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民到英雄
——元代水浒戏与明代小说《水浒传》比较论析
摘要：元代的水浒戏与明代小说《水浒传》同属于文学作品中的水浒系列，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题材不同，《水浒传》继承历史记载和宋末元初水浒传说的早期形态，写的是超人英雄，群体性对抗；而水浒戏写的是平民英雄，单打独斗。思想内容不同，小说中的“忠义”体现的是汉代以后皇权独尊的内涵；水浒戏的“忠义”则是先秦时期有利于民的原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传奇人物，而戏里刻画的是世俗英雄。小说体现的是农民意识，元代戏曲体现的是市民情趣。
关键词：忠义 替天行道 传奇英雄 世俗英雄
前言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有一段名言：“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1]但是，如果“历史”包括思想史的话，那么文学供给的历史的事实，要比文献记载生动得多，真实得多。不过，所提供的历史事实，不是题材本身时代的事实，而是作家所处时代的事实。从水浒题材的演变中可以看得很明显。这里只做元杂剧与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比较分析。
一 题材之比较
故事的源头是历史记载：
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东京，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2]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3]
到宋末元初，就进入了文学加工阶段，出现了两部与宋江起义故事有关的书，一部是周密的《癸辛杂识》。周密为宋末元初人，居住在杭州癸辛街，因以名书。在书的续集里记载了龚开（字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序称宋江“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出类拔萃”，庶几乎“盗贼之圣”[4]；赞中则记载了三十六人的绰号，可惜未有事迹记载。另一部是《大宋宣和遗事》，书或为宋人说话中的讲史，后经元人修订，书里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上梁山落草后受招安平方腊、宋江封节度使以及宋徽宗嫖宿李师师等与小说《水浒传》相同的情节，但上山的具体经历，没有详细记载。宋江上山之前晁盖已死，无三打祝家庄事；也记载了宋江等人的绰号，这些绰号与龚开所记基本相同，只是《遗事》所载三十六人中无宋江，“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5]，则加宋江实为三十七人；龚开所记无豹子头林冲及入云龙公孙胜，有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遗事》则有林冲、入云龙公孙胜，无二解。林冲为梁山的第六号头领，也是《水浒传》描写出色的人物，可能《遗事》的成书稍后于龚开之赞。二书所记绰号，与《水浒传》也大体相同。有绰号就应当有独特的事迹和性格以副其绰号。由此可知，从故事的源头看，其题材应是集团式的军事对抗；三十六人具有超常的勇武和性格，已经具备了英雄传奇的基础。三十六人或三十七人绰号的来历，应多是个人的传奇经历，是史书的纪传体内容，这为小说《水浒传》的前部所承袭；与官军对抗、受招安、平方腊、征辽，则属史书的纪事本末体，为《水浒传》后半部所承袭。《水浒传》继承了故事的早期形态，主人公具有所向披靡的勇锐和英雄气概，有传奇性而少世俗性；不仅写聚义水泊时与官军群体性军事对抗，接受招安后更是以写大型军事活动为主，平方腊、征辽等，都是集团式战争。
元代水浒戏存目三十三种，存剧六种。从现存剧本看，水浒故事已基本定型：宋江因杀阎婆惜刺配江州，经过梁山时被晁盖救上山；晁盖打祝家庄身亡，宋江被推为梁山首领；梁山义军有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威震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由晁盖之死看，水浒戏之产生当在龚开、《遗事》之后，但却是另一个故事系统。这些戏的情趣面貌与《水浒传》不同。其故事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琐事，是梁山义军的个体行为，没有一个写义军群体与官军的军事对抗。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写李逵救小酒馆主人王林老汉被强盗抢走的女儿满堂娇的故事；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写孔目孙荣之妻郭念儿与白衙内私通，白将孙囚禁入狱，李逵救出孙荣，杀死奸夫淫妇；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写燕和之妻与杨衙内通奸，杨将燕和捉入监狱，燕青等捉拿奸夫淫妇上山给以惩治；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写李荣祖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萧告李荣祖私通梁山，李下狱，为阮小五、李逵所救，并捉拿萧、赵上山；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则是写刘庆甫之妻李幼奴被蔡衙内抢走，鲁智深、李逵救出李幼奴，捉住蔡衙内，一同上山，使刘李夫妻团圆；《争报恩三虎下山》写李千娇被诬通奸，被处斩刑，关胜、徐宁、花荣下山劫法场救李千娇上梁山，李千娇夫妻团圆。
戏里水浒英雄的这些行为，虽然都得到了山寨头领宋江的认可，却都是单独行事；《争报恩三虎下山》里关胜、徐宁、花荣劫法场时也高喊“梁山好汉全伙在此”，那只是一种恐吓，实际到场的只是他们三人。这些水浒戏的故事情节也已模式化，大半雷同。矛盾的性质是个人的、生活化的，不是义军与官府的对立。题材上的区别，导致思想蕴含的差异。
二 思想之比较
自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进入文学创作以来，一直到清代，不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其内容无不与“忠义”和“替天行道”有关。但是，这些概念名虽相同，所包含的内容实质却并不一致。
忠义、天道本身的内涵在不断演变。中国古代奴隶制时代没有“忠”字，所以甲骨文、金文、《易》、《诗》、《书》等典籍里没有“忠”字。“忠”原本作“中”，设中于心，服从中心，正直、公正、正义，就是“忠”的本义。
“忠”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社会转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忠”字便是新的伦理道德的体现。
“忠”的涵义，起初是指做人的态度要忠诚、质朴厚道，尽心竭力，包括君臣关系，却并不专指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态度。所以《左传·成公九年》说：“无私，忠也。”[6]《楚辞·九歌·湘君》王逸注：“忠，厚也。”据王子今先生统计，《左传》“忠”字凡七十见，既包括“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僖公九年）、“临患不忘国”（昭公元年）的内容，也包括“上思利民，忠也”（桓公六年）的忠于民的内容，有约束君王的涵义。
孔子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是“仁”，“忠”要服从“仁”。忠，对己而言，相当于“诚”，自我一致。《论语》中“忠”凡十八见。孔子忠君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7]从另一面看，“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皇侃义疏）。“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8]作为大臣，要用最合于仁义的内容和方式来对待君主，如果君不讲仁义之道，或不依“礼”行事，“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9]，就会造成混乱，则臣可以离他而去，就更谈不上什么“忠”了。所以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10]
孔子虽然主张有条件的忠君，但尊王，君臣之间有上下尊卑之别，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11]。孟子不同，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12]，基于此，在君臣关系上强化了孔子的有条件忠君思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娄离下》）[13]甚至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14]“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15]仁义是君臣共同遵守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君主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臣子不仅对他无“忠”可言，甚至杀掉他也是合理的，就像周武王诛伐殷纣王那样。
为适应国家统一的要求，战国中后期出现大一统思想，倡言中央集权，君权逐渐神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16]。对忠也作了新的解释。《韩非子》“忠”凡九十六见。“为人臣不忠，当死。”（《初见秦》）[17]“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18]这是后日“三纲五常”之滥觞。把“忠”解释成下对上、臣对君单向的无条件服从，既改变了孟子的民本精神，也改变了孔子的有条件忠君原则。
秦汉王朝建立，出现了“皇帝”，皇权神圣走向绝对化，董仲舒《春秋繁露》用“天人合一”说解释皇权：“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号为天子。”（《深察名号》）[19]“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阳尊阴卑》）[20]“心止于一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天道无二》）[21]，只能忠于皇帝一人。这种解释成为后世皇权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道德。
再说“义”。“义”字在甲骨文里就已出现，会意字，从羊从我。羊，吉祥福善；我，兵器。义之本义为：“以我的力量，捍卫那些美善吉祥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22]后来才引申出合宜，合理，应该等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23]昭公十四年“义也夫”孔颖达疏：“义者，于事合宜，所为得理。”[24]《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同上，“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25]应该取才取，别人不厌恶他（公叔文子）的取。《孟子·告子上》：“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义也。”[26]羞耻之心，知耻，属于“义”。所以他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告子上》）[27]《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孔颖达疏：“宜谓于事得宜。”[28]故韩愈《原道》谓“行而宜之之谓义。”[29]《墨子·经上》：“义，利也。”[30]孙诒让注引《左传》昭公十年传云：“义，利之本也。”[31]《孝经》唐明皇注云：“利物为义。”[32]《易·乾卦》：“利，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33]综之，义就是合宜、合理，要做该做的事，有理的事，得体的事。什么是合宜？利也，有利于他人，为别人做有益的事；做了和见了不义之举，就应当羞愧，知恥，恬不知恥是违背义的原则的。义之重要，甚于生命，故云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34]。所以义是大局，是社会秩序和团结的道德精神。
“替天行道”之天，是对天神、上天、上帝的称谓，中国人称之为“老天爷”（见《尚书》之《盘庚》等篇）。天，是人对冥冥之中主宰自身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之称，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不具备具体可见的形象，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天不但是宇宙的、人的价值源头，也是人的价值的归宿”。[35]“天道”即是天意，天理，上天的意志。《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36]《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37]上天不分亲疏，总是帮助和亲附好人。《老子》：“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38]
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中，没有提及起义的宗旨和口号。这些宗旨口号是由史实进入文学创作之后才出现的，文学成分开始赋予水浒题材以“忠义”的内容。《大宋宣和遗事》说宋江杀阎婆惜后逃跑至九天玄女庙，拾得天书云：“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39]吴加亮（《水浒传》中改称吴用）对宋江转述晁盖生前之语：“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亨集）[40]虽然没有具体描写，但宋江等后来归顺朝廷，平方腊有功，宋江封节度使，可见这里的“忠义”指接受招安之后替朝廷平叛乱，近似于《左传》之“临患不忘国”，是忠于朝廷。对于百姓却多有危害，“略州劫县，放火杀人”，“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亨集）[41]，完全是强盗所为，故书中称其为“寇”。龚开所作人物赞语中，也有“义国安民”、“义勇”、“国功可成”字样，所指似与《遗事》相同。
元代水浒戏却有着全新的面貌。其基本精神体现了“有利于民”的原则，为平民百姓维持公平和公正，佑善除恶。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里提出了“替天行道救民生”（一作“替天行道宋公明”）的口号，朝廷无道，水浒义军要替天行道；生民涂炭，他们要救民于水火。具体来说，就是解救被强盗掳走的小酒馆主人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李逵误以为满堂娇是宋江抢掳，竟与半生交好的宋江“断交”，并且以自己的性命——人头作赌注。而当真相大白之后，宋江及与宋江一起被误会的鲁智深都原谅了李逵的鲁莽，共同捉拿住真强盗。王林说李逵此举对他有“恩义”；吴用说：“你们只看聚义两个字，不要因这小忿，坏了大体面。”“聚义”的目的是救民，救民就是“替天行道”，是“义”，抢掠民女便是“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里宋江派李逵护送孔目孙荣去泰安州还愿是“替天行道”，李逵救出孙荣及其他囚犯，又杀死白衙内、郭念儿二人上梁山“双献头”，也是“秉正直替天行道”，有利于民。
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里的杨衙内不仅与燕大之妻王腊梅通奸“败坏风俗”，还把燕青燕大投入监牢，害无辜百姓，“倚势行凶”，燕青杀死奸夫淫妇，正显示了“俺三十六勇罡星，一个个正直公平”。
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同样是把解救被奸夫淫妇陷害的孔目李荣祖为“义”，为“忠”，为“替天行道”。剧末宋江下断云：“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逞气概，结交的天下贤能……”救李荣祖只是“替天行道”的一个事例。
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说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这便是忠义堂之所以称忠义、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的原因。李千娇被官府误判与人通奸并砍伤亲夫，要处斩刑时，被关胜、徐宁、花荣劫法场救上梁山，夫妻母子一家团圆，李千娇唱道：“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再世。”《鲁智深喜赏黄花峪》虽然也是写权豪势要仗势倚权强抢秀才刘庆甫之妻李幼奴，被李逵、鲁智深解救，却是刘庆甫上梁山“告状”的结果。就是说，平民百姓已经对官府失去信心，反把梁山义军当成了告状伸冤的所在，社会上有“蔡衙内倚势挟权……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这种不平现象，所以百姓便把公平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梁山义军身上，宋江等“虽落草替天行道”，便是百姓的心理企盼，救助这些无辜受害的平民便被百姓认可为“替天行道”，即使救民的是落草反叛的“强盗”。
综上所述，元杂剧里的水浒题材剧，所体现的“忠”、“义”、“替天行道”的思想，都与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等切身利益相关，都体现了人民对太平安定生活的期盼和对官府的失望。
明代前期成书的《水浒传》情况比较复杂。《水浒传》是世代积累型小说，其故事、人物都经过不同时代的加工积累，最后才由一位作家纂辑成书，所呈现的思想内容也就具有了多元性。《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有诸多争议，其中就有歌颂“忠义”之说。不论“忠义”作为小说的主题能否成立，书中表现了明显的忠义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其“忠”、“义”之内涵已与元杂剧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水浒传》里，梁山起义军以“忠义”为号召，为行为宗旨；以“替天行道”为目的，为行为性质。他们祭祀、议事和发布命令的场所名“忠义堂”，堂前柱子上的楹联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悬挂的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的字样。
这里的所谓“忠”，是忠于君王——宋朝皇帝。重阳节宋江在忠义堂作〔满江红〕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最终目的是受招安，“顺天护国”，“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保国安民，建功立业，这是许多好汉共同的人生理想，所以一旦接受招安便替朝廷去平方腊、征辽国，实践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标。“忠”的另外一层内涵，是忠于起义事业、义军内部相互忠诚，这是一百八人能团结奋斗坚如一人的原因。由此可见，他们所谓“忠”既指“临患不忘国”的爱国之忠，也指人与人之间的信诚。但既然歌颂他们聚义水泊的行为，也便包含了孟子对忠的理解，官府无道，造反有理；而他们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心报答赵官家”，又体现出汉代以后“忠”的观念。
《水浒传》里的“义”，涵义同样复杂。智取生辰纲，劫不义之财，本是正义之举，但劫财之后自己分了，并未济民。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救助金氏父女，是助弱除强，符合《老子》的“天道”，符合有利于民的原则，与元代水浒戏相同，但这样的描写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患难相扶的江湖义气。李逵唯宋江之命是听，最后饮鸩而死也无怨无悔，没有原则，小义高于大义，与《李逵负荆》很不相同。
与此相关联的是“替天行道”。从梁山义军的群体行为来看，平方腊是替宋天子行道；征辽则既是为朝廷，也是为民族和国家。其他如打江州是为救宋江，打高唐州是为救柴进，打华州是为救史进和鲁智深，打大名府是为救卢俊义，打祝家庄则是因为时迁偷了人家报晓鸡被逮捕；而与官军对抗又是为了维护山寨利益，为了自身的生存。这些都带有明显的江湖义气性质。闹江州时李逵冲入人群“排头砍去”，血溅鸳鸯楼时武松杀十八人，丫头使女也杀无赦，连无辜百姓也不放过，这就更是有违“救民”的天道了。且功成名遂而身不退，故有丧身之祸。
三 人物形象比较
《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其人物个个具有传奇经历和超人神勇；元杂剧里的同名人则是世俗性多于传奇性，是平民化了的英雄。《水浒传》里的李逵，遇虎杀虎，遇敌杀敌，挥动板斧如入无人之境，一阵黑旋风刮过，犹如黑色战车奔驰，无人能敌，塑造了一个战神形象；而在元杂剧里，捉拿两个冒牌强盗，宋江还担心他“双手难敌四拳”，让鲁智深帮忙协助（《李逵负荆》）；巡捕官军没费什么力气就能把他捉住，押入监牢（《还牢末》）；捉拿蔡衙内也是靠鲁智深接应（《黄花峪》）。在剧中，梁山头领单个人打斗的很少。燕青在《水浒传》里是个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人物，又有一身相扑的本事，忠肝义胆，聪明过人，勇气过人；在元杂剧里他却因欠店钱被赶出门，遭打受辱，冻得哆哆嗦嗦，流落街头，“揣巴些残汤剩水”，成了叫花子；好不容易借点小钱博鱼，又被杨衙内踢坏鱼筐摔坏鱼，连挑鱼的扁担也被人家剁折了，饥寒交迫之状与常人无异（《燕青博鱼》）；关胜无计谋生偷了人家的狗卖狗肉；徐宁因欠店家房钱饭钱被赶出门，在街上讨饭，又被当贼捉住；花荣被捕盗官军追赶，跳墙躲进李千娇家的花园（《争报恩》）。这些在《水浒传》中叱咤风云的英雄，在元杂剧中也有着落难被欺的不幸遭遇，与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他们敢于反抗，有好本领，也只是平民英雄，世俗好汉，而不是超人、奇人。
剧中的英雄也落难，也需要人们的救助。《燕青博鱼》里，燕顺治好了燕青失明的双眼，燕和返还给燕青博赢的鱼；《争报恩》中关胜、徐宁、花荣都得到李千娇的帮助才得以脱难返回梁山；《还牢末》中的李逵因见小的打老的，出于义愤打死了小的，本当死罪，受孔目李荣祖救助得免死罪。剧中的梁山英雄与平民百姓是一种互助互爱、知恩报恩的鱼水关系，与《水浒传》中的英雄抱打不平，单方面施恩于人不同。
《水浒传》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比《三国演义》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基本上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比如李逵，粗鲁直率是他的性格，书中一味写他莽撞蛮勇，冒冒失失，粗悍无谋。而元代水浒戏中的李逵却增加了几分幽默，如《李逵负荆》中黑手捧桃花，欣赏梁山景色；负荆请罪时要以打代杀，“打一下是一下疼，杀的只是一刀，倒不疼哩”，等等。也增加了几分机智，《双献功》里李逵为救孔目孙荣，先是扮作“庄家呆后生”探监，饭里放了蒙汗药药倒狱卒，救出孙荣，继又扮作祗候捉住白衙内。《还牢末》中李逵为救孔目李荣祖，下山时带了“一包袱金珠财宝”进行疏通。《黄花峪》中为救刘庆甫之妻李幼奴，李逵扮作货郎救出李幼奴。性格的丰富性，增加了人间烟火气息，更贴近生活，更具世俗情趣。他们是生活在民间，而不是超尘出世的英雄，是人而不是斗战勇武之神。
四 形成原因
元代是一个法制粗疏的社会，没有严密的法律，只以判例、案例为断案依据；再加上停止科举考试，以吏出仕，官员素质低下，蒙古人为正职，多不识字，甚至连“七”字都不会写，贪污赃贿成风，冤案错案普遍，百姓不能依靠官府求得公平和公正，转而指望与官府作对的“强盗”为自己分忧解难。
官员素质低下，社会失去了榜样；停止了科举考试，士子仕进无门，报国无路，社会责任感丧失，只关注社会生活，关注生活中的琐事。在市民阶层看来，历史记载的宋江义军转略州郡，与官军对抗的斗争，离他们太远了；传说中的梁山义军在水泊内与官军对峙，也离他们太远了。元人不需要世俗之外的超人英雄，需要这些英雄来解除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而不是让英雄去干惊天动地的伟业。所以元人把义军化整为零，拉出水泊，拉下梁山，使他们回归民间，与平民经历人生的艰难，与平民互帮互助。英雄成为平民的一员，这就是元代市民阶层的英雄观，是通过水浒戏流露出来的市民意识。所以元代水浒戏中的英雄好汉具有人的自然本色，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真实的人，未加理想化的人，这就是元代盛行的人的崇拜。这与《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超人崇拜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观，所以元杂剧中的这些水浒故事，除《李逵负荆》成为《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故事的蓝本外，其他以凡人俗事为主体的表现模式和内容，都没有成为小说情节的组成部分。
总之，元人水浒戏体现了市民心理情趣，“一个个都是兄弟辈”，英雄与市民是兄弟平等关系，互助关系：《水浒传》则排座次有等级，把英雄当成救星，是希望的寄托，关系并不平等，体现了农民意识。等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起朱明王朝，明朝士子又恢复了大国臣民的自信，重新燃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和热情，英雄崇拜的时代又到来了，所以出现了与元代水浒戏大异其趣、充满活力、大气磅礴、具有传奇色彩的《水浒传》。它与《三国演义》都是血气蒸腾的佳作，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佳作，是时代孕育出来的文学骄子。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
〔2〕（宋）王偁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齐鲁书社，1998。
〔3〕（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
〔4〕（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5〕（元）脱脱等编，聂崇岐、邓广铭等校《宋史》，中华书局，1985。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
〔7〕《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二）近人论著
〔1〕王子今：《“忠”观念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2期，1993年2月。
〔3〕张国钧：《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周丽芳、林刚：《元杂剧要义》，载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1]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页。
[2] （宋）王偁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齐鲁书社，1998。
[3] （元）脱脱等编《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聂崇岐、邓广铭等校，中华书局，1985，第11141页。
[4]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第145页。
[5] 《大宋宣和遗事》，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第43页。
[6]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906页。
[7]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468页。
[8]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500页。
[9]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530页。
[10]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487页。
[11]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503～2504页。
[12]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774页。
[13]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726页。
[14]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746页。
[15]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680页。
[16]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463页。
[17]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韩非子》卷一（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韩非子》卷二十（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19]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繁露》卷十（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0]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繁露》卷十一（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1]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繁露》卷十二（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2] 张国钧：《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27页。
[23]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775页。
[24]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076～2077页。
[25]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511页。
[26]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749页。
[27]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752页。
[28]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629页。
[29]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30]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墨子》卷十（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31]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059页。
[32]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孝经类·孝经注疏》卷三（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33]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5页。
[34]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2463页。
[35]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2期（1993年2月），第16页。
[36] （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第162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一，中华书局，2005，第1690页。
[38]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老子道德经》（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39] （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第43页。
[40] （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第43页。
[41] （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