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自然灾害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其社仓的设置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以下从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自然灾害等方面加以阐述。[3]

一 地质与地貌

从地理位置上看，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和南临江西、湖南两省，西靠四川省，西北与陕西省为邻。介于北纬29°05′—33°20′，东经108°21′—116°07′，东西长约750公里，南北宽约490公里，面积18.74万平方公里。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北邻湖北省，东毗江西省，南连广东、广西两省，西接贵州、四川两省。介于北纬24°39′—30°08′，东经108°47′—114°15′，东西宽约660多公里，南北长770公里，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临浙江、福建两省，南接广东省，西毗湖南省，北连湖北、安徽等省。介于北纬24°29′—30°05′，东经113°35′—118°29′，面积16.66万平方公里。

在地质构造上，湖北省位于秦岭褶皱系与扬子准地台的接触带上。湖南省北部属扬子准地台江汉断坳，南部则属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志留纪末的晚加里东运动使之转化为地台，并与扬子准地台合并，然后沉积了与扬子准地台大致类似的泥盆系到中三叠统地台盖层。江西省以锦江—信江一线为界，北部属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南部属华南褶皱系，志留纪末晚加里东运动使二者合并在一起，后又经受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多次改造，形成了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构造带。

由于在地质构造上的这些特点，形成了三省平原、山地、丘陵和岗地兼备的多样地貌。湖北省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全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省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其中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55.5%，丘陵和岗地占24.5%，平原湖区占20%。全省地势呈三面高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北有缺口的不完整盆地。湖南省西、南、东三面山地环绕，北部地势低平，中部为丘陵盆地，地势向北倾斜而又西高于东。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51.2%，丘陵占15.4%，岗地占13.9%，平原占13.1%，河湖水面占6.4%。西部主要为武陵和雪峰两大山脉，使湘西与东部差异明显，且有碍东西向交通发展。湘南以山地为主，间有部分丘陵、岗地，山地主要有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等五岭的大部或部分及阳明山、塔山等，为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气候上为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其低谷垭口间为南北交通要道。湘东山地有幕阜、连云、大围、罗霄等山，是湘赣两水系分水岭，其隘道为湘赣通道。有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其平原地势平坦，水面广阔，土壤肥沃，是全省重要的农业区。江西省在地貌上属江南丘陵的主要组成部分，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为丘陵和河湖平原，北部则为鄱阳湖湖积、冲积平原，整个地势向北倾斜。鄱阳湖平原与江汉、洞庭湖两大平原同为长江中下游的陷落低地，由长江和省内五大河流泥沙沉积而成，水网稠密，土壤肥沃。赣中南以丘陵为主，山地大多分布于省境边缘，主要有：东北部的怀玉山，东部沿赣闽省界延伸的武夷山脉，南部的大庾岭、九连山，西北与西部的幕阜山脉、九岭山、罗霄山脉等，成为江西与邻省的界山和分水岭。山脉走向以东北—西南为主体，控制着省内主要水系和盆地的发育。山岭间的河谷和隘口多为交通孔道。以三省为整体来考察，地势上大致为中间低、四周高的盆地形状，东、南、西、北四周为山地环绕，中间为江汉、洞庭湖、鄱阳湖平原，其中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交界处有幕阜山、罗霄山脉等将平原分割。

二 气候、水文与土壤

就气候而言，长江中游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中湖北省主要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征。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丰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业生产。全年平均气温15℃—17℃，鄂东沿江和三峡河谷在17℃左右，鄂北低于16℃，山区随海拔的增加而温度降低。7月平均气温27℃—29℃，江汉平原最高温40℃以上，为中国酷热地区之一；1月3℃—4℃，三峡河谷高于5℃，北部和山区2℃左右。江汉平原因地处北方冷空气南下通道，气温较同纬度地区低，最低温-7℃—-5℃。无霜期大体是南部长于北部，平原、河谷、盆地长于山区，鄂北和鄂西北为230—240天，江汉平原和鄂东南为250—270天，鄂西南河谷盆地最长，在280天以上，山区较短，不足210天。但由于春季气温不稳定，常有低温阴雨天气出现。全省降水丰沛，年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江汉平原最多雨年为最少雨年的1.8—2.2倍；降水以夏季为多，占年降水量40%左右，冬季降水量少。降水季节变率也较大，某些年份梅雨期长，常发生洪涝，以江汉平原危害尤甚。某些年份梅雨期短，乃至“空梅”，造成旱灾。

湖南省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降水充沛，无霜期长，但湿热分配不均。全省均温为16℃—18℃，东南高于西北，东高于西，1月均温4℃—6℃，最低温各地皆低于 -6℃，临湘出现过-18.1℃（1969年1月31日）的低温。7月多在27℃—30℃，最高温大部分地区超过39℃，长沙、益阳、零陵曾出现43℃以上高温。无霜期自北向南为270—300天。大部分地区能满足喜温作物，特别是双季稻对热量的要求。省境地势三面环山，向北有开口，春季多寒潮侵袭；秋分前后出现低温阴雨的寒露风，对作物生长不利。全省年降水量1200—1700毫米，是中国雨水较多地区之一。雨、热大致同季，利于主要农作物生长。近1/2降雨集中于春末夏初，滨湖与湘、资、沅、澧等河流下游常有洪水；夏秋则多干旱，尤以湘中丘陵为重。

江西省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约16.3℃—19.5℃，一般自北向南递增。赣东北、西北山区与鄱阳湖平原年均温为16.3℃—17.5℃，赣南盆地则为19.0℃—19.5℃。夏季较长，7月均温除省境周围山区在26.9℃—28.0℃外，南北差异很小，都在28℃—29.8℃。极端最高温几乎都在40℃以上，成为长江流域最热地区之一。冬季较短，1月均温5℃，赣北鄱阳湖平原为3.6℃—5.0℃，赣南盆地为6.2℃—8.5℃。全省冬暖夏热，无霜期长达240—307天，日均气温稳定超过10℃的持续期为240—270天，活动积温5000℃—6000℃，对于发展以双季稻为主的三熟制及喜温的亚热带经济林木均甚有利。唯北部地形开敞，特大寒潮南侵时有不利影响。江西省为中国多雨省份之一，年降水量为1341—1943毫米，地区分布上是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山区多，盆地少。庐山、武夷山、怀玉山和九岭山为全省四个多雨区，年均降水量1700—1943毫米。德安是少雨区，年均降水量为1341毫米。年降水季节分配是4—6月占42%—53%，降水的年际变化较大，多雨与少雨年份相差几近一倍。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及年际变化大是导致江西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就水文而言，湖北省境内长江由西向东横贯全省，在川、鄂边境切过巫山，形成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过宜昌后，穿行于江汉平原，过小池口流入江西、安徽两省。汉江全长的3/4流经省境，与源出边境山地的众多河流共同汇注长江。省内中小河流共有1193条，总长度达3.5万平方公里。长江干流偏于省南部，主要支流多集中在北岸，水系发育呈不对称性。除长江与汉江外，河流年均径流量为946.1亿立方米，几乎相当于黄河径流量的两倍。此外，全省过境容水量有6338亿立方米，因而有丰富径流量可供调蓄利用。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水能达3308.1万千瓦。省内淡水湖泊众多，有“千湖省”之称，多分布在江汉平原上。洪湖和梁子湖面积均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省内浅层地下水储藏量丰富，估计为2650亿立方米，每年可开采量略等于全省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的36%。地下水水质清洁，储量稳定，可供农业、工业、生活用水。

湖南全省河流稠密，水系完整，水量大，水力资源丰富。除湘南、湘东极少数小河分属于珠江和赣江水系外，均属长江流域。以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300多条，自西、南、东三面汇入洞庭湖，形成扇形水系。长江也有部分水量分泄入湖，会同“四水”经城陵矶出洞庭湖又入长江。境内河流总长为9.93万公里，流域面积近21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623亿立方米。湘江占总径流量的41%，沅江占24.2%，资水占13.4%，澧水占8.3%，其他江湖水系占13.1%。全省水能蕴藏量达1532万千瓦，多集中于各河上中游。河流最高水位及流量最大时期常出现在4—6月，正值梅雨来临，水势暴涨、洪峰叠起，“四水”沿岸易酿成灾害；夏末秋初，长江洪峰顶托，湖区也易出现外洪内渍。各河最低水位出现于11月—次年2月。

江西省地形南高北低，有利于水源汇聚，天然水系发育，水网稠密，降水充沛，但各河流水量季节变化较大，对航运略有影响。全省共有大小河流2400多条，总长度达1.84万公里，除边缘部分分属珠江、湘江流域及直接注入长江外，其余均分别发源于省境山地，汇聚成赣、抚、信、鄱、修五大河系，最后注入鄱阳湖，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其流域面积达16.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7%。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连同其外围一系列大小湖泊，称为天然水产资源宝库，对航运、灌溉、养殖和调节长江水位及湖区气候均起重要作用。

就土壤而言，湖北全省土壤具有明显的南北过渡特征，鄂西北、鄂中、鄂北岗地及鄂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多为黄棕壤、黄褐土，鄂东南多为红壤，鄂西南多为黄壤，江汉平原则发育为潮土、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

红壤和黄壤是湖南和江西具有代表性的地带性土壤。湖南省红壤主要分布于雪峰山以东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黄壤多集中于湘西。此外，在山区形成以红、黄壤为基带的垂直地带性土壤。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石灰土、紫色土、潮土和水稻土等。石灰土多分布于湘西、湘南的喀斯特地区；紫色土主要集中在衡阳盆地和麻阳—沅陵谷地一带；在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潮土和水稻土分布甚广，土质肥沃、耕性良好，是全省最佳的农耕土壤。全省土壤一般肥力较高，易于农林业发展。但也有部分丘陵地区的红壤侵蚀较严重，有机质含量低；水稻土中的冷浸田、死黄泥田等对作物生长也不利。

江西省以红壤分布最广，面积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6%，具有“瘦、酸、粘”和“板结”的特性，需改良和综合利用。黄壤常与黄红壤和棕红壤交错分布，此外还有山地棕壤等。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紫色土，是重要旱作土壤。耕作土壤以水稻土最为重要，面积有200多万公顷，几占全省耕地的80%。

综上，三省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丰沛、无霜期长，境内河湖众多，天然水系发达，土壤多样，水稻土土质肥沃，易于耕种，这些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湖南、湖北、江西成为清代主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和重要的粮食输出地，谚语云，“湖广熟，天下足”，其粮食生产不仅供自身所需，而且在需要时向周边省份和长江下游江浙地区输出，本地也是江浙一带最主要的粮食来源地。与此同时，降水过于集中、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等特点，又使得该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雨多则易涝，雨少则易旱，尤其是水灾（洪涝灾害）频繁侵袭，这些特点都会对仓储的建立和发展产生影响。

三 自然灾害

在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一直绵延不绝，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邓拓曾总结道：从远古时代到明清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危害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和积累性的特点，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4]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有清一代，水、旱、风、蝗、地震等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不断袭击，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破坏，也使本地百姓深受其害。

（一）水灾

水灾（洪涝灾害）是长江中游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翻阅地方志资料，水患侵袭的记载不绝于书，受灾地区既包括平原湖区，也时常发生在山区州县。湖北沔阳州“沔郡地洼水锺，汉经其北，江经其南，无岁不受水患”;[5]监利县“田畴常虞水患”;[6]湖南武陵、龙阳二县“皆滨江，自古苦水患”[7]……

长江流域属水灾多发地。据史料记载粗略统计，自唐至清近1300年，长江共发生水灾223次。且愈到晚近，频率愈高（见表1—1）。

据表1—1的统计，长江流域水灾在唐代平均18年1次，宋、元时期平均五六年1次，明、清时期则平均4年多1次。

在水灾频率增加的同时，其为害也愈加严重。据统计，自宋以来，长江流域发生过4次特大洪水，除了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有1次之外，其他3次均发生在清代，分别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咸丰十年（1860年）和同治九年（1870年）,[8]每一次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六月间，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上游地区河流猛涨，山洪暴发，中游江汉—洞庭湖齐涨。川水汇入长江后，与三峡区间和中游地区的洪水遭遇，酿成罕见洪灾，被称为“千古奇灾”。是年，长江沿岸城市多遭水袭，中游地区受灾最重：湖北被淹36州县，鄂西长阳一带“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汉川“舟楫入市，民漂溺无数”。[9]荆州城损失惨重，据载，六月二十日，堤坝溃决，咆哮的洪水冲入荆州城内。一时间，城内水深丈余，城中兵民纷纷攀上城墙及屋顶、树杈逃生，躲避不及者多遭淹毙，所有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以及仓库、监狱均被淹没，城内“号泣之声晓夜不辍，登城全活露处多日，艰苦万状。下乡一带，田庐尽被淹没，诚千古奇灾”。据湖北地方官员奏报，这次水灾中，荆州满城400余人被淹死，全府大小男妇1300余名被淹毙。后来有其他史料佐证，实际荆州城内共淹死1763人，倒塌房屋40815间，仅两个官仓就损失米谷折银95620余两。[10]湖南、江西也发大水。

咸丰十年（1860年），长江流域再次因暴雨涨水发生特大水灾，四川、湖北遭灾，“宜昌平地水深六七尺，公安县水位高出城墙一丈多，江湖连成一片。江陵县则民楼屋脊浸水中数昼夜”，这年年末，还出现少见的后期洪水，江西、安徽等地受灾。[11]

同治九年（1870年）的水灾是有记载以来长江流域最大的一次洪水，川、鄂、湘、赣、皖等省许多地方遭受水淹。中游地区以湖北公安县灾情较为严重，“岗峦宛在水中，水浸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松滋、石首、监利、嘉鱼、咸宁等地房屋田亩亦尽被淹没。汉江中下游地区宜城以下，江堤尽溃决，江汉平原一片汪洋。位于江汉汇合之冲的武汉大部被淹，受灾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湖南的安乡、华容等县，舟行城中，竟成泽国。江西的新建、湖口、彭泽等县，“江水陡涨，倒灌入湖，田禾尽被淹”。[12]

除了这三次特大水灾长江中游地区遭受水袭外，另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二十九年（1849年），长江中游地区连续决口，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遭受严重水灾，为前百年所未有。二十八年（1848年），湖南全省夏大水，入秋后大雨不止，滨湖围垸多溃。谷价昂贵，省城斗米千钱，客民就食于长沙者达数十万人，哀鸿遍野，饿殍满城。全省淹没田庐人畜不胜计，各种农副产品荡然无存。[13]二十九年（1849年）春夏之间，灾情愈重。沅水、澧水流域大雨连绵，数月不止，造成数县被灾。上游永顺、保靖县大水入城。武陵、安乡洪水暴涨，堤垸尽皆溃决，漂没民居无数。安福、石门等县亦霪雨成灾，致使禾稼无收，谷价腾贵，灾民颠沛流离，困顿万状。灾情延续至次年春天，惨遭饿毙和疫死者，不可胜计。[14]

除了上述流域性的严重水灾，由于境内河湖众多，山脉夹杂其间，因此，一般性的水患、久雨引发大水或山洪暴发等也经常困扰着本地。此方面的记载俯拾即是。仅以湖北省为例，随取数条：

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沔阳大水，没西湖新兴、朱麻等二百余垸。夏六月，水淹二百余垸。

康熙七年（1668年），汉口、汉川、汉阳水。房县六月大水，坏民田庐，秋霪雨，稻不熟，七月，霪雨伤禾。当阳、沔阳大水。麻城五月大水，冲圮城墙二十余丈。

雍正五年（1727年），潜江、沔阳并武昌、荆州各卫所大水。汉口、当阳、枝江霪雨，江陵、荆门、公安、监利、石首、咸宁、黄冈、大冶等县大水。黄陂，雍正四五年（1726—1727年）叠遭水患，城复圮。蒲圻春夏大水没城，长堤决，麦无收，谷贵，每石一两余。

乾隆七年（1742年），汉口、宜城、枝江、钟祥等省内数十州县被水。襄阳、江陵、荆门、天门等或因河水泛滥，或因雨水漫溢，低洼田地，多被水淹没。

嘉庆七年（1802年）六月，汉川、沔阳、钟祥、京山等地连日大雨，江水骤发。松滋、江陵城内水深丈余，公安尤甚，卫署、民房、城垣、仓廒均有倒塌。[15]

光绪九年（1883年），水多为灾，刘光第《南旋记》记录了沿途看到的水情和民众生活的惨状。他行至汉阳三阳沱时，当地居民曰：“今年水大，低田变成泽国，终年勤苦，不足衣食。”自汉阳赴沔阳，“日行数十百里，陆地十无一二，弥望皆水。尺渚寸洲，波在门户。人家往来，皆以小艇。破茅湿薪，凄瑟满目。村娘小姑，卖鱼度活。……捕鱼虾者，其苦何告！甚至聚结匪徒，间成掠夺，甘冒法网，以苟延息。终不自全，深可悯恻！”至监利县，“晚泊刘家庄，四面皆水。登岸玩微月，来老妪谈水灾流离状甚苦。田间遗灶废床，蛛丝尘网，皆其族人挈家湖南、江西逃荒去。……言田皆种木棉，三年未得收成，今年大水，并不能种。余睹其菜色惨淡，悯甚”。[16]

湖广总督张之洞恐怕对两湖地区的水情和水灾印象更为深刻。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95—1896年），江汉地区因连绵大雨被水成灾。二十二年（1896年）冬，张之洞将官员统计的罗田、麻城、黄冈等受灾州县人员死伤、土地受损等情况上奏中央政府，并深感忧虑：“惟是本年江汉水势之大，较之上年未尝稍减，而秋汛势更汹涌，泛滥为灾。各属堤多漫溃，被淹既广且多。上年受灾之区，民困未纾，复遭水患，情形深堪悯恻！”二十三年（1897年）春夏之交，霪雨再次连绵数月，江汉水势“汛涨”，天门、汉川、孝感等县水漫成灾。五月二十九日，他再次详奏，“惟天门、汉川二县，地居下游，首当其冲，田庐多被浸淹，麦收失望，现仍一片汪洋，骤难涸复”。又，“孝感县地方于五月初旬连朝暴雨，势若倾盆，山水、河水同时涨发，无可宣泄，东、西、南各乡滨临湖河田亩概被漫淹，二麦无收，禾苗未能栽插”。连地处山区、历无水患的崇阳县亦同时遭灾，并影响到地处下游之蒲圻等县，“又崇阳县地方于五月初六日震雷狂风，大雨如泻，众山之水，同时涌涨，顷刻高至长余，建瓴直下，如顶灌足。该县地处山陬，河港浅狭，未能容纳，一时泛滥横流，致城内及东南各乡一带地方悉被冲淹。房屋冲毁二千数百间，人口淹毙七十余名。禾苗概行漂没，田地多被沙压，遽难恳复。蒲圻县地处崇阳下游，同时暴雨盛涨，城乡亦被漫淹”。[17]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水患频仍，清中叶以后，不少州县几乎“无岁不水”,“无年不灾”，不要说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就是生命本身都常遭威胁。民间有诗云：“沅流直湧长堤决，坏屋冲田骇浪高。出地蛟龙杂风雨，沸天人鬼共呼号”,[18]即是对水灾施虐的生动描写。

总之，从明到清，从清前期到中后期，长江中游地区水灾越来越频繁，这一趋势由表1—2明清时期湖北荆州府各州县水灾统计数据可以反映。

表中的数据采自光绪《荆州府志》，凡注明“大水”“水”的年份均录入。古人判断“大水”或“水”的标准我们并不清楚，也无从查证这样的记载是否准确和科学，但这些数据用于说明一个长时段内的发展趋势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可以看出：同样是250余年的时间，明洪武至万历末年，荆州府属七县和州城所发生水灾的总次数远远少于清顺治至同治末年；从单个县的情况来看，同样如此，如江陵县明代水灾次数为4次，而清代是30次，相当于明代的7.5倍。公安县明代发生水灾6次，而到了清代是29次，相当于明代的4.8倍。而宜都县明代只有1次，清代达到12次，是明代水灾次数的12倍。从清代水灾发生的规律来看，若以乾隆朝为界，可以明显地看出：八州县中除监利县自雍正之后无记载外，石首县前后期水灾次数为4 ∶ 3，宜都县前后期水灾次数均为6次，其余荆州城、江陵等五州县乾隆朝之后水灾次数均大于之前的统计。

再以湖北省为例，见表1—3。

据估计，湖北省1—19世纪末发生较大范围的水灾计314次，表1—3是按洪水发生在府、州或五县以上为一次统计所列的结果，尽管可能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仍然可以作为参考，分析水灾的走势。可以看出，从12世纪开始，水灾的次数是由少到多的，表明历史时期湖北省的水灾次数是呈递增趋势的，17—19世纪发生在清代的水灾次数同样是愈来愈频繁的。

因此，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灾总趋势是愈来愈频繁，灾情越来越严重。

（二）旱灾

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另一大灾害，也经常侵袭本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境内河湖交错、山地环绕的地势特点，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除了降雨集中易常发水患外，也会出现“山乡常苦旱，河乡常苦潦”的情况。据统计显示，清代湖北省出现府、州范围或五县以上旱情记载的“旱年”有39次，平均14年1次；而仅19世纪，有“天下大旱”记载的就达到15次，平均6.7年1次。[19]

一旦被旱，往往颗粒无收，灾民生活陷入窘境。顺治三年至四年（1646—1647年），江西上饶县连续大旱，米价昂贵，“斗米八钱”，灾民缺食，无奈之下，采山中石粉和米作饼而食，百姓传称其为“仙粉”,[20]可见当时灾民缺粮之严重程度。

顺治九年（1652年），湖北江汉平原近半年不雨，引发严重旱灾，受灾区域覆盖12个州县，灾区“升米千钱，近山者掘木叶、草根殆尽，近湖者采菱芡、荷根度日”。[21]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醴陵县旱，“谷贵，民捣蕨根为食”。道光八年（1828年）大旱，田禾尽槁，“饥民多菜色”。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南全省奇荒，引发饥馑，流民络绎不绝，人心惶惶。[2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同描述湖南省旱灾造成的影响，“本年旱魃为虐，收成奇歉。灾民失业，赈抚维艰”。[23]

与单个的灾种相比，各种灾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更为惊人。长江中游地区最常见的是水、旱等灾害经常交织，先后发生，且日益频繁。仍如湖北省，据统计，秦至隋唐1125年，发生水、旱灾害127次，平均每8.9年发生1次；而清代的267年，发生水、旱灾害154次，平均1.73年1次。[24]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常常是既苦旱，又惧水，更恐惧由此引发的疾疫。江西高安县，顺治三年（1646年）大旱，夏秋绝雨，粮食大多无收。次年三月大潦，“二麦尽淹，米价每石四两。五月，增至十两。瘟疫兼作，有百十烟虚无人者”。[25]湖南溆浦县，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旱，民饥。二十二年（1683年）大水。雍正元年（1723年），虫害伤庄稼。六年（1728年）旱。七年（1729年）又旱。十三年（1735年）三月大水，六月却又旱。[26]

这种水旱杂糅的状况加剧了农村的贫困。湖北咸宁县，东南多山，西北患水，“即时和年丰而人稠地狭，恒藉泛舟。况泽居苦涝，山居苦旱，丰穰之庆，十无四五”。[27]当阳县，“当邑负山带水，西北常苦旱，东南常苦潦”。[28]应山县，“应瘠土也，十日晴苦旱，三日雨苦潦，乐岁无多”。[29]平原苦水，山区苦旱，丰收之年减少，歉收常有，使得百姓生活日益贫苦化，而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他们抗击水旱灾害的能力。一旦遭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他们的生活就会十分凄惨。这种情况，尤其在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救济难及的山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省郧阳、宜昌、施南等府属州县，因上年旱潦迭乘，颗粒无收，致成灾歉，导致百万余人无以为食，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款粮迟迟未能到位，灾民先是吃草根树皮，继而以山上所产之白石脂充饥，“此物性极坚凝，服辄闭胀而死”。因没有食物而自尽者，累累不绝。郧阳、施南两府，山路崎岖，救济难施，加之地方官漠视，“无人过问”，入春以后，情况尤为残酷，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僵尸盈道，朝死而夕存白骨，甚有未死而群起噬之者”。“吃人”成为灾民活命之手段。在附近城郭之处，灾民尚有本地绅耆设法抚济，然“犹不能不以人为粮”。在穷乡僻壤之中，灾民由食尸体到噬活人，由食陌生人到家庭成员互食，“直夫食其妻，父食其子矣”，一步步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即使那些非极贫之户，亦因产业无法销售，全家饿死，被饥民“众饱其肉而弃其资”。[30]

除了水旱灾害之外，其他如风灾、雪灾、冰雹、蝗灾、鼠灾、地震等也时有发生。虽然相对于水旱灾害而言，他们的发生次数、影响范围及破坏程度要小得多，但是仍不可忽视。各种灾害相互交织，加重了其破坏性。如湖南常德府之武陵县，道光十一年（1831年）至十五年（1835年），水、旱灾交替出现，其中十二年（1832年）引发饥疫。十七年（1837年）至二十四年（1844年），递有水患，二十三年（1843年）并有地震。咸丰元年（1851年）至五年（1855年），岁有水患，六年（1856年）旱，七年（1857年）蝗。[31]安福县，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年），连续虫灾。五年（1866年）,“大风损禾”,[32]等等。

（三）成灾原因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自然灾害（尤其是水灾）如此严重，与其成灾机制有关。关于自然灾害的形成原因，显然需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就清代长江中游地区而言，以水灾为例，从自然地理因素来看，正如上文所述，三省多雨，降水量大且集中于春夏之初，境内河湖众多，汛期与降水同期，本就极易形成水患，加之处于汛期的长江上游洪水也同时过境，雨、水相交，分泄不及，往往酿成水灾。尤其在两湖平原，因降水丰沛，水量集中在每年的4—9月，暴雨频繁，量大且集中，又由于两湖地区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洪水往往汇聚地势低洼的平原地带，遇上长江及支流高水位顶托或长江上游过境客水，不易凅出，即形成春夏水患。一般而言，春季水患（4—6月）主要是由强降雨诱发山洪及河流泛滥所造成，夏秋水患（7—9月）则主要是由本区暴雨遭遇长江上游过境洪水，造成河流、湖泊持续高水位，河道宣泄不及而形成。[33]

同时，三省降水季节不均，春夏多、冬季少，季节变化大，地区分配不均等，使得旱灾的发生也不少见。不但在境内少雨区，如鄂西北、赣西北等地易发旱灾，即使在平原湖区，若逢降雨不足年份，干旱同样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在导致长江中游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过程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具体而言，主要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引起的农业垦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有关，同时也和水利设施的修建、吏治腐败等因素有关。

境内平原湖区是水旱灾害的多发区，其中尤以水灾为重，这和清代在这一区域内广泛出现的垸田、圩田农业耕作方式不无干系。张建民系统研究了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农业水利问题，他专门阐述了鄱阳湖、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湖区堤垸和圩田的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江汉、洞庭湖平原的堤垸虽兴起时间尚无定论，但自明代开始蓬勃发展却是可以肯定的。自正德年间开始，堤垸大量出现，垸田众多，农田的扩张压迫水道、水面，使得水面减少，而长江两岸众多分流穴口因保护农田的需要被迫堵塞，使得长江水流缺少分蓄调节之地，先是堵北岸分流穴口，导致长江由南北分流转向专流于南岸洞庭湖区，水沙大量注入，使该地蔓延成灾，进而江汉平原也因围垦日甚、蓄泄之地日狭、淤积严重而漫溢为患。明正德末年至万历年，是江汉与洞庭湖地区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这一时期与堤垸发展、河道变化同步，恰好说明了垸田与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明末清初，堤垸因战乱遭到破坏，康熙中后期开始，政局稍稍稳定之后，堤垸开始逐步恢复，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堤垸急剧扩张至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政府一度不得不下禁令严禁围垦，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奏效。清末，在湖区筑堤围垦之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垸田的长期发展导致长江两岸河湖泥沙淤积严重，江底地面抬高，长江泄洪愈加困难，水溢为灾也日趋严重。在鄱阳湖地区，筑堤垦田称为圩田，其原理和堤垸相近，东汉时期已经出现，明清时期经历了和两湖平原相似的发展过程，其后果也是由于各河湖“病在淤浅”而水患频发。不仅如此，湖区垸田、圩田还因为四周筑堤，雨水不易排出，一遇洪水季节，往往形成内渍外涝的局面，危害尤甚。

他还指出，境内山区由于明清时期流民、移民的广泛开垦，森林及其他植被被毁，引起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以汉水中上游山区的开发为例，由于流移过度开垦和垦殖、开发的盲目性、粗放性和不稳定性，水土流失除了致使山地本身“沃土无存”外，还产生了其他的消极影响，不但造成流失的沙石祸及邻近的平地良田，使之变沃壤为硗阙沙瘠，而且泥沙淤塞溪涧河流，增大江河含沙量，以致发生破堤漫滥之灾，这同样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水灾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水利设施的修建在预防灾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堤防及排灌设施应对水灾十分重要，堤防坚固，排灌设施效率高，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特别是减轻水旱灾害（尤其洪涝灾害）的发生；反之，不仅不能减灾，还会加重成灾程度，甚或人为造成灾害。明代后期及清代后期水旱灾害的增多加剧都有水利失修的因素。[34]

造成水利失修的原因中，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是吏治腐败。尤其是晚清，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当时负责河道专项管理的官职称为“河道总督”。林则徐早在1831年受任河东河道总督时就已指出，“河工尤以杜弊为亟”。[35]在河工备料、河防、抢险等工序上，莫不存在弊端。河工经费虽然年年拨，数亦不少，但“半属靡费”，营私舞弊、偷工减料严重，汛期一到，难免洪水滔滔，人为鱼鳖。

自然灾害给农村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自然灾害对人类影响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天文、地质、气象、水文和生物现象的异常变动产生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作用，造成生态环境短时间或长时间的危机和恶化，从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36]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了自然灾害的过度发生，而自然灾害的频发反过来又使得整体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经济发展、引起经济衰退等社会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就农业生产而言，灾害的发生不时打断和破坏正常的生产活动，干扰了正常的粮食生产，特别是在灾年，局部粮食短缺的情况不时出现，乃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粮食生产的不足、自然灾害的侵袭进而造成粮食储备的困难，尽管丰收之年常常收获大量的粮食，但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要想平安渡过灾年是十分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