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圖強：Richer, Stronger, Better!
北宋中期，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一些改革家開始着手變法，從而引發黨爭，給北宋中後期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就在貪污嚴重的北宋中後期，出現了清官包拯。
國庫捉襟見肘
北宋建立以後，一方面削弱藩鎮的權力，另一方面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並通過分割職權、兵將分離等措施控制禁軍。
但是，這些措施不僅削弱了對抗外敵的能力，更使朝廷耗費大量的錢財，尤其遇到邊患時，軍費開支更為龐大。此外，宋代文官人數不斷膨脹，國家重大慶典和紀念日的鋪張奢靡，都使北宋國庫捉襟見肘。
而就在厚養禁軍、文官，需要大量賦稅之際，北宋卻不設田制，導致土地兼併嚴重，兵變和民變此起彼伏。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宋中期，一些朝廷官員開始進行變法。
慶曆新政
首先開始的是在公元1403年，即宋仁宗時期，由范仲淹等人主持的「慶曆新政」。主要目的是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和厲行法治。
范仲淹像
但是，變法觸犯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強烈抵制。最後新政失敗，范仲淹等人被貶謫（zhé，降職）。
王安石變法
公元1068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宰相，再次變法改革。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理財」和「整軍」措施，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是，變法實施的十五年中，自始至終存在不少阻力，加上新政在設計和施行上也存在着弊端，王安石也因此下野。宋神宗死後，所有新法都遭到廢除。
《大駕鹵簿圖》（局部）
北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鹵簿」是君王專用的儀仗。該圖描繪了皇帝前往東京（即開封）城南青城祭祀天地時的宏大場面，是研究宋代輿服、儀仗、兵器、樂器等的極為難得的形象資料。
黨爭
北宋中後期出現的黨爭，其中大規模的兩次都由變法導致。一黨支持變法，一黨反對，一方得勢就清洗排斥另一方。
例如，宋徽宗聽信宰相蔡京之言，將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轍、蘇軾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立碑於端禮門，又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這些碑叫作元祐黨籍碑，是北宋激烈黨爭的一個見證。
《泰山神啟蹕回鑾圖》
傳為宋人繪
為泰山岱廟天貺（kuàng）殿壁畫。該圖描繪泰山神出巡回鑾的盛況，場面宏大，人物眾多，造型極為生動。
融水元祐黨籍碑
南宋
宋徽宗即位後，宰相蔡京以推崇新法為名，將自己的政敵和反對新法的人定為「元祐奸黨」，刻石榜示天下。後來宋徽宗下令銷毀全部刻石。現存兩塊「元祐黨籍碑」均是南宋時重刻的。圖中拓片原碑出自廣西融水，刻於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官人社會
重文輕武是宋朝政治的一個特點。宋朝廣開科舉入仕之門，大批文人為官，加上太祖、太宗等皇帝又厚待文人，「學而優則仕」就成為了真理。
當時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大都認定官稱才是對人的尊稱。皇帝自封為「官家」，官府小吏被呼為「官人」，富豪被稱為「員外」，醫生則謂之「郎中」、「大夫」，在茶坊酒肆跑堂的叫做「博士」，妻子要尊稱丈夫為「相公」或「官人」，可謂是舉國皆「官」了。
《大駕鹵簿圖》（局部，文官）
北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大駕鹵簿圖》（局部，武將）
北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貪污問題嚴重
到了北宋中後期，官員貪污問題嚴重。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制定嚴格法律，還分別撰寫過《戒石銘》和《文臣七條》，訓誡臣子不可貪贓枉法，可是貪污仍然屢禁不止，更何況官員可以用烏紗抵罪，那就更加有恃無恐。
清官包拯
宋代承襲唐代制度，設御史台和諫院。御史台負責糾察百官，肅正綱紀，更可彈劾包括宰相在內的所有官員；諫院負責向皇帝進諫。宋真宗以後，御史可上言朝政，諫官可參劾百官。
宋代不少著名人士都曾出任過御史台和諫院的長官，但能夠名傳千古的只有包拯。包拯知開封府期間，治政剛嚴，對高官貴戚決不手軟，但對普通百姓則給予方便，過去百姓訴狀不許入府衙大門，包拯一改舊例，允許訴訟者徑到大堂自陳曲直。
包拯「包青天」之名，在當時就已遠播海內外。他去世後，有關他的事跡被編寫成戲曲小說，流傳至今。
包拯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