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恶龙出没

这几乎正是迪伦·艾伦的朋友们在2010年面临的困境。迪伦当时17岁，淹死在了“约翰坑”水塘，那是威根大都市区附近的一个本地景点。水塘里的水黑黑的，十分危险。水下长着芦苇和其他一些植物，它们连同附着力极强的泥浆一起，会绊住游泳者的腿脚。很多人死在那里，当地人管它叫“深坑”。

迪伦的家族与另一个当地家族——麦克格雷尔家族长期不和。一连串小冲突之后，事情在2010年5月的一场决定性对峙中达到了高潮。凌晨3点，迪伦和朋友们出去玩了一晚上，之后回到了家。他看到自家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石板砸穿了。他知道谁是肇事者，他的判断没错。

那天晚上，德鲁·麦克格雷尔和弟弟在“深坑”钓鱼。当迪伦靠近时，一场打斗便爆发了。两个人从陡峭的湖岸朝水边滚去，接着，比迪伦大10岁的麦克格雷尔把迪伦扔进了湖里，嘴里还说着：“淹死你这个小杂种。”迪伦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喊道：“帮帮我，我的腿踢不动了。”麦克格雷尔说：“让他去死吧。如果他出来，我还是会杀了他。”

迪伦的朋友们绝望地试图下水。起初，麦克格雷尔阻止了他们，但其中一个朋友设法跳了进去。一切都太迟了。迪伦的脑袋和伸出的手臂消失在“深坑”的水中，他淹死在那里。

我之所以提及这件事，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说明这个湖的致命性——在那种地方很容易淹死，不管风景是否美丽。其次，面对明摆着的危险，迪伦的一个朋友还是试图去救他。更令人震惊的是，三年前在“约翰坑”水塘就发生过一起溺亡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但他还是试图去救迪伦。

在改变安东尼人生的那一天，他只是做了一件曾做过无数次的事：走到当地的商店。在路上，他能闻到有人在煮鸡肉。诱人的香味飘进他的鼻子，直钻进他的脑海。他觉得肚子好饿，饥肠辘辘。虽然天气很热，但他的双脚还是被一个念头驱使着往前走——可口可乐。安东尼11岁。父亲说他可以去买一瓶可乐。如果他能喝到可乐，还能吃到鸡肉，那生活可就美了。在贝宁的时候，生活一直不好过，他们只能勉强度日，而他的母亲已经尽力了。不过，现在的生活很美好。虽然有时父亲会揍他，但这也是为了让他更坚强。安东尼想做一个坚强的人。

有时候当你和他说话时，他会眯起那双杏眼，斜斜地看你，一副枪手的表情。后来，他对我讲了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真实感受。“我当时在想：‘这人是谁啊？法语说得比我还糟糕。’”

一点儿没错，我的法语很不熟练。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真诚地问道。

坦白说，我不知该从何谈起。我说有个男孩死在英国的监狱里，我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意味着我要和很多不同的人谈论很多不同的事情。我的回答让他惊讶，不是惊讶于我漫无目的的调查，而是惊讶于死亡发生的地点。他对英国的了解仅限于英超足球联赛。

“英国人也杀孩子吗？”他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很复杂。”我说，说完马上就后悔了。事实上，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令我感到惭愧。但这是实情：是的，我们的确做过这种事。我该把它讲出来。

“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安东尼问。

我试图向他解释，说我是那家人的代理律师，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让他理解律师的工作。在西非炽热的阳光下，我说得越多，就越觉得奇怪，不知道律师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那一刻，我们似乎都离家很远。“我想弄清楚他为什么会死。”我说。

“为了谁？”安东尼问。

这是任何律师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答案也很复杂。生活就像法律一样，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是我自己想知道。”最后，我这样回答。

后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快结束时，安东尼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时，我本来打算离开，然后我又想：‘好吧，给他一次机会。’”

这很有意思。从没有人给过安东尼什么机会。我在笔记中写道：“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能给彼此机会？”

2007年5月3日，乔登·里昂和同母异父的8岁妹妹贝瑟妮一起外出，在“深坑”边上抓蝌蚪玩儿。湖岸陡峭而危险，贝瑟妮脚下打滑，跌进了又脏又臭的泥水里。乔登不假思索地跳进去救她。两个垂钓者把贝瑟妮拉了出来，但乔登却越陷越深，直至消失不见。

接到报警，两名社区警察骑着自行车出现了。他们在乔登消失于水下几分钟后到达现场。他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各大报纸所谓的“举国哗然”，其行为受到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的严厉批评。卡梅伦称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闹剧”。两名社区警察没有下水去救10岁的乔登。

随着争议的加剧，英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出面为这两名饱受非议的警察辩护。发言人说：“遇到未经训练而又危及生命的情况，社区警察最好不要贸然行事。”这是官方的说法。他们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救人的义务。

但是，这种官方立场回避了最根本的重要问题——受过什么训练？他们可能没有接受过警察的干预训练，但他们也没有接受过生活的训练吗？我们呢？换了你，你会怎么做？正如乔登的继父安东尼·盖顿所说：“看到溺水的孩子，你就算没受过训练也能跳下去救。”事实上，该地区警察联合会主席保罗·凯利也承认：“每天都有人跳进河里和池塘里救人，因为这是应该做的事。”

乔登·里昂的落水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彼此负有什么责任？我们应该为周围的人做什么？我们进化的心智结构又如何影响了它？这是英国司法界最著名的案例，即“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中的核心问题；就连许多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都听说过这个案子，它启动了现代过失法的建立。案件的起因是佩斯利的维尔米德咖啡馆的一名顾客在姜汁啤酒里发现了一只蜗牛。当这个案子被上诉至最高法院即上议院时，阿特金勋爵干脆利落地以最简单的形式提出了关键问题：“谁是我的邻居？”

阿特金勋爵的问题与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产生了共鸣，这个问题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理解，更多的人只是听说过而已。这一古老的问题便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为了理解你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是你兄弟的看守者，我们即将见到你进化出的另一个自我，另一种类型——痛苦感知者。

加纳的安东尼走进了商店。

那家商店只比棚屋略大，有着砖墙和铁皮屋顶。店主告诉安东尼，在他的后屋里有几件盗版足球服。并不是真货，但对一个生活在痴迷英超的国家中的11岁男孩来说，这是无法抗拒的。安东尼的背景很复杂，其家族是埃维人，这个族群分布在加纳东部、多哥南部和东部邻国贝宁。安东尼的父亲是加纳人，安东尼出生在那里。但他母亲是贝宁人，在他的父亲抛弃家庭后，母亲就带着安东尼和三个妹妹回到贝宁。贝宁人一般讲当地语言和法语。自17世纪末法国在贝宁建立奴隶贸易站以来，贝宁与法国的关系就一直错综复杂。该地区在19世纪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贝宁本身是西非中部的一片狭长地带。它从贝宁湾向北延伸400英里，就像一根粗胖的手指，指向撒哈拉沙漠。1960年，前法国殖民地达荷美共和国独立后，就以贝宁湾的名字来命名新国家。该国位于非洲大陆的弯角附近，在那里，西非垂直地向大西洋凸出。虽然它的海岸线很窄，只有75英里，但海洋在贝宁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贝宁的海滨是臭名昭著的“奴隶海岸”（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的一部分。旧时的水手号子曾这样警告：

这像是古代地图绘制者的一种变相警告：有恶龙出没。在海滨城市维达（Ouidah）的海滩上，有一座纪念拱门，悼念所有从家乡被掳走并运往美洲的奴隶。那扇“不归门”就矗立在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之上，纪念数百万死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

贝宁的经济严重欠发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列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与南苏丹和卢旺达相当。极端贫困极大影响了贝宁人的生活。贫穷也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病的关键因素之一，包括营养不良以及死于疟疾、腹泻等若干可预防疾病。贫穷还促成了一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

不过，安东尼的父亲说要把儿子接回加纳。他要供他上学，给他一个未来，让他过上好日子。“我会想念妈妈和妹妹们的，”安东尼告诉我，“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想学习，我想上学。”于是，安东尼被送回加纳和父亲一起生活。而现在，父亲差他前往那个带铁皮屋顶的商店。

安东尼穿过那扇门，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