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愉悦原则

我们有时候需要提醒自己：通常被视为很复杂的事情，也有它们相对简单的层面。比如说，写一首诗就是这样。它总共包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一个人如此沉迷于某种情感概念，所以会受其驱使，想要做点什么。他动手做事情，这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说，他要建构一种语言装置，让所有愿意读它的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可以重新产生这种情感概念。第三阶段是指人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触发这个语言装置，从而在自己内心里重现诗人创作时的各种感觉，如此往复再三。这几个阶段相依共存，不可或缺。如果没有最初的感觉，这个装置就无法具备任何能够重新生发的内容，读者也无从体验到任何东西。如果第二阶段完成得不好，这个语言装置就无法传递真材实料，或者只能向有限人群提供有限材料，或者是刚开头就莫名其妙地煞了尾。另外，如果没有第三阶段，没有成功的阅读体会，就很难说这首诗究竟有没有实际存在过。

这种三段式基础结构的描述，表明诗歌本质是情感，它在运作方面则具有戏剧化特征，是在他人身上重现情感的技术过程。反过来，一首劣质诗歌就永远无法成功实现这一点。所有批评贬斥的模式，无论它们运用怎样的文学、哲学或道德词汇，无非是借助不同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如此昭然若揭之事，如果不是因为当代诗坛表示它已经被人遗忘的话，原本没有必要再说出来。我们似乎正在生产一种新型的劣诗。它们不是过去那种试图感动读者却无能为力的诗歌，而是根本不屑于进行类似尝试的诗。读者不断遭遇到那些不看注释就会逾越自己理解限度的作品，或是内容乏味却欣然自得地辩称，本诗作者仅仅是让自己回忆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不是将它重新展现给第三方。事实上，读者在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读者不再是必须理解并欣赏已完成作品的人，如果它最终还能够成功的话。目前的假设是，没有人会读它；即使他们读了，也不会理解或欣赏。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如果说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读者，是比较片面的，所以这种说法无需考虑：因为许多人还在读诗甚至购买诗集。更确切地说，诗歌失去了旧读者，却获得了一批新读者。这是诗人、文学批评者和学术批评者相互形成一种诡诈融合之后造成的后果（路人皆知，这三个阶层目前已无从区分）：不夸张地说，诗人已经获得了舒适地位。他可以藉此在报刊上赞扬自己的诗歌、在课堂上详加解释，而读者则在威逼霸凌之下放弃消费者的权柄，不能说“我不喜欢这个，给我来份儿不一样的”。现在读者只要胆敢冒出一个字来，说自己不喜欢某首诗，估计还没等他念完“艾德温·阿林顿·罗宾逊”[91]这个完整姓名，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有关指控条目很严重：感知疲弱、批评工具匮乏或不完善、无力应对新式语言和情感境地。判决结果如下：有罪。同时附录部分材料以说明该囚犯的心智成长过程、对大众娱乐形式的沉溺、各种反应衰退等情况。法官道：如今尔等纨绔子弟该当知晓，读诗本是辛苦营生。判拘禁十四天。下个案子开审。

因此，阅读诗歌的金主们，他们以前掏腰包付钱时，可以明白无误地指望着享受欢娱，就像是看剧或去音乐厅一样，后来却很快把兴趣转换到其他地方。诗歌不再是一种愉悦。他们已经被一拨更卑微的人物取代。后来这批人并不追求愉悦，而是自我改良。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下述论点：如果自己在思想装备上的先期投入不够，就没有办法欣赏诗歌。极其偶然的是，这种思想装备又是他们导师碰巧拥有的东西。简言之，现代诗歌读者如果不打算自行判断，他们只能是一批学生式的读者，既纯洁又简单。乍看之下，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诗人终于拥有了一种道德支配地位，而他的新客户群体不仅要为诗歌买单，还要为后续的诗歌解读买单。再者，如果诗人只需取悦自我，他就不会因为受制于读者而左支右绌。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一位货真价实的艺术家除了自己的判断力以外，还需要依赖其他什么东西：公众品味始终停留在二十五年前，永远只能发现二流作家已经反复利用过的风格。这些话说得都很对。然而诗歌在骨子里就像所有的艺术一样，注定有责任带来愉悦。如果一位诗人失去了寻求愉悦的读者，也就失去了唯一值得拥有的读者群体。因为在每年九月恪尽职守注册签名的那群暴民[92]，不足以替代他们。这种效果将体现于他的整部著作。他会忘记，即使他发觉自己有些话不得不说而且还很有趣，其他人或许并不这样认为。他会专注于道德价值或语义精巧。最糟糕的是，他这些诗歌的诞生，可能不再源于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关系的一端，是他以非语言形式感觉到的东西，另一端则是他能够通过常规语言用法而传递的东西。传递的对象，则是某个不具备作者本身的体验、没有受过同样教育，也领不到差旅补助的人。这根绳子原本处于紧绷状态，只要松开另一头，就会出现不知所终、“毫无戏剧化”的松弛感。没有什么比这个结果更令人费解，或不值一提了（尽管这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因为他将丧失借用这个具体标准来测试自己写作成果的习惯。如此一来，愉悦将不复存在。如此一来，诗歌将不复存在。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谁想为此做点什么？当然不会是诗人。诗人已经拥有前所未有的地位，可以同时兜售自己的作品及其评判标准。当然不会是新一代的读者，他们就像是从未圆房的婚姻伴侣，对于什么是更好的东西一无所知。当然不会是老一代的读者，他们只是用一种获取愉悦的方式来取代另一种而已。只有浪漫心思的闲散者，回想起诗歌尚被斥为罪恶的那段时光，才可能希望情势有所不同。不过，假如这种途径事实上需要我们摆脱诸多责任，并且恢复我们的愉悦感知，那么我只能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对当前各类观念进行大规模的厌弃，而这种厌弃行动要从诗歌读者开始。应该让他们更频繁地问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各自读到的东西。如果不喜欢，继续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我使用“喜欢”这个词汇，是指它最普通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打算继续开着收音机还是关掉它的那种意义。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喜欢戴维·达伊奇斯[93]的随笔文章《新批评：一些合格条件》（见《文学随笔》，1956）。与此同时，塞缪尔·巴特勒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唤醒某种渴望自由的潜在冲动：“我希望我能够比现在更爱听舒曼的音乐；我敢说，如果我费力尝试的话，就能让自己更喜欢它。但是我不喜欢费力尝试让自己去喜欢什么。我喜欢那些让我一见钟情、根本不用费力尝试的东西”（《笔记》，1919年）。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