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桥头堡经济的形成条件

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施沿边开放战略，逐步开放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内陆边疆城市和南宁、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等边疆省份的省会城市。但边疆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显著，边疆桥头堡经济并没有形成。就聚集功能而言，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使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全国各地要素的强势聚集，而周边国家发展滞后，市场狭小，出境通道不畅，对国内厂商没有吸引力，也使他们缺乏市场开拓动力，使云南、新疆、黑龙江等边疆省份对内地没有聚集力，边疆桥头堡的经济聚集功能没有得到体现；就辐射功能而言，边疆省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发展更为滞后的周边国家辐射带动能力不强。[6]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外需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变，沿边开放不断扩大，边疆大通道、大陆桥建设使陆路运输成本不断降低，边疆桥头堡经济形成的条件日趋成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沿边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出口导向的对外经济关系向进口导向、对外投资和次区域合作等多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转变，过去周边国家市场狭小的劣势向资源优势转变。中国通过持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战略举措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出境通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边疆省份连接内地和周边国家的出境通道日益高速化、通畅化、便捷化。周边国家为便于进入中国市场，也加强了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中国的出境通道，虽然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进程快慢不等，但中国和世界组织的援助正在整体上改善这些地区的交通条件。

面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国家确定了加快沿边开放的新方向，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制定和实行特殊开放政策，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主要枢纽，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把广西建成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不断提升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因此，在大通道、大陆桥建设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路桥经济功能不断提升，开放政策不断优化，同时具有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的中国边疆桥头堡经济正在形成。

在出口导向型对外开放时期，沿海地区凭借海上运输成本优势，面向发达国家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域，强化了内地与边疆之间本身就存在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经济理论认为，两个地区始终存在着两种力：向心力和离心力，“中心—外围”结构得以维持的条件是：只要中心地区的实际工资总是高于外围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的聚集就始终成立，这时候向心力（聚集力）始终强于离心力（扩散力）。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不断吸引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而且也吸引了大批边疆地区的劳动力到沿海地区就业，“中心—外围”结构始终得以维持。

面对东部—西部、内地—边疆之间所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国家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了西部地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尤其是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内地到边疆的交通条件日趋改善，不断降低着内地与边疆的“冰山”运输成本，边疆对内地的聚集力逐步增强，内地对边疆的聚集力逐步减弱。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与冰山运输成本的关系是：区域之间冰山运输成本很高时，区域空间结构表现为对称均衡模式，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聚集力与扩散力势均力敌；随着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外围”结构，聚集力大于扩散力；冰山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外围地区的聚集力逐步增强，中心地区的聚集力逐步减弱，区域空间结构又演变为对称均衡模式。2005年以来，边疆省份的聚集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沿海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又回到边疆地区，正处于边疆赶超内地的进程中，边疆桥头堡的聚集功能不断增强。

“中心—外围”结构难以维持的内在机制来自离心力，即中心地区聚集所产生的成本。虽然中心地区实际高工资会带来劳动力要素的聚集，但同时也增大了厂商的生产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厂商形成了到边缘区设厂的动机，而边缘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形成的关联效应和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加大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离心力。近年来，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乃至边疆地区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从环渤海向东北边疆（含内蒙古）转移、从珠三角向西南边疆转移的态势已经形成，边疆桥头堡的聚集功能不断增强。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甚至萎缩，使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外需拉动型增长正在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国内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也使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边疆地区在外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时期远离发达国家市场的劣势，正在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时期连接周边国家与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转变，而流动要素（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对厂商的吸引力（即向心力）也不断增强。

随着全球资源需求不断扩大，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依靠进口资源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的沿海地区除面临流动要素成本上升外，还面临特定要素（资源产品）高成本的压力。边疆地区是资源开发相对滞后的地区，也是毗邻资源禀赋相对较优的周边国家的地区，特定要素成本相对较低也形成了对厂商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条件。

中国边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于周边国家，在地域上类似于“中心—外围”结构，但国界的作用使这种“中心—外围”结构难以维持。在空间经济理论中，国界被认为是与劳动力流动壁垒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特征。国界所形成的边界效应体现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障碍等诸多方面。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只体现为降低边界效应而不体现为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消解。随着资源稀缺性的增强，周边国家也增强了特定要素的出口限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周边国家的对外开放取向。

优先发展产业关联度低的基础产业是工业化初期或经济起飞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特征。中国边疆省份的资源型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产业升级阶段，在基础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技术优势和对外投资能力，大批资源开发型企业正在“走出去”到周边国家投资办厂，形成了中国边疆向周边国家扩散产业的态势。我国沿边开放的扩大和对外大通道、大陆桥建设的深入正在降低周边国家资源粗加工产业与边疆省份资源深加工产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间联系，加快这种产业扩散进程。在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及其腹地设立的工业园区、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正在带动境外地区的工业化起步。

因此，桥头堡经济的聚集力是流动要素聚集力，是对国内的要素聚集，由于国界的作用这些地区无法形成对周边国家的流动要素聚集；桥头堡经济的扩散力，是对周边国家的产业扩散，通过产业扩散利用周边国家相对较低的流动要素和特定要素成本，进口资源初加工产品，形式为对外直接投资。

综上，沿边开放是我国继沿海开放后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云南等具有特定区位优势的边疆地区，在新时期的沿边开放中具有桥头堡战略地位，内引外联的经济功能是边疆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桥头堡经济是一种对国内聚集生产要素、对境外辐射带动产业发展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的时期，周边国家市场相对狭小、陆路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和边疆省份发展相对滞后，使早期的沿边开放成效不大，中国沿海对边疆、东部对西部的聚集力大于扩散力，边疆桥头堡经济发展的条件不成熟。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出境大通道和大陆桥建设的深入，边疆桥头堡经济发展的条件日趋成熟。大通道和大陆桥在边缘区的运输节点（城市）通过发挥开放效应正在形成对外辐射和对内聚集的边缘经济增长中心。具有桥头堡地位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其所连接的大陆桥、大通道的通畅便捷程度，更取决于大陆桥和大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边疆桥头堡经济具有特殊性和脆弱性，边疆城市能够在边疆参与的、合作程度高的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超过内地城市的要素聚集力，但国家关系紧张或周边不稳定等外生影响，很容易导致厂商和要素因避险需求而撤出边疆城市，造成边疆城市的萧条。因此，营造良好的环境、体制、政策和周边国家关系，是推进边疆桥头堡经济成长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