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磨亮硬币的两面

2016年，中国的丙申年，我起意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就叫《丙申故事集》。

《出警》是这个集子中的第三篇，没错，正如篇名所示，它事关警事，事关警察。结集后，朋友和读者都有反馈，觉得这个短篇和我在这一年里写下的其他小说有些不同，我的责任编辑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小说家在同一个时期，怎么能够写出截然不同的小说？她想知道。我理解她在疑惑什么。她当然不会认为小说家应当不断地重复自己，不断地写出“相同”的小说，令她疑惑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卡夫卡居然“截然”地写出了托尔斯泰式的小说。

我肯定不是在自比卡夫卡，我只是想要说明，一个作家的根本气质乃至在文学中处理世界的基本方式，总会有一个限定，而这篇《出警》，可能在朋友和读者的眼里，超出了作为小说家弋舟的限定。他们也许更加习惯那个写《所有路的尽头》和《随园》的弋舟。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必须做出说明，那么好吧，我承认，驱动着我的，首先是那个社会事件——写《出警》的时候，正有事关警察执法的事件耸动视听。

我无意为谁洗白，也从不以新闻推动写作的灵感。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写一本小说集，并且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这本集子，正是因为我想要忠实地记录“现在进行时”。这首先是对时间的忠实，是对身在时间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时的态度的忠实。这样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即时性”地触动了我，很难得，于是，我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少有地来了一次“在场的虚构”。

“在场的虚构”，我认为自己摸到了文学之事另外的一个面向。如果说，写作亦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让这一面越来越亮，以至于常年遭到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和世界交易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儿会令人起疑，怀疑我递上来的有可能是一枚假币。是的，我是太善于“离场的虚构”了——这本身没有错，卡夫卡和托尔斯泰最好各执一端，但是，我在丙申年，却企图磨亮硬币的两面。老实说，如果这算得上是野心，我自己实际上对之毫无信心。

是那个对于“忠实”的承诺鼓励了我。我写《丙申故事集》唯一的目标，就是“忠实”——忠实于自己既有的写作能力，忠实于自己“即时性”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此刻”的提笔热情。于是，在这本集子的附录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做出了题为“重逢准确的事实”这个对话。其中，我们讨论最多的，便是“准确”与“事实”这样的写作伦理。

如果说，当我写下《随园》那样的小说时，是出于对自己的忠实，那么，当我写下《出警》时，同样是出于对自己的忠实（事实上，这两个短篇几乎就是同时写下的）。这就像同时捻动着硬币的两根手指，它们都是我的，你无法只认定其中的一根才是弋舟的手指，那样，不像是一个假动作吗？而捻动硬币这样的一个动作，唯有在两根手指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成那种可被理解的、有效的景象。于是，在丙申年，由于一个社会事件的驱动，由于我对“忠实”所做的承诺，不经意间，我开始摩挲硬币的两面。

写作《出警》，我只是想要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孤单”去解释自身的实相，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社会性”的纷纭的表象。我知道，唯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人的难熬，才能犹如摩挲硬币的两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

我说了，对于《出警》，我自己实际上毫无信心。毕竟，我磨惯了硬币的单面。好在写出后，反响似乎还好。批评家黄德海在给《丙申故事集》中的小说打分时，将《出警》和《随园》并列为了“杰作”。这当然是溢美的鼓励，可还是令我多少踏实了一些。现在，《小说月报》将“百花奖”授予它，无疑会给我添加更大的勇气。众所周知，这个奖项，对于当代小说家意味着什么。那么好了，也许就此，我写作的姿势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

感谢黄德海这样给予《出警》表扬的朋友，感谢《小说月报》的嘉奖，你们或许都不曾想到，你们激活了弋舟的另一根指头。

2017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