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缘起

纸烟源于西方，反对纸烟的宣传言论也源于西方，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19世纪中后期，新教社会福音派在英美两国的兴盛，培养了一批富有宗教热情的社会改革派，他们试图从改造民众生活方式入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于是，当时的酗酒问题成为道德改良组织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吸烟往往与酗酒联系在一起，也被当作恶习受到这些道德改良派的攻击。这一源于西方的反对吸烟言论通过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滥觞。

在中国宣传吸烟之害的新教传教士翻译出版了不少英美的言论，其中来自美国的丁义华还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在外来言论的基础上创作了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宣传言论，其影响力也是相对最大的。他们为何要劝说中国人不吸纸烟，如何将在英美基督教主张禁酒和节制的语境中产生的不吸纸烟言论传达给他们的中国听众？这些问题必须置于20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转变这一更大的背景下考察，并结合当时中国精英急于谋求社会改良的普遍心态，方能充分理解貌似不起眼的不吸纸烟运动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19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一批新教传教士随之进入中国。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的使命中，希望使众多底层中国民众皈依基督。但是，他们的宗教热情和帝国主义的傲慢，连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毫不宽容的态度，使他们在所到之处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普遍反感。他们深入民间，不惮辛劳，不仅没让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反而时常引起清廷和列强间的摩擦，甚至引发战争。[1]1870年代，一些自由派传教士，如丁韪良（W.A.P.Marti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李佳白（Gilbert Reid），开始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策略，将他们的工作重点由向平民大众传教转向劝说中国精英信仰基督教，并积极推进中国的社会改良，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容易传播基督教义的地方。[2]李提摩太甚至参与了戊戌变法，并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策略转变也受到美国本土传教组织的积极回应。从1880年代末开始，美国学生志愿者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派遣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在宗教上也比较开明的大学毕业生，来华从事传教工作，使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进一步转变为一种旨在改良中国社会的社会福音运动。[3]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在华发展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它自1844年在英国成立后，长期致力于教育培养城市青年的品格和技能，试图通过改造青年来改造社会。这个组织在1890年代扩展到了中国，并在20世纪初以后在中国发展壮大，颇具影响力。[4]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排外和反基督教为引子，这促使传教组织的领导者们开始反思他们之前试图改变社会底层大众宗教信仰的策略。1900年之后，传教策略的转变越来越明显。正如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总结1900年至1922年这段传教事业在中国的繁荣时期时所说的：

各种传教机构，不仅包括学校和医院，还有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许多活动和出版物，开始滋养“年轻的中国”——一代爱国者和改革者。这些做法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尽管基督教并不是在1900年后的几十年间激励中国复兴的唯一影响因素，但它毫无疑问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5]

传教士调整着他们的传教活动，以便使之能够适应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渴求。一些中国精英因此而接受了基督教，将它视为西方现代化的一部分，于是，基督教传教团体的社会福音运动就和中国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有了交集。

正值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转型的这一关键时刻，传教士开始向中国输入吸烟有害的言论，丁义华更是于1910年左右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读者的反对吸纸烟的言论，并与华人精英一起组织了中国风俗改良会，其会规之一就是戒绝纸烟。考察传教士如何将这场源于英美的运动移植入中国的语境，如何将其宗教使命同其社会改革方案联系在一起，以及丁义华在运动实施过程中如何与中国进步精英互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