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在2009年成为制成品出口总值最高的国家。然而从出口增加值的内涵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远远没有达到贸易强国的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处于分工低端，出口增加值率不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大多承担产品生产的加工制造环节，该环节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增值率较低、技术含量低、依附性强，位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位置。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低端分工环节。
第二，中国出口品密集使用非技术劳动要素，技术等高端要素投入不够。目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未取得显著比较优势。倪红福（2017）测算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其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出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但依然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总的来看，中国虽然为出口贸易大国，但非出口贸易强国。中国出口品增值率低、技术含量不高，处于国际分工低端，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如何由“总量增长”向“结构转型”、由低增值率产品向高增值率产品转型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实现连续增长，且在2016年我国OFDI首次超过了利用外资，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扮演着获取技术、过剩产能转移、全球价值链布局等重要角色。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OFDI能够扮演出口平台、资源寻求、过剩产能转移、技术获取等多种角色，与母国出口总量变化及结构变化联系紧密。许多经典文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规模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遗憾的是，相关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出口增加值及其要素含量内涵上。
笔者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规模的相关研究，理论分析认为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国内出口，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出口，但实证分析并没有区分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无法考证两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另外，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出口增加值是国内生产出口的准确度量，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规模的关系尚缺乏研究。其次，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结构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出口商品结构上。最终商品形态的出口结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最终产品的价值并不都在国内产生，还包括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因此，简单的产业结构研究和产品结构研究不能代表国内真实的产品和贸易结构。二是出口品的产品结构变化不能完全反映出口转型升级，当产品结构不变而高级要素投入增加时，产业升级依然可能发生。最后，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水平的研究着重从逆向技术溢出机制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改变母国出口技术含量的机制包括产业结构变化、技术水平变化等多个渠道，而现有实证研究缺乏对相应渠道的针对性检验。
针对现实的研究需要和现有研究不足，本书从规模、行业结构、劳动结构、技术含量四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不仅深化和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理论研究，还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提供了思路，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研究特色在于：第一，将OFDI与出口的关系研究延伸到出口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总值不再能代表国内生产的出口，OFDI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机制可能与对出口的影响机制不同。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是具有创新性的。第二，将出口增加值问题的研究扩展到出口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劳动结构、技术含量问题上，这是出口总量研究无法做到的，是对出口增加值问题研究的扩展和深化。目前出口增加值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其规模测算问题，其他内涵尚未得到关注。第三，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本书基于《境外投资合作企业（机构）名录》，提出相应测算方法，得到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水平、垂直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从而实现对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第四，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顺、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的影响。现有的理论研究大多从发达国家角度研究顺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顺、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并存，缺乏针对发展中国家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第五，从技术效应、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和出口规模效应三个机制出发，建立分析框架，并提出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及其三元边际测算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OFDI影响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多元机制。
本书尝试拓展OFDI与出口的关系研究，但仍存在许多局限和不足。一是OFDI与出口关系研究所涉理论众多，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统一的分析框架，作者虽然尝试性地采用文献梳理和逻辑演绎分析OFDI影响出口增加值，然而未能建立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广泛适用性的数理模型。二是尚未采用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探讨二者关系。受企业层面数据所得性和处理难度所限，本书在成稿时未能纳入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内容，十分遗憾。以上局限和不足，恳请读者包涵。
毛海欧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