择址、类型、结构、街巷、边沿和景观等方面分析徽州的空间、构成和格局。[16]另有张江华[17]、郭立新[18]、农辉峰[19]、尤小菊[20]、赵巧艳[21]等对南方少数民族家屋的研究，多从象征人类学视角，从家屋结构、建房仪式与象征、家屋与生命之类比象征角度展开。村落空间与历史记忆研究则注重构建村落空间、地景与人群分类、历史记忆的错综关系，如钱晶晶[22]通过三门塘四大家族的族语材料、碑文与访谈材料，勾勒了谢、刘、王、吴四大家族的定居历史以及村落的形成过程，分析不同姓氏如何用空间诉说权力、营造历史记忆，创造生活背景和村落空间。汤芸《以山川为盟：黔中文化接触中的地景传闻与历史感》以贵州镇山村为例，从山川地景“半”之意义赋予入手，探讨了自明朝中期以来半边山区域文化接触的动态过程和半边山共同体缔造的机制及其特点，将社会盟约关系比附于山川之德，认为在半边山所标识的疆域中混杂居住的李班家族（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各类人群融入天地之间，以山川为盟，实现一种等级性的混融，展开了一个上下有序的世界。[23]

第三，村落仪式空间研究。以空间理论为切入点考察仪式与村落空间、祭祀空间和宇宙观的关系，以及仪式空间的意义与构建。例如张海超的《空间视角下的白族本主庙与村庄的宗教生活》一文认为空间的理解和运用体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原则，本主庙宇是村庄的神圣空间，其中的建筑模式、空间分割和配置、神像布局反映了白族的神灵崇拜、洁净仪式与神庙空间的关系。[24]黄剑波、刘琪的《私人生活、公共空间与信仰实践——以云南福贡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指出基督教不仅为傈僳村民提供了神学意义上的个人救赎，基督教会本身还构成了一个乡村社会中日益稀缺的公共生活空间，并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中构成了社区互动和治理的组织基础和资源。[25]孙九霞等探讨了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曼春满村民“送寨子”仪式主体的身体表达和空间流动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旅游情境下仪式中的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动因。[26]林志森将中国传统聚落中的仪式空间划分为礼俗仪式空间和神圣仪式空间，指出聚落的每个层次都存在着内外空间的界定及内部的结构转换，仪式空间多分布在聚落空间转换之处。反思当代社区仪式空间缺失问题，提出重建仪式空间、推动社区再造的构想。[27]薛佳薇等考察了厦门港社区与仪式空间的叠合、置换等相互依存的关系，以龙珠殿送王船仪式为例，明晰住居与仪式空间的需求互补，认为这种功能依存关系展示了传统社区内部所具有的灵活的适应机制，随时代和客观条件整合功能空间，值得社区建设学习。[28]

其他研究主要还有村落空间保护、发展、景观规划等，蔚为大观。“空间”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研究方法，空间视角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村落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大大深化了人类学界对村落性质的理解。但相关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系统性的研究和专著较少；单面向入手研究较多，如村落产生演变因素、空间结构、仪式空间、保护与发展等，缺乏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村落空间研究成果不够丰富。以空间视角考察村落的构成和意义是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村落空间研究将往多元化方向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