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哲学的主体化世界境界
崇尚主体化的理性、科学、感性,与神性客体对抗以及征服、奴役自然客体,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主体化世界境界。近代哲学把世界主体化为理性、感觉和经验,唯理论哲学把世界主体化为人的理性,经验论哲学把世界主体化为人的感觉和经验。意识主体化世界是近代哲学世界境界的基本样式和趋向,而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又是意识主体化世界境界的基本范式和趋向。近代哲学的主体化世界境界构成了近代主体化哲学。
(一)唯理论哲学的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是从认识论上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加以展开的。在思维方式上,它延续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特征,强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二元对立。它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心灵与世界先在地分开,认为二者处于彼此外在的对立关系之中。它将人及其意识,即“主体”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由事物组成的世界客体的对立面,这样就把一切都纳入主客体分裂和对立的框架,并以此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二元论在笛卡尔那里形成,他认为物质和心灵分属两种实体,彼此互不相干。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认为任何存在和知识只有经过理性的自我审视才是真实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解开人对对象想象的内在和绝对可靠性的钥匙,因此,他提出哲学应从对对象世界的关注转向人自身,转向人的认识活动。这样,他就把人的主体性特征提升到基础地位和绝对高度。与笛卡尔相反,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则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人本学中弘扬了主体性原则。在本体论上,他们把客观外物及其必然规律看成终极存在,认为世界背后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在认识论上,他们认为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主张用理智的自然科学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在人本学上,他们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主张以人类理性去反对迷信和蒙昧。他们之后一直到休谟和康德,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主线。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在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解决了主客二分的西方理性主义难题,但由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脱离了生活世界,他的辩证法仍无法摆脱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同时也孕育了新的分裂的种子,这就是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分裂和冲突。
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可分为精神理性主体化和技术理性主体化两种形式。
精神理性主体化境界把人看成自我规定、自我创造的自由主体,不需要遵循事先给定的规定性;认为人的价值、目的具有自足性,在对象世界之外独立存在;世界只有接受人的规定、符合人的目的,才能被确证。精神理性主体化境界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个体性,突出了人化世界的精神主体维度,使人的生存获得了内在的动力,使得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如此,人的理性被提高到本体的高度,作为理性的人获得了本体的地位,人取代了神,成为世界和存在的中心。但是,精神理性主体化境界把人的自主性、目的性以及人的自由和价值看成可以离开对象世界的独立自存的东西,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失去了现实的基础。笛卡尔的精神理性哲学无疑蕴含着精神理性主体化境界的丰富内涵。
第一,普遍怀疑的原则。“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这绝不是考虑不周或轻率的缘故,而是由于我强有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这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普遍怀疑原则搁置了神灵本体和物质本体,把世界还原成一个理性主体化的可疑世界。
第二,我思故我在。一切都可怀疑,但我不能怀疑我的怀疑,否则就无法怀疑,而怀疑是思,“我思故我在”,我的思想绝对可靠。笛卡尔把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提出了“人体是机器”的思想,他说:“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有脸、手、胳膊,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这架机器,我曾称之为身体。”这个称之为“身体”的东西是物质,是上帝做成的。笛卡尔进一步分析,“如果我把人的肉体看成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也并不妨碍它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来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灵魂,“我确实有把握地断言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张扬了主体和人性,张扬了人的理性,消解了神性和物质性,但他又把人的理性和人性归结为客观的精神实体,归结为神或上帝。
第三,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我看来,凡是认识得清楚的明白的东西,就存在。因为既然认识得清楚、明白,就真实了。而真实即为存在。”在笛卡尔看来,真观念或真理的标准就是清楚明白,那么,“我的心目中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存在,而上帝是完满的,否则也就不是上帝了。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帝存在,因为存在就是各种各样完满性之一”。笛卡尔首先用理性消解了神性,又用神性神化了理性。但他的神性不同于神学的神性,是理性化的神性,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精神理性。可以说笛卡尔在一定程度上用理性架空了上帝。
第四,二元论。笛卡尔认为共有三个实体:心灵、上帝和物质。心灵实体的本质是思想,不占任何广延空间。物质实体的本质是广延,不能思想。因此,它们各自独立,互相平行,互不影响。这样,笛卡尔就建立了心物平行而分裂的二元论世界境界,即一个是物理或物质世界境界,一个是精神理性世界境界。但是,他又认为上帝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一切都依靠于它,而它本身并不依靠任何别的东西。因此,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实体,而心灵和物质只是相对的实体,它们最后都依赖于上帝,上帝才是心灵和物质的创造者。这样,他的具有精神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内涵的二元论哲学最终又导向了具有精神客体化世界境界意蕴的唯心主义。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人的身体与心灵、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了,以至于造成了整个近代哲学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境界,造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生存状态,它使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世界境界具有浓厚的“天人分离、天人分立、天人对立”的精神理性主体化色彩,即精神理性主体把世界化作一个心物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这就是笛卡尔哲学的主体化世界境界或笛卡尔的主体化哲学。
技术理性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延展,即由于对客体性的强调而导致的对技术理性的高扬。技术理性建立在以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对象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在它背后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作为理性存在,能够透过现象把握这些规律;人只要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就能获得幸福。这种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世界视为外在于人、自我封闭、预先给定的既有存在,并由此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客观性,然后再推进到对人、人类历史的认识,它的基本取向是追求客观的和普遍有效的真理。它由于看到了人与世界在自在意义上的一致性,所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强调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科学主义的盛行,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潮流的勃兴。它对19世纪中后期的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从近代以批判考察认识能力为主,转向以科学知识的本性、知识与活动,以及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东西在知识中的作用等问题为主。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在一些哲学家中甚至出现了以科学取代哲学的倾向,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也因此上升到重要的地位。
技术理性和精神理性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两者冲突始终存在。近代的技术理性哲学在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中得到了空前的张扬。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展现。随着以机器技术为核心的近代产业技术的发展,生产、生活越来越被机械化了,在拉美特利看来,人不过是比动物多几根发条和弹簧的机器。技术理性虽然创造了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心,但也造成了物的世界对人的世界的侵占和人的精神家园的迷失;精神理性强调了人的自为性,强调了人对价值和意义的创造的主观能动性,但它又将精神变成自足的、神化的存在,使之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从而使人类陷入存在的焦虑之中不能自拔。两者冲突的深化,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最致命的危机,它使人的存在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人在获得了自己的本质的同时失去了自由,人要求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另一方面,人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自己的确定性,这又使自由成了人无法忍受的重负。技术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冲突现实表明,二者没有意识到它们彼此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相互背离,各自走上自己的极端。而这一冲突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它们割裂了在生活中原本内在统一的主客体关系,割裂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关系。
技术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与精神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的共同点是都弘扬了人的理性,把人归于理性,把世界归于主体化的理性。技术理性主体化世界境界虽然强调客体性原则,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代自然客体化世界境界,它遵从自然规律,不再是为了把人归于客体,而是为了征服客体,把客体归于人,归于技术理性。但是,技术理性主体化境界却为把人归于另一个客体即技术特别是技术物质客体埋下了伏笔,最终趋向现代的技术客体化世界境界或技术异化世界境界。
(二)经验论哲学的经验主体化世界境界
经验论哲学的经验主体化世界境界就是主张靠经验和科学去化解和造化世界。经验论哲学强调经验的可靠性、真实性,把人和世界都归于经验主体的存在。培根控制、奴役自然的思想和对经院哲学神性世界境界的批判,是经验主体化世界境界的典型表现。培根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时期,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热心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当时霸占英国思想界的经院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他要建立一种反经院哲学的能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哲学,为人类建构一个新的世界境界。培根指出,经院哲学以维护神学为职,势必把研究自然看成亵渎“神圣事物”和“损害人心尊严的事”;哲学不应以上帝为对象,而应以自然为对象;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自然,研究自然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应结成“合法的婚姻”。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为发展科学知识而大声疾呼。他热情地讴歌自然科学的成就,认为科学技术发明是“任何政权、任何教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比拟的”,因为“发明的利益可以扩及全人类而政治的利益则只限于特殊的地带”。《新大西岛》体现了培根的科学理想,诸如建立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进行分工合作的研究;收集国内外科技情报;用重金收买发明专利;聘请国外杰出科学人才,对科学成果和科学家实行奖励,等等。培根的发展科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是对科学主体化世界境界或知识主体化世界境界的崇尚。
培根认为,为促进科学知识发展,需要清除人们思想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和偏见,他把这些错误观念和偏见归类为“四种假相”:第一种是“种族假相”,即人类总喜欢以自身为尺度,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第二种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为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例如,每个人由于在环境、教育、性格、职业方面的不同,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事物中,歪曲了事物的真相。第三种是“市场假相”,即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偏见。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思想和偏见。培根批判“剧场假相”实际就是对经院哲学的批判。培根对“四种假相”的剖析,是对产生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的一种探索。“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的主观性,“洞穴假相”指的是片面性,“市场假相”指的是表面性,而“剧场假相”则指的是盲目性。从哲学的世界境界意义看,培根的“四假相说”就是用科学主体化世界境界对抗和超越被各种假相蒙蔽和客体化的客体化世界境界的存在倾向。但培根把“假相”看成来源于人的天性,这是脱离了人的社会性来说明“假相”产生的原因,因而不能全面地揭示出人之所以犯错误的真正根源。
怎样才能避免被四种假相客体化呢?那就要有经验主体化世界境界,做一个经验主体化人,用经验化解这些假相,用经验认识事物的本质即“潜伏结构”。培根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在自然界中真正存在的是无数个体事物,构成个体事物的基本成分是“简单性质”,而在“简单性质”背后则有“形式”,“形式”是事物内部的“潜伏结构”、“潜伏过程”,“形式”和“简单性质”之间是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培根重视感觉经验,但并不迷信感觉经验,他看到了感觉经验的局限性和主观性,认为感官有时只能给人虚妄的报告。但是,培根和贬低感觉经验的唯理论不同,他并不因感觉的局限而怀疑感官的作用,否认感觉的权威。他认为感官的缺点是可以补救的。培根认为,把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相结合是克服感官缺陷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把两者结成“合法的婚姻”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因此,他既反对忽视理性的狭隘经验主义,也反对轻视经验的理性主义。他指出,前者好比蚂蚁,只会收集材料,不会加工制造;后者好比蜘蛛,只会吐丝织网。真正的哲学家应当像蜜蜂那样,既采集材料又加工制造。在培根看来,科学知识不仅要以感觉为依据,还要把从感觉得来的材料加以分析、整理,上升到普遍原理,借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合理的方法,就是培根所倡导的归纳法。但是,培根因反对经院哲学而过分重视归纳推理,轻视演绎推理。培根推崇“潜伏结构”就是崇尚和拓展了主体化世界境界的潜能存在意义和存在结构,他重视经验和理性的融合,就使主体化世界境界获得了经验和理性的双重精神向度和精神力量。
洛克继承了培根的经验论原则,认为人的大脑是一块白板,经验和知识都是客体印在“白板”上的印记,这就在否定神性客体知识的意义上把经验知识进一步主体化了,当然,客体化又带有物质客体化的严重倾向。近代西方哲学家中最为强调主体作用的是贝克莱,但他把主体完全主观化了,完全消解了客体。贝克莱继承了经验主义强调个人感觉的倾向,并将个体主观因素的作用强调到了极端。他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就是被感知,人们唯一能确信的是各种感觉,至于物本身,是不存在的。休谟继承了经验论强调感觉的观点,但对感觉本身的可靠性作了进一步的追问。他既反驳了唯物主义关于经验源于外物刺激的观点,也批判了贝克莱对感觉本身的绝对信念。他认为在认识中能追溯到的最终界限是感觉,感觉之外有无事物及其状况未可确定。他尤其否定规律的存在和理性的可靠性,并对之作了心理上的阐释。他认为,所谓普遍性的知识,只是心理期望,是习惯性的联想。休谟在经验论的路径上,一方面构建了一个较为纯粹的经验世界境界,另一方面制造了经验主体与物质客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
(三)感性与理性交互主体
经验论和唯理论从不同角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化世界境界。但是,这两种观点本身又是截然对立的,各自给对方提出了一些难题,这就给康德哲学留下了“先天综合判断”生成的契机。
康德是哲学史上主体化哲学的突出代表,他的主体化是感性和理性合而为一的主体化。在以往哲学中主体是分裂的,或强调普遍性主体理性,或强调个体性主体的感觉经验,虽然有历史的合理性,但都会碰到不可克服的理解障碍。康德在说明普遍性认识(即先天综合知识)的形成时,提出了综合经验和理性的认识形成模式。他首先肯定经验是认识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因为如果不是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产生了观念,又促使我们的知识活动起来,把这些观念加以比较、联结或分开,把感觉印象这样一些粗糙的材料构成关于对象的认识即经验,我们的认识能力怎么能被唤醒而活动起来呢?所以,按时间先后来说,先于经验我们没有知识,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他致力说明的是认识的客观普遍性,认为这种东西只能在个体的经验之外寻找。那么,这种在经验之外又能确立认识普遍性的东西是什么?不在个体之中,当然就在普遍主体之中,而人皆具有的普遍性的东西,当然只能是天赋的。然而,正如经验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同时代、地区、国家、民族及个人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先天的理性又不能是知识本身。这种既独立于一切经验先天存在而又不是既成认识的东西,就是先天认识形式,或称为“先天纯知识”。先天纯知识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认识形式和能力。康德认为,认识的形成过程就是以经验为原料,以先天知识为形式,由后者统摄、整理前者而做成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和经验、普遍和个体在形式上外在地统一起来了,主体的认识能动性也第一次真实地表现了出来。一方面,康德哲学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消解了理性主体与感性主体的对抗,抵达了二者的和谐境界。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分离,却制造了主体和客体、人与自然的对抗,并使这种对抗比休谟更加明朗化了。
综上所述,近代哲学的精神主体化世界境界,就是强调人靠理性或经验造化世界,使世界成为精神主体化的世界,就是诉诸人的主体化存在,这与古代哲学的精神客体化世界境界和自然客体化世界境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基本精神是精神意识主体化,而精神意识主体化的主旋律是理性精神主体化,但是它的这种主体化存在和过程,仅仅是精神主体化的存在和过程,严重缺乏实践主体化和主体间性的共同体化的认知。当然,这种意识主体化也夹杂或存在一些自然客体化和精神客体化的倾向,前者如培根、费尔巴哈等人的自然主义倾向,后者如笛卡尔的上帝观念、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