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严谨　著述丰富

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最反对学术上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认为这是近于自我欺骗的不良学风。他读医书，也看注解，但绝不盲从，而是认真探讨，反复论证。他常说，读书虽多而不理解，充其量不过一书贾而已。先生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先要有一个研究标准。以学习《伤寒论》为例，他主张：①名词术语的解释，必须前后一致，同一术语，不能在这里这样讲，在那里又那样讲。②必须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相结合。③必须经得起临床检验。④必须经得起辩论。学习《伤寒论》是这样的标准，学习其他典籍，也都各有其相应的标准。

先生认为中医学历史悠久，医学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学习中医，首先要博览群书，然后由博返约。

先生说：过去有句成语“六经根底史波澜”，是说要想写出一一级标题有价值的文章，首先要把“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吃透、记熟，以此为基础，还须有历代的史料来加以充实和润色，才能把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有证有据，波澜起伏。先生认为中医学的根底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想把中医学得扎实是不可能的。但这些经典著作毕竟原始性及原则性的理论较多，而且这些理论不加阐发论证，不结合临床体验，仍不易学深学透，这就要求学者除经典著作外，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著作，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读书破万卷”，每个人虽然因各种不同条件的限制，千卷、百卷也可能读不破，但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有的。

中医学从汉代以降距今近2000年，在这2000年中，堪称中医名家的至少也有几百家，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在这浩繁的卷帙中，学派不同，立说各异，互相补充者固然不少，互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若不加以分析归纳，梳理鉴别，则读得越多，就越杂乱无章，故只博读还不行，还要善于由博返约，才算真正学到手。先生认为所谓由博返约，是从全面资料之中归纳出几个重点，从不同的现象之中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不下大工夫，学深学透是不可能的。比如陈修园在其著的《医学三字经》中，有这么几段话：“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杂病法，四字求。”他把李东垣的用药规律归纳为“重脾胃，升清气”；把张子和的用药规律归纳为“主攻破”；把河间诸说归纳为“专主火”；把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归纳为“阴宜补，阳勿浮”。这就是由博返约。这样的归纳言简意赅，易于掌握，也便于记忆。

对于金元四大家，先生还从其治疗技术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归纳。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全在于补中有行。如升麻、柴胡、陈皮、木香等气分药都是他常用的配伍之品。河间诸方之所以寒不伤中，全在于寒而不滞。其常用药如走而不守的大黄、芒硝自不必说，就是守而不走的黄芩、黄连、栀子、黄柏等，也大都与枳实、厚朴、木香等气分药合用，使苦寒之药只能清火，不至留中败胃。他虽然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如黄连解毒汤等，但这是少数。子和主攻破，是施于经络湮瘀或肠胃瘀滞之实证，如果不实而虚，即非所宜。丹溪养阴，也是在误服金石燥烈药，元阴被劫，相火妄动的情况下才相宜，如果阴盛阳衰，亦为大忌。

先生在初学金元四家学说时，觉得四大家各不相同，究竟哪一家好呢？后来又把四大家做归纳：张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胜邪。当以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以邪实为主时，采用子和法，二者并不矛盾。刘河间之寒凉，是泻阳盛之火，朱丹溪之补阴，宜于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李老这样一归纳，临床就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长，对证选方，并行不悖。这是由博返约。

先生认为要博览群书，还要善于读书。博览群书是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然而前人的说教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先生认为，任何名家权威都会有千虑之一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古人，又不迷信古人，要选精去粗、瑕玉分明。他举《黄帝内经》《难经》为例，《黄帝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宝库，但这些宝贵的经典著作中，亦存在着脱离实践的糟粕。如《灵枢·经水》以中国河、江、湖、海等比拟十二经脉，意义就不大。《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为，人从7岁起，每加9岁，如16岁、25岁、34岁、43岁、52岁、61岁，皆形色不相得者，为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难经·四十一难》解释肝脏为什么有两叶，认为是“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为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难经·三十三难》用五行解释肝肺，不但把五行讲成教条，且说肝在水中生沉而熟浮，肺在水中生浮而熟沉。其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还有《难经·十九难》的“男子生于寅”“女子生于申”等，星相、子平者流引用这样的术语还可以，若在有关生命的医学著作中引用，岂不荒谬！

先生强调，读经典著作要一分为二，就是对其注疏阅读时也要有分析、有批判。有的竟不是错在经典原著上，而是错在注疏上，如果不加分析照搬不误，就会自误误人，流毒无穷。先生举《伤寒论·辨脉法》中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荣”为例，认为不管是王叔和加入的，还是《伤寒论》原来就有，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捉摸之词，尽管这种学说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也不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再如伤寒传经之说，本来是一部平易近人的外感病学，却用什么循经传、越经传、首尾传、表里传、传足不传手等虚构之词，把《伤寒论》越讲越离奇，越讲越糊涂。如此读了不加批判，就不如不读。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尊重前人是必要的，但是“信而好古”，则会泥古而不化，只有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治学才有意义。

先生治学，又极为重视逻辑思维。兹举《素问·热论》为例，他说，一般都认为“二日阳明受之”，是受之于太阳，“三日少阳受之”，是受之于阳明。如果“受之”一词，是指受邪于前一经的话，那么巨阳又是受之于哪一经呢？又如《伤寒论》第8条曰“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可是注家都认为针足阳明是防止太阳传阳明，可是太阳病只能传阳明吗？防不防止其传少阳？凡此，都能通过思考而得出新的、更合理的解释。又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欲如运枢”，“运枢”注家都讲成运动户枢，可是户枢之动在于人为，或缓或急，随心所欲。这个“欲如”还有什么标准呢？先生认为“运枢”之枢，乃指天枢，天枢是北斗七星之一，一年运行一周，其运动是缓慢的，但是不停止的，用以阐明人体阳气的运行也当如此。先生钻研问题，有“三问法”，三问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譬如讲伤寒传经，就必须弄清楚传经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传经？是怎样传经的？这三问搞清楚了，传经的问题就不神秘了。从他所撰写的《论传经》一文，可以看出，之所以能揭开“传经”这个千年之谜，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更得力于研究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先生学识渊博，勤于著述，历年来出版和发表了近百万字的著作和论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所撰《六经病欲解时的机理及其临床价值》一文，对“六经病欲解”机理的阐释，乃是自《伤寒论》问世以来，第一次科学的解释。此文曾在南阳全国仲景学说讨论会上宣读，后由日本方面汇集刊出。又如《五行的产生、应用及其前途》一文，上溯《尚书》，旁征博引，反复论证，解决了历来在五行方面的许多糊涂问题。其余诸论著，亦各有独到之处，这里不一一列举。现将其主要论著，列举如下：

《金匮要略浅释》：与王万杰、刘洪祥合编，207千字，1961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伤寒解惑论》：93千字，1978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2版。

《伤寒论语释》：207千字，1982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伤寒百问》：70千字，连载于《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83年第1期。1985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伤寒串讲》：140千字，连载于《山东中医杂志》1982年第1期～1984年第6期。现已集印成册。

《漫话胃肠病的中医治疗》：50千字，原名《胃肠病漫话》，连载于《山东中医杂志》1981年创刊号～1983年第10期。198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出版。

论文：在全国各重要医刊上发表的论文达70余一级标题，计约4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