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嫉妒狂躁症
斯特林堡一生结过三次婚：从1877年到1892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生活在一起；从1893年到1895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从1901年到1904年，他与第三任妻子生活在一起。每一次婚姻最后都以离婚而告终。关于他的第三次婚姻，公众几乎不了解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24]；至于他的第二次婚姻，看来是由斯特林堡的妻子斩断的，它所导致的一个可理解的后果就是斯特林堡精神错乱症的急性表现。然而，嫉妒并没有介入进来。对他的第一任妻子，斯特林堡则是自己主动起诉要求离婚的；只是从这一方面来看，他的嫉妒与第一任妻子的不贞才具有了意义。在《一个愚人的自白》（Die Beichte eines Toren，写于1888年）中，斯特林堡给我们讲述了第一次婚姻的开始及其进展的情况。这是一部典型的自传体作品，它在精神病理学上属于众所周知的嫉妒妄想类型。[25]
人们或许会这样来推断，如果斯特林堡具有嫉妒的倾向，而且如果这种嫉妒是反常的并且超出正常的界限而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在自己的全部婚姻生活中都会充满着嫉妒。然而，鉴于他只是在第一次婚姻生活中才表现出了嫉妒，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他妻子的行为中追索这种嫉妒的肇因。翻阅他的记述，他的妻子看起来可能具有同性恋倾向。[26]我们在某处读到，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坦白了。[27][28]因此，人们可以断定他的妻子确实不忠贞，斯特林堡的反应乃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不过这正是斯特林堡的典型特征。
从另一方面看，斯特林堡确实没有摆脱典型的嫉妒狂躁所带来的困扰，尽管它不仅仅是发源于内心未知原因的精神错乱的病症，但是这种嫉妒狂躁还是作为一种症状间或露出苗头来。由于他的精神错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发作的，因此这种在类似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嫉妒综合征就使嫉妒自身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变得清晰可见，在最后的分析中，他的嫉妒狂躁已不再受其妻子行为的支配。我们根据他们的想象与行为，了解到这些秉具嫉妒个性的人们已接近于明显的精神错乱状态，不过，他们事实上并没有遭受任何一种病症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并没有真正患病的人，总是由于各自的处境、特殊的经历以及整全的个性之类可理解的关系，他们在任何时间而且对任何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都可能表现出嫉妒来。总而言之，这些呈现出接近精神错乱征兆的人们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以一种打破心理平衡的方式变得嫉妒起来；他们从没有改过自新；他们从没有忘记过去；可是，他们后来却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确实，正如斯特林堡的症状一样，他们可以再婚，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嫉妒的迹象。这正是我们的研究课题，目的在于描述这类精神病的独特症候。[29]
斯特林堡在《一个愚人的自白》中谈及妻子的不忠贞，根据对这个断言的仔细观察，人们遇到了大量可疑的事实，这些事实反而是缺乏真实性的。[30]精神病的所有症状都是通过它们的具体化和起源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容——来显示自身的特性的。在《一个愚人的自白》中，玛丽（Maria）——他的妻子的化名——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根据推测所了解的其他那些人的行为则是可疑的；一些描述已悄悄给出了间接的暗示。恰当的一些例子很容易就能找到，譬如：当玛丽探望她的前夫（她与斯特林堡结婚，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归来，她整理自己的裙子，喋喋不休地唠叨，态度很不自然，还在背地里梳理自己的头发。[31]她显露出淫妇的一切特征；她的肉欲热情减弱了。[32]“陌生的反射”在她的面部表情上显现出来；她对自己的丈夫态度冷淡。[33]——在她的脸上，他探察出一种狂野淫荡的表情。[34]
在与斯特林堡外出旅行的时候，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而且对所有的话都充耳不闻……她像是在渴望着什么事情，或许是一个情人？[35]——还有一次，与通常的行为恰恰相反，她彻底地投入了他的怀抱；她对自己可能怀孕的担心消失了；不久，她却流产了。斯特林堡就此断言，她欺骗了他，毫无疑问，她与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位工程师偷过情。[36]——她到医生那里做过可疑的按摩治疗，当他询问此事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她的嘴唇直打哆嗦，脸上带着无耻的笑。”[37]秋天期间，她把一个陌生男人称作“美男子”；那个男人看来已经听到了这个说法，便与她取得联系，并通过欢愉的对话来吸引她。[38]——在吃客饭期间，她与一位上尉互抛“媚眼”。[39]——当斯特林堡质询此事时，她流露出一种“过于明显的恐惧”。[40]“她私下偷偷地花钱。”[41]——想要调查此类说法的准确性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个说法或者那个说法都有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里所提供的各种原因的总和却会让人心生疑窦。除了引起人的怀疑外，妻子无事可做；无论可能选择哪种举止，她都有可能表现出来；她善于让自己惹人注目。他发烧后康复调养，如果她漠不关心的话，他就会感到很纳闷；如果她充满深情的话，他就会从中看出欺骗性的谄媚来。用斯特林堡自己的话来说，即“这类事情没有一件是足以让此前的判断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对我来说，这些就已足够了，因为我太了解她了。”[42]——由于所有这些断言都涉及一个女人，因此有人就可能会倾向于相信斯特林堡是正确的。暂且假定他是正确的，不过，与怀疑同时发生的精神错乱的根源其实也还基于另外一些原因（而且涉及其他人）；接着往下看，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了：斯特林堡怀疑玛丽的第一任丈夫继续与她保持联系，正如他想的那样，那家伙为了转移他的视线，企图“明显地欺骗”他；举例来说，他想知道妓院的地址，“无疑是因为他想欺骗我”[43]。——给他妻子按摩的那位医师总是让他自己惹人注目：两人进入按摩室，他们的脸上都露出轻浮之相。[44]在法国，一位熟人千方百计地挽留斯特林堡，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位女人的不贞，因此想来帮助他。[45]——每个人的脸颊上都露出虚情假意的笑。[46]——其他一些迹象也给他以间接的暗示。一家旅馆里有一部画集，是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的漫画集。他的画像也在其中：“它饰有触角，这触角是偷偷地用我的一绺头发做成的。绘制这幅画的艺术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这让我断定，我妻子的不贞是臭名昭著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除了我仍被蒙在鼓里。”[47]看来，易卜生（Ibsen）在其戏剧《野鸭》（The Wild Duck）里是把他描绘成了摄影师艾克达尔（Ekdal）的形象。每件事情都要检查到最后的一个细节；没有检查到的地方，斯特林堡至少觉得自己尚行进在正确的路途中：第一个孩子不是他的。“摄影师”指的就是斯特林堡，因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者。[48]
鉴于所有这些怀疑的理由仍不够充分，斯特林堡遂展开了调查。他刺探有关他妻子的谣传，不过每个人都凭《圣经》发誓，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任何传闻。[49]他给巴黎的朋友写信，恳求他们能告诉他所有的事情。[50]他已询问过几位朋友，“自然，没有任何收获”[51]。他来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查问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查问？简直像撞上了南墙！有个人听我说明来意，便微笑和蔼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一头稀有动物。我从那里没有得到一丁点儿的线索。”[52]事情已经过去，迄今为止，别人都已知道了，就他一人还蒙在鼓里。因此，他须得改变策略，去直接监视取证。他必须当场捉住妻子，以便能够让她知道自己的立场。碰巧，他偶然偷听到他的妻子与医生的一次谈话。他发现，他俩时而大笑，时而低语，言语间像似掩饰着什么。[53]有一次，他写道，他不能把自己贬低成一个密探，而且他并不需要任何证据。[54]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1886年，他“在一生中第一次”从事了监视活动；有一次，他透过锁眼偷窥，察看妻子如何“用目光剥去女仆的衣服”[55]。他还拆看寄给妻子的信件。他发现了什么？她的一位女性朋友以轻蔑的语气写及他的精神失常。[56]她编造了一封“名副其实的求爱信”，向他的妻子表达了喜爱之意（“我的小宝贝”“我的小猫咪”）。[57]
他的盘查范围以及大量没有正当理由的怀疑与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三番五次地把妻子称作放荡的女人，认为她伙同形形色色的男女背叛了自己。有时，他觉得她任意地追逐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怀疑——它也流行于相似的精神错乱病例之中，不过，直到后期才在这样的病例中变得明显起来——是浑然不觉的，他甚至怀疑他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更为大女儿所吸引，“或许是因为在小女儿出生时，他已经开始对妻子的忠贞心存怀疑”[58]。如前所述，易卜生的《野鸭》致使他怀疑第一个夭折的孩子并不是他自己的。[59]他觉得自己在相对早一些的时候就已有这类的想法：“我担心我的后代出问题；我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怀疑使用我的名字的孩子是我自己的。”[60]
无论他的怀疑已达到多么深广的程度，在缺少可靠事实的情况下，所有的事情都依旧保持着晦昧不清的状态。从主观上讲，他是确信无疑的；毕竟，证据就摆在那儿了。然而，他却始终怀疑着。在这里，我们须得讨论多年来构塑其精神错乱的那种极其典型的晦昧不清状态。这种不确定的东西，比任何一种确定的东西更令人感到困惑，无论那种确定的东西有多么糟糕。于是，他想让任何事情都摆脱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他写到了这一点；他声称，早在1885年他就对妻子说道：“你已经背叛了我……承认它吧，我会原谅你的。……向我谈谈这些阴暗可怕的想法，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承认它吧……”[61]1886年，他写道：“我在爱抚她之际，也在责怪着她，如果她终究不想坦白有关她的朋友的事情，我就一直质问她……什么？并没有什么要坦白的。如果她在那一刻恰好承认了所有的事，我宁愿原谅她；我会为她的良心饱受折磨而深感同情，不管发生了何种事情，我都会深深地爱着她……”[62]1888年，他写道：“然而，我心存疑窦。我怀疑一切——妻子的忠诚度，孩子出生的合法性；这些疑虑持续地折磨着我，毫不留情，——无论如何，到了该了结它的时候了，到了该停止思虑这类充斥大量无聊琐屑的问题的时候了！我必须有所确信，否则我将会死掉的！要么是曾经犯下了卑鄙的罪孽，要么就是我疯了！真相必须出现！想一想我是一个罹遭背叛的丈夫！如果我恰好了解了真相，那么这件事就无关紧要了！倘那样的话，我可能就是第一个对此事一笑置之的人……正是这个意思：一个人一定要有所确信！”——“然而，我能了解确切的真相才是最为根本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将彻底、周全、科学地探究自己的人生。我将使用各种新兴的精神病学手段；我将回应他人的意见、心术和精神折磨。与此同时，我不会拒绝那些众所周知的老式手段，譬如抢取、偷取、截取信件，伪造署名——我将全都尝试一下。”“这是偏执狂吗？这是精神病人的崩溃吗？这并不是由我来判定的。”[63]
迄今所谈的一切都还仅仅涉及他对妻子不忠的怀疑和嫉妒。有人可能依然试图理解这类源自秉有过敏性神经气质的人的所有表现，这种人的过敏倾向已超出正常尺度。在亢奋的状态下，谬误和不正当的推论纷至沓来，甚至主观地确信某些失常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还不能说是精神错乱。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所谈的这一切的总和，将会让了解相似病症的精神病学家做出这样的推断——看样子精神错乱是有可能的。斯特林堡甚至还想确定自己的推想是正确的。于是，他会通过研究与嫉妒综合征基本上没有合理关联的其他那些症状来使自己消除疑虑。而且，他还会致力于建立起一个显示症状依次出现的年表，以便使越来越加剧的病情以及暂时可识别的症状与患者此前生命性状的对照变得显而易见起来。
着手于此类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依时间顺序建立起一个嫉妒症的年表，可迄今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却依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例如，如果把《灵魂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einer Seele，写于1886年）与《一个愚人的自白》（写于1888年）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妻子的看法与评价前后存在明显的不同。1886年，他撰写的著作是反对妇女解放的。诚然，他反对所有的妇女，唯独没有反对自己的妻子。回顾他的一生，他曾声称“命运恰好让这种美好的婚姻来到他的身旁，从而让他得以免受强烈的失望之痛”[64]。1884年，他写了一部关于妇女的书（《结婚集》），涉及了他所谈论的对象，正如他所写的：“他自己正处在那种快乐的性爱状态之中，这种状态通过使人恢复活力的夫妻生活以及使整个家庭和谐美满的三个孩子的到来而让人变得高贵和美好，因此，直到那时他尚没有反思夫妻关系的想法；他的婚姻生活在现实中是非常愉快的，他认为并没有理由去思虑自己对夫妻关系的态度。”[65]他让自己的妻子承诺，请她别读这部书。[66]由于亵渎性的言辞，这部书遭到了妇女的指控，最后他还是赢得了这场官司——在他看来，这是因为一个男人的帮助。“这件事导致某些人试图破坏他的家庭生活，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已被他预料到并预先讨论过了，因此，他避开了那些人的攻击，他们的企图也便以失败而告终了。”[67]
可是到了1888年，他却通过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截止于1886年的这段时期。可以说，这种深刻的变化肯定就发生在这两年期间。譬如，当描述曾遭受妻子的虐待时，他写到了1881年的情况：“我会为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唱赞美诗，创作不朽的传奇，当年她通过上帝的恩典闯入了诗人悲伤的生命……然而，这个该诅咒的人却被批评家们饰以不应得的光环，这些人从不厌于赞美一个悲观的小说家的守护神……而且，我越是在这个粗暴的女祭司手下受苦，我就越勉力给圣母玛利亚饰以金光灿灿的光环！现实越是把我往下拖拽，我就越为这个钟爱的女人的幻觉所围困！……这就是爱！”[68]
由此可见，斯特林堡在创作过程中，其1886年的作品与1888年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类似的情况让我们一再发现，精神病人在发疯的状态下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会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或者，他们甚至会为过去的“经历”注入此前从未有过的各种经验。
后一种情况在斯特林堡的病例中无法得到证实。尽管如此，前面提及的那些大量的怀疑情况，可以说就是他对过去的重新解释，这类解释与发生的时刻相比，其见解可能已有全然的不同。[69]或许他在过去也曾遭受嫉妒之苦，不过那仅是暂时的，他并未拿它当回事，而且这些暂时的影响尚不足以改变他的整体性格。这就是他后来（1886年之后）探寻记忆中的怀疑之因由的原委所在，于是他现在又记起了很多先前已经忘记的东西。[70]我们可就此得出如下结论：斯特林堡失常的嫉妒状态虽然在1886年到1888年达到了成熟阶段，不过此前那些片刻的火花作为即将到来的预兆可能袭击他已有多年了。正如通常的病例总是首先伴有轻微难辨的预示疾病即将到来的迹象，我们也难以断定这些片刻的火花会正常到何种程度及其带来的合乎情理的反应的程度，或者断定它们已成为疾病的组成部分的程度。因此，当我们试图探究疾病的原初阶段时，我们须得寻找其他的症候。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1885年就看到过带着触角的肖像。因此，这或许就是他的嫉妒狂躁症最早表现出来的怀疑症候。
若想指出疾病开始的确切日期，那是不可能的。对一个人来说，我们之所以在实际上无法得到其疾病开始的确切日期，乃是因为其嫉妒狂躁症的实质内容是缓慢形成的，而疾病自身则是跳跃式发展的。此外，我们不可能按照便于使用的顺序来排列手头可用的资料。据斯特林堡记述，他在法国农民中间度过了10个月之后，于1886年5月返回瑞士（《灵魂的发展》，第297页）。然而，马蒂尔德·普拉格（Mathilde Prager）则告诉我们，他在1886年4月造访过维也纳（Vienna），斯特林堡自己却把这次维也纳之行放在了1887年（《一个愚人的自白》，第381页）。马蒂尔德·普拉格声称，1886年12月他曾在维也纳接待过“父亲”（Der Vater）[71]——这是他动不动就嫉妒的真正偶像。人们应考虑到，他在《一个愚人的自白》中给出的所有解释都已粉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受到了他在写作时的那种兴奋状态的影响。鉴于此，有人可能会怀疑后来经过粉饰与加工的所有事实。这部手稿倘若能被看成是纪实的底据，只在于它的写作时间（即1888年）和它所保存下来的那种独特的痛苦感与不安感，这类的感觉需要确实可靠，并且需要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寻求它，然而最终却无法找到这种确定性。应该说，1888年他已彻底精神错乱了，至于准确地确定它肇始于过去的哪一年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在写作《灵魂的发展》（1886年）的时候，他还没有精神错乱。至多，他当时只是出现了前面提及的那些轻微侵袭的迹象。[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