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反纸烟言论传入中国

机器生产的纸烟不仅革新了烟草业，还使全世界的吸烟文化发生了巨变。1880年代，美国的烟草公司首次将纸烟引入中国，此后中国的纸烟销量从1890年的每年910万支，逐步攀升至1900年的约每年3.58亿支，1910年纸烟的年消费量更是骤升至75亿支，同一年美国的纸烟年消费量也不过85亿支。[23]纸烟在中国的流行有几个原因。其一，机器生产的纸烟易于随身携带，火柴一点就能吸，吸完一支的时间也不长，与其他吸烟方式相比，更适合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其二，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展开了大规模营销活动，有效地说服中国人抛弃吸旱烟、水烟的习惯，改抽纸烟。[24]其三，清末中国，尤其是和外国接触比较多的通商口岸城市，向往现代化和西化的心态越来越普遍，这种心理也促使更多中国人采用这种来自西方的新式吸烟方式。当时的时评不无讽刺地谈道：“北京变法之事，独烟卷一项为最速、最溥，上自王公贵官，下至走卒乞丐，莫不口衔一枝，以鸣得意”。[25]在西式学堂就读的青年学生往往乐于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常比其他人更早开始吸纸烟。[26]其四，清廷于1905年开始禁鸦片之后，一些中国烟民就开始改吸纸烟，因为他们认为纸烟与鸦片相比，危害更小，更不容易上瘾。纸烟公司也利用鸦片禁令推销纸烟，《中外日报》上的孔雀牌纸烟广告号称其“解宿醒、扫百忧，其味百倍阿片（鸦片）而无靡醉成瘾之患”。[27]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纸烟几乎都是进口的，吸纸烟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已成了一种现代、时尚、便捷的吸烟方式，尤其在那些常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中。

随着纸烟的引入，西方那些基于实验科学和道德评判的烟草知识也通过刊登在新式报纸上的译介进入中国。正如英国1857年“烟草大论战”中的情况，这种准科学知识可以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吸食烟草绝对有害，另一种则认为适量吸烟不影响健康。1899年1月《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闻之泰西格物家谓烟草气芳馨能通脑生津，然燃其叶而吸其烟，实多贻害”，因为烟叶中含有“尼哥颠”（尼古丁），“性甚毒”，劝人勿吸。[28]1908年12月，《大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解释了烟草的化学成分，并将烟草中的尼古丁确认为一种毒素，但文章作者不反对适量吸食烟草：“服极少许无害量之尼可颠，精神体力俱能提醒，反射机亢进。”[29]这说明此文作者即使在得知烟草中所含尼古丁的毒性后，仍然选择以传统中医的思维来理解其对身体的影响，支持适量吸烟。

关于烟草的新知识很快被纳入中国的“养生”体系中。1905年6月《大公报》上的一则纸烟广告声称其产品“选用与人生〔身〕毫无妨害之材料制成纸烟，性既温润，味亦纯良，清香馥郁，健胃爽神，俾人安心吸食，决无伤身之虑，实卫生之佳品也”。[30]与此同时，认为吸纸烟有害健康的看法也流传开来。1905年6月27日的《大公报》上有一则新闻披露说，“皇太后近日颇研究卫生要旨，以纸烟有害脑力”，因此慈禧太后已经戒吸纸烟。[31]不管吸纸烟对吸烟者的健康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这里对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讨论都是在传统“养生”的语境中，着眼于个人健康的问题。

与以上这些对吸烟态度模棱两可的译介不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组织则利用西方知识不遗余力地谴责吸纸烟的行为。纸烟被引入中国时，美国本土的不吸纸烟运动已经在基督教福音改良派的圈子里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他们看到吸纸烟作为一种西式的时髦习惯被中国人欣然接受时，很自然地将美国那些反对吸纸烟的言论引入中国，用来遏制这一“恶习”在中国的蔓延。

传教士对吸纸烟这一新兴现象的关注与其传教策略有很大关系。为了将中国社会转变成更适合传教的地方，他们与中国的进步精英一起发起并参与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如反对裹小脚、反对鸦片、反对吸烟、反对娶妾等。他们尤其注重影响中国年轻一代人，认为青年是改造未来中国的希望，因此20世纪初的在华传教士已经将年轻人设定为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就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刊物——《青年》杂志（这份杂志英语版的名称是“China’s Young Men”，即“中国青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主要针对知识青年的流行刊物，在新式学堂的学生及城市中上阶层青年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群。[32]从美国引入的有关纸烟危害的言论最初主要就发表在中、英文版的《青年》杂志上。

在中文版《青年》杂志1909年6月和9月两期上，连载了《纸烟与青年》（The Cigarette and the Youth）的中译，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美国不吸纸烟运动的言论。《纸烟与青年》的原作者是美国肯塔基州不吸纸烟中央联盟（Central Anti-cigarette League）主席E.A.金（E.A.King）。此书1890年代在美国初版，后来又多次再版，是一本典型的反纸烟宣传册，将科学和道德说教杂糅在一起。金引用了一些医学知识和实验科学来证明吸纸烟的危害，但和当时不吸纸烟的倡导者们一样，他使用的证据有些并不可靠，甚至可以说是道听途说。例如，他声称，纸烟生产商在纸烟中加入鸦片，底层劳工在脏污的环境中生产手工制纸烟，纸烟的烟吸进喉咙会让人感觉口渴，这样会引发酗酒的恶习，等等。[33]正如这本宣传册的题目所暗示的，他尤其强调吸纸烟对青年人身体、道德和智力的危害。金解释说，他对年轻人的关注是“为了给予后代道德、身体和法律上的保护”。[34]这本宣传手册的中文版本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目的，译者表示，各种说服青年不吸纸烟的努力都是“为国家种族计”。[35]由此，在这一反纸烟言论中，吸纸烟这一个人习惯通过“青年”这一特定的吸烟群体，同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了起来，在道德层面上增添了额外的价值判断。

《纸烟与青年》的中译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后不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的负责人晏斯纳（M.J.Exner）医生就搜集了美国各种反对纸烟的素材，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与纸烟》（China and the Cigarette）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吸纸烟对年轻人成长中的身体造成的危害：吸纸烟会使心脏衰弱，使肺部易受感染，对胃造成过度刺激，加重肾的负担，伤害视觉神经，还会使大脑反应迟缓。[36]此文的删节本，于1910年2月发表在《青年》杂志的英文版上，它的中译文随即于1910年5月出现在中文版《青年》杂志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还将《中国与纸烟》未删节原文的中译文以宣传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使《青年》杂志订阅者以外的更多读者都能读到。

这本小册子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的其他讨论个人卫生的书籍，如《卫生新义》、《学生卫生谈》和《体操图说》一起被归入“卫生要书，人人宜读”。[37]《中国与纸烟》中劝戒纸烟的言论既使用了西方医学知识，又诉诸道德说教。这本小册子的基调与傅兰雅在1880年代译介的西方个人卫生的新观念和新实践的“卫生”书籍，如《化学卫生论》，有很相似的知识背景。[38]不过，晏斯纳的小册子又不同于傅兰雅对西方个人卫生书籍的翻译。正如《中国与纸烟》这一书名所暗示的，晏斯纳特别强调个人卫生同国族强健之间的关系。在其英文原文的结尾处，晏斯纳批评吸烟行为，特别是吸纸烟，“尤其破坏男性气概所代表的各种高尚品质，如勇气、主动性、意志力、自制和道德感”。[39]在这篇论文中译的最后一部分“纸烟与中国今日之关系”中，作者再次明确表示，儿童和青年是“国家富力之精华”，而吸纸烟对青年有毒害，因此吸纸烟这一个人行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40]通过这本宣传小册子，晏斯纳不仅将在全球流行的反吸烟言论引进了中国，还带来了这一言论隐含的预设：个人卫生应该被赋予道德的意涵，与民族大义联系起来，培养国民拥有国家需要的体魄和品格，从而成为合格的工人、公民和士兵。

西方关于吸烟，尤其是吸纸烟的准科学知识，通过两条途径被译介入中国。一方面，一些中国作者为了丰富传统“养生”的知识和实践而引入了新知识，他们利用外国知识支持适度吸烟无碍健康的传统观念，并不挑战中国本土的吸烟文化。他们从西方引入的只是关于烟草的“知识”，而非与这些知识相关的不吸烟运动，遑论作为西方不吸烟运动根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族观念和公民意识。另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传教士和中文译者则利用这些新知识，明确提出反对吸烟的立场。他们逐字逐句、系统地翻译西方的反吸烟言论，试图在中国复制已经遍及西方许多国家的不吸纸烟运动。他们强调青年的身体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重要性，在译作中尤其着墨于青少年吸烟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于是，戒除吸烟习惯不仅是个人的卫生实践，更获得了超越个人的道德意义，成为国民的责任。因此，劝戒纸烟成为其改良中国社会风俗、推行福音的宏大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正是把这第二类翻译作为宣传吸纸烟危害的知识基础，但在这些运动中，从西方引进的反纸烟言论，及其所依托的国族观念和公民意识，将受到反复修改和重新诠释，以适应中国本土的语境和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