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大学对我来说，不仅是第一次离开乡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学习和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更是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修身养性、走向成熟的美好乐园。

1981年9月，我怀揣着母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五六十元钱，背着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铺盖卷，踏上了上大学的路途。一路上我难掩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一是实现了母亲的愿望，成为整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二是将要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自己从小喜爱的文学专业；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是终于离开相对落后封闭的乡村到省会城市去了。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下了火车，在我拖着行李往新生接待站走的过程中，竟然碰见了我初三时的语文老师马克利，没想到一年多没见，他竟成了我的师兄。坐在车上一聊，马老师竟然还和我一个专业，都是中文系。到了学校，马老师帮我报名注册，领我找到宿舍，还用自己的饭票给我打来一份热腾腾的饭菜。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沉浸在走进大学的喜悦中。

那时的大学没有电话、电视，更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因此，我们的大学生活十分简单，每天除了上课、吃饭，就是到图书馆看书。从图书馆回来，八个大老爷们就躺在宿舍里或看书或聊天，这样平淡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大约到1983年，社会上开始流行跳交谊舞。每到周末，我们学校的食堂里也会举办交谊舞晚会，我第一次和几个同学跑去，趴在窗外偷偷看了一眼，发现真的是一个男的搂着一个女的在翩翩起舞，便吓得落荒而逃。心想，这种只在电影里看过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竟然活生生地展现在自己眼前。从此，便不再去看，直到过了很久，思想上才慢慢地接受了男女搂在一起跳舞的现实。那时，大学里是禁止谈恋爱的，因此，尽管有人谈对象，也必须是偷偷摸摸的。记得我们系里有位比我高一级的男生，谈了一个女朋友，可能两人幽会时有亲密动作被人发现，结果该男生不但被给了处分，还被当时担任中文系书记的一个老革命在全系学生大会上严厉斥责了一番。至今我还记得那位老革命慷慨激昂的话语：中文系的某某，道德败坏……

我上大三的时候，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像桶子一样的背包，我们都把它叫马桶包，我也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买了一个。一次回家时，我背着马桶包刚走进村子，迎面碰见一位大叔，他直愣愣地看了我半天，十分不解地问道：“你这个娃娃，背个桶子干啥呢？”我一笑，忙不迭地解释说：“这不是桶子，是背包，装东西用的。”后来，又流行穿西装，我也做了一身西装穿了回去，村里的人看见，更是一脸惊讶，有人说：“你这娃，上个大学，竟学得怪怪的，一个大小伙子，穿女人的衣服干啥？”我知道，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农村里的女人根本没有人穿裙子，绝大多数穿的都是三个扣子、外带一个小翻领的列宁装，很像现在的西装。因此，他们把我穿的西装当成女人的衣服，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大学期间，最让我难忘的是回家的艰难。那时，我一学期的生活费也就几十块钱，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我曾多次扒乘拉送货物的列车。记得有一次，为了节省三块火车票钱，我蹭到一辆货运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结果半道上被铁路上的一个人赶下车，直到给这个人扛了好几根枕木，人家才好歹让我坐了回去。很多时候，周末我坐最便宜的慢车回去，下了车都是夜里十一二点钟，城里的旅店住不起，便背着行李，一个人步行往乡下的家里走去。常常到我走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早早起来生火准备做早饭了。看见我黑天半夜一个人走回来，母亲甚为关切，嘱咐我以后再不要半夜走回来了，哪怕多花几块钱坐班车早点回来。

现在，那些大学期间的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每每想起，都感慨不已。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我的大学生活有些单调乏味，但我们上大学的时代属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仅亲身经历和体验了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也真正享受了那个时代下我们的理想、青春和快乐。我怀念我的大学生活。

2013年11月15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