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美关系发展的线性解释

2017年下半年起，中美关系出现了“忽好忽坏”的周期性宣告终结的迹象，双边关系开始朝全面“摊牌”、难以“反弹”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以放松美官员赴台限制、增强美台官方联系为核心内容的《台湾旅行法》，这是美国继特朗普在2017年年初致电蔡英文之后又一次严重削弱中美关系基础的行为。但是与2017年年初不同，这一议案不仅在国会顺利通过、得到了特朗普的迅速签署，而且中国的抗议和游说还被美国国会斥为“越过红线”，后者甚至声称“干预美国立法事务只会适得其反”。[1]这一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可谓出乎中方预料，展现了美国精英在对台政策上改弦更张的共识。[2]此后，含有增强台湾安全、呼吁美台联合军演条款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亦宣告通过，这也是该法案连续第二年包含重大涉台内容。[3]另一方面，除了开始试探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外，特朗普政府又发动了措辞强硬、规模庞大的对华贸易战。与一般的贸易摩擦不同，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作为核心打击目标，并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指引和产业支持为内容的中国模式作为竞争和遏制对象，试图抵消中国国有企业享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挑战中国市场的诸多自我保护措施。[4]这迫使中国不得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越过质变的“临界点”，双边关系正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也从在各议题上“规避风险”、维持整体获利转向主动提升风险、通过在双边议题中制造紧张和不稳定来削弱中国的长期权力增长。正如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述，美国的对华定位已经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演变为在国际安全和经济诸领域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5]

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现实挑战了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发展的传统看法，即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的周期波动论。一般而言，中国和国际学界将中美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分段函数”，认为不同时间段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动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虽然2009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分期点，此后“国家关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变得突出起来”，但是大部分观点还是认为“忽好忽坏”的规律仍然大致适用2009年后的中美关系。[6]这一分期如表1-1-1所示。

表1-1-1 中美关系的一般分期

在1949年后，由于中美分处冷战中的两大阵营，两国是稳定的敌人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国内基础也有国际基础。但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7]中美出于苏联威胁上升而接近，进入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主要是苏联这一外部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形态。在1989年后，中美逐渐形成了以中国改革开放换取美国接纳中国融入美式国际秩序的新阶段。此后，中美关系就进入了以内生动力为主导、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压舱石”的稳定时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描述的正是1992年之后的中美关系。两者相互间的强大经贸依赖会克服内外政治和安全因素带来的消极波动，呈现出忽好忽坏的周期性。

之所以存在表面上的波动性，是因为从1992—2017年，两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存在冲突性和对抗性，进行的是相对消极的合作；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存在互补性和共同性利益，进行的是积极合作。在这一双重合作的过程中，双方还会相互怀有对方会进一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的期待，而期待落空则会带来冲击。[8]这一“期待—落空”的循环通常是通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周期来体现。刚上台的美国政府往往会重提对中国的期望，展示较为强硬的态度，之后则会逐渐趋于务实。此外，第三方因素也经常被视为导致中美关系波动的重要甚至是关键因素。在2008年之前，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其中以中东为重心的反恐、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迅速升温，塑造了小布什政府任内“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9]而在2008年以后，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冲击逐渐成为主流，例如朝韩间的天安舰事件、中日和中菲的领土主权争端更是显著恶化了中美关系，以至于“第三方因素是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最大可能”。[10]

不过，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和第三方因素都不足以决定中美关系存在实质上的周期性。毕竟前者只是对两者分歧的反映，而不是决定分歧的动因，后者则并无规律可循。更重要的是，这一周期分析框架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中美关系会以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为标志，逐步展现出竞争压倒合作的线性特征，乃至越过临界点。对此，美方认为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变”的解释则更具说服力。波士顿学院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中文名陆伯彬）教授指出，自2008年起，中国进入了意在修正东亚地区秩序的“第三次崛起期”，这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态度。[11]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则更具体地指出美国精英对华态度之所以趋于负面，是因为中国停止了走向开放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12]不过，这些论断固然集中反映美国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期望的落空，但是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奉行大致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国际秩序观。事实上，虽然2008年后的中国在具体的外交方针上不再将中美关系作为外交的绝对重心，加强了对中美关系和周边环境的主动塑造，但是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为并无实质差异。[13]从中国自身来看，其国际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并不存在突变。

总而言之，对中美关系“分段函数”式观察和周期性波动的框架在解释这一关系当下的发展上陷入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相反，考察中美围绕国际秩序的互动、用“秩序距离”来考察中美关系的“连续函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其自1972年以来的总体演变，同时还能进一步地简化解释这一对大国关系的理论框架。从后一视角出发，会发现中美关系中的波动是表面现象，双方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到彼此间秩序距离的“近日点”，之后两者一直保持或小幅拉开距离。在此期间，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上的互动一直“稳中有退”，在经济秩序上的互动同样难有改善。这意味着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体量的上升，中美间的整体竞争性将迅速攀升。以此而言，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并非是多因素叠加造成的周期波动幅度过大，而是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上消极互动的累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