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游牧人遗迹民族属性研究1
Ю. А.扎德涅普洛弗斯基（Ю. А.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著 孙危译
游牧民族在乌孙时期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进行斗争的主力，进而还建立了帕提亚王国和贵霜王国。对这些民族的研究首先依靠的是对文献材料的解释。而近年来对相关的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在本文所要研究的历史时期内，就七河地区发现的考古材料而言，以数量庞大的墓葬类遗迹为主。我们依据墓葬结构、葬仪特点和随葬品特色，还有死者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学特征，可将这些墓葬分为几类。
在概括总结M. B.沃耶沃德斯基和M. П.格里雅兹诺夫（13）、A. H.伯恩施坦（12）、A.金比洛夫（21）、E. И.阿格耶娃（2）、K. A.阿奇舍夫（6）、Γ. B.库沙耶夫（25）、A. Γ.马克西莫娃（30）、A. K.阿别杰科夫（1）等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可将这些墓葬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奇里佩克类型和肯科里类型。前者就是普通的土坑墓，即文献中所载的乌孙人。而后者至少包含有两个亚型：一类是地下墓葬，它们是真正的肯科里类型；另一类是带有壁龛的墓葬，这类墓葬可被称之为阿伊给尔德让里类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亚型是否是单独的一类墓葬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但在本文中，对于随葬品和墓葬类型的起源，笔者认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均与普通的土坑墓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对于这些墓葬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属性，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其中M. B.沃耶沃德斯基和M. П.格里雅兹诺夫认为带有封冢的土坑墓属于乌孙的遗迹（13）；A. И.杰列诺日金则认为，在目前所发掘的这些墓葬中，仅有一部分属于乌孙，其余的则分属塞人和月氏（39）；而A. H.伯恩施坦将七河地区发现的地下墓葬和带有壁龛的墓葬均视为匈奴的遗迹（10；11，第359—362页）；Γ. B.库沙耶夫将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带有壁龛的墓葬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联系在了一起（25，第253页）；E. И.阿格耶娃将这些墓葬的出现视为中亚地区不知名的居民向七河地区迁徙的证据（2，第39页）；对于天山地区的索科洛夫卡和德热尔格斯这两处墓地中，那些出土了木盖板和形制独特的陶器的冢墓，A. H.伯恩施坦认为其就是来自东方的月氏人所遗留下来的（9，第60页）。根据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观点可以断定，这些学者均认为各种类型墓葬并存的现象就是乌孙时期七河地区居民民族属性多样化的一种体现，而这从历史文献材料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记载。对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通常光使用文献证据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些史料中缺乏能与考古学材料相对应的证据。
新材料的积累使我们有可能从整体上来认识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时期各类遗迹的民族属性问题。因而我们认为必须要脱离开现有的一些观点的束缚，并要遵照以下原则：对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时期所有类型墓葬及出土的随葬品展开细致的观察；进而对其进行分类，并能确定它们的基本分布区和弄清它们存在的年代范围；还要仔细研究每一类的起源，最后要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对照研究。
奇里佩克类型墓葬的封冢一般都是成行排列，而到了较晚的时期，这种类型墓葬的排列变得无序起来。此类墓葬还有一个固定的特征是：封冢底部有石圈环绕。另外它们均为普通的土坑墓，墓圹四壁有时会用木头来进行加固；墓圹上覆盖有石板或木板。有一座很特别的墓葬，墓中用很多倾斜的木杆分隔开来，这种木杆被称之为隔板。有些考古学家在这类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种介于土坑墓和带有壁龛的墓之间的过渡类型。这类墓葬中的死者一般均为仰身葬，头向西。不过有的墓葬中死者头向有些偏转，例如位于伊犁河流域的卡普恰加伊三号墓地，该墓地中发现的大量尸骨头向为西北（25，第148—154页）。几乎所有这类墓葬都是单人葬，但也有极个别的封冢下面有2到3个墓圹。所有死者均直接置于墓圹底部，未见木棺或椁。通常墓中有1到2件陶器随葬，偶见铁刀。而在妇女墓葬中，仅能发现装饰品。就这类墓葬而言，未发现武器。
在这类墓葬中通常都能发现绵羊的骨头，这是当时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时所吃的食物剩余。墓中很少能出土舶来品和贵金属制成的物品。就目前已知的500座冢墓而言，仅有三四座发现过这类遗物。此外还在少量的几座墓葬中出土了磨盘。
墓中出土的陶器器表上经常能看到织物和布袋的痕迹，由此可推测当时制造陶器时曾利用这些物品作为辅助。几乎所有陶器均为圜底，且通常为素面。典型器形有半球状的钵和梨形罐，有的器表上还有扣环状的把手。
以上就是在伊犁河流域、恰伦河流域、塔拉斯河流域、楚河流域以及天山地区发现的墓地的所有或是部分特征。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其中乌孙时代的土坑墓并非是单一的。大体可分为三个人种类型：欧罗巴人种安德罗诺沃类型、中亚河中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短颅型和混合类型，即带有蒙古人种特征的欧罗巴人种。其中第一种在七河地区发现的男性颅骨中约占40％，第二种占31％，第三种占9％（还有20％属其他的混合类型以及不能确定的人种类型，均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值得一提的是，在伊犁河流域曾发现过两个蒙古人种类型的男性颅骨。由此可见，七河地区的居民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的特点还可从已发现的女性颅骨中得到反映。将七河地区、天山、阿赖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后可看出，乌孙时期这些地区的居民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且彼此之间的联系还很紧密。
通过对乌孙时期各个阶段的土坑墓中发现的人骨材料的研究，可以证实，其居民人种类型总的来看几乎未发生变化。但人类学家注意到，与之前的塞人时期相比，乌孙时期的蒙古人种数量增加得要更多一些（19）。
奇里佩克类型土坑墓的分布范围遍及整个七河地区。而在该地区之外，如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乌孙时期的遗迹是分布范围较广的库拉—如尔金文化的石室墓（45）。至于中央哈萨克斯坦地区，乌孙时期的遗迹目前几乎没有进行研究。众所周知的还是几处带有壁龛的墓葬（20）。其中在锡尔河下游地区发现了一些用黏土建成的、具有丧葬性质的地面建筑，还包括一些墓圹（41）。研究者们依据随葬陶器的变化将奇里佩克类型墓地划分为三个年代序列群：公元前3至前1世纪、公元1至3世纪、3至5世纪（2，第35页），或是公元前3至前2世纪、公元前1至公元1世纪、公元2至3世纪（25，第147页）。各个阶段的葬仪和墓葬结构的变化并不大，这表明传统和宗教观念的保守性可谓根深蒂固。而土坑墓中所体现出来的葬仪就是更早的塞人时期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下面我们就对伊犁河流域的克孜劳兹1号墓地（时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塞人时期）（5，第91—101页）和卡普恰加伊3号墓地（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25，第148—154、175—177、282—284页）中出土的材料进行一个对比（表1）。
表1 克孜劳兹1号墓地与卡普恰加伊3号墓地对照表
总的来看，乌孙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铁器要更多一些。而这一时期墓葬中发现的陶器亦与塞人时期的陶器有所区别，这也是两个时代墓葬划分的标准之一。
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塞人时期的遗迹与乌孙时期的遗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时期的墓地具有诸多的相似性，也正是基于此，才出现了一些术语，如塞人—乌孙时期遗迹、塞人—乌孙文化（12；41，第28页）。而在长期流行的相同形制的墓葬、葬仪以及随葬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测，土坑墓是七河地区当地游牧居民的一种典型墓葬，且这种墓葬形制在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变化也很小。
从文献记载可知，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七河地区的居民是萨迦人。而公元前后的中国史料则注意到，当时在七河地区与乌孙人共居的还有塞人和月氏人。塞人被认为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萨迦人的后裔。由此就可以推测，乌孙时期七河地区的土坑墓的主人正是当地的塞人，他们加入了以乌孙为首的部落大联盟。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特别是经过M. B.瓦耶沃德斯基和M. П.格里雅兹诺夫的调查研究后，均认为土坑墓属乌孙人的遗迹。但现如今在积累了大量的新材料之后，对此观点应予以否定。
这些土坑墓中所体现出来的葬仪在七河地区的土著游牧居民中颇为常见，且流行了很长时间，包括乌孙在此地出现后。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能推测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前期乌孙已来到七河地区。根据文献记载，乌孙最早的居地是位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敦煌祁连间”。这里同时也是乌孙的发祥地。在匈奴的打击下，约公元前160年，乌孙紧跟着月氏徙居到七河地区。他们在这里征服了当地的塞人，以及部分月氏人，另一部分月氏人则继续西迁，来到了中亚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乌孙的葬仪和墓葬结构应当与被其征服的当地居民的葬仪和墓葬结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可以认为，在七河地区发现的考古遗迹中必须具有如下特征的才能被认定为乌孙的遗迹，即出现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之间，且与当地居民的遗迹具有根本的差异。
徙居到七河地区后，根据文献记载，乌孙的人口数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63万人。而这应考虑到其所吸纳的当地居民人数。在以乌孙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中，乌孙人的数量看上去相对较少，且他们属于统治阶层。而此时七河地区的居民基本上还是当地的塞人。这一时期土著居民与外来居民在数量上的对比，应当可以从七河地区发现的考古遗迹中得到反映。
因此通过对考古遗迹的分析和具体的历史事实可以认为，那些数量庞大的墓葬属当地的塞人居民，而非外来者——乌孙所有，后者迁入七河地区的时间为公元前2世纪。
我们对同时期的另一类墓葬——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肯科里类型墓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这类墓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中亚的东南部，即从伊犁河流域向西南直至土库曼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目前这类墓葬在七河地区、费尔干纳、塔什干和布哈拉绿洲、泽拉夫善河流域、土库曼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140个地点均有发现，而总数则超过了1500座（4；7；8；17；23；24；27—29；31；32；34—38；43）。
关于七河地区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的问题与中亚、乌拉尔南部以及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此类墓葬的一些重要问题可谓密切相关，这类墓葬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运动的见证。这样有一点就可以明确：对这类墓葬的研究必须要走出七河地区这个小范围。
带有地下墓道的墓葬在中亚地区最早见于巴克特里亚北部，时代为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9至前8世纪）（33，第94页）。但其与我们前文提到的肯科里类型墓葬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而在中亚地区以外，最早的带有壁龛的建筑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现的，时代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3；26）。但时代较早且带有壁龛的墓葬直到现在在中亚地区也未发现。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墓葬与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墓葬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存在着间隔。
考古材料已经能说明，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在伊犁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发现的数量很多，时代最早的为公元前2至前1世纪，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公元1世纪。这种墓葬年代最晚的可到5世纪。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漫长历程中，这类墓葬一直和奇里佩克类型墓葬共存。且不仅是在七河地区，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墓地中也能看到这两种类型的墓葬共存的情况。例如在伊犁河与恰伦河流域发现的34处墓地中，就有13处墓地发现了少量的带有壁龛的墓葬（这些墓地中土坑墓的数量占绝对优势）。
就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冢墓而言，数量最多的还是土坑墓，其百分比可达76.7％，而带有壁龛的墓葬所占百分比仅为19％。此外据Γ. B.库沙耶夫统计，在乌孙时期的370座冢墓中，土坑墓占80％，带有壁龛的墓葬占17％（25，第249、250页）。
在其他地区发现的这两种类型墓葬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可谓大同小异。例如在塔拉斯河流域共发现了同时期的115座土坑墓和73座带有地下墓道及壁龛的墓葬，两者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60％和40％（23，第59页）。与此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天山地区，根据А.金毕洛夫的材料，在同时期的这两种类型墓葬中，土坑墓的数量有100多座，而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数量则在50座左右（21）。
而在那些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占绝对优势的墓地中，也能见到少量的土坑墓。例如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科里墓地（10）、费尔干纳南部的卡拉布拉克墓地（7）以及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图勒哈尔墓地（31）就是如此。
就现有材料来看，这种带有地下墓道和壁龛的墓葬与中亚地区发现的更早的塞人时期墓地并无前后的关联性。但关于此类型墓葬的起源问题，即它们从中亚哪些地方出现的，今后依然可以继续探讨。
在注意到这种带有地下墓道和壁龛的墓葬与土坑墓在墓葬结构、随葬品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它们在葬仪和物质文化中的一系列细节。下面就对塔拉斯河流域发现的肯科里墓地——该墓地的墓葬普遍带有地下墓道（10，23）——与伊犁河右岸地区发现的基本上属同一时期的墓葬（6）进行一个对比（表2）。
表2 肯科里墓地与伊犁河右岸墓地对照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墓地中所出陶器的形制差异也很大。
其中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通常都是平底器，在这些陶器上还经常能看到雕刻的纹饰。而形制独特的壶、背壶、香炉均与土坑墓中出土的陶器具有鲜明的差异。此外在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还发现了木桌和其他木器，土坑墓中则不见这些物品。
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与土坑墓的差异性还表现在普遍具有死者头骨变形的传统，该传统可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特征。就肯科里墓地而言，绝大多数死者的颅骨上均有人工变形的痕迹（16），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天山地区（14）、塔什干绿洲（18）、费尔干纳与阿赖地区（15）发现的冢墓中，还见于阿鲁克塔乌墓地及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其他地区（22）。这种传统的普及范围之广，且仅见于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或许可认为是某一个民族群体为了表示自身与其他族群的不同而特有的一种标志。在土坑墓中这种传统则几乎不见。经过观察后发现，葬于这两类墓葬中的死者在人种类型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发现的尸骨基本上属蒙古人种、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类型，其中后者还被称为肯科里类型。这种类型的人骨也见于其他一系列墓地中。其形成的条件是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经过了长期的融合，而发生地很可能是在中央亚细亚和中国新疆地区。所有这一切则表明，源自东方的外来人群，在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所葬居民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如此看来，乌孙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七河地区生活着两大族群，其中之一是当地的塞人，另一类则是外来人群。关于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所葬居民的民族属性有各种观点，有些还是矛盾的。关于这些居民的来源同样也不只有一种观点。
依据我们现有的材料，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测，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的葬仪中夹杂着来自中亚的因素。可能有两种情况导致了新的葬仪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变化和新居民的出现。对于乌孙时期宗教信仰的变化，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文献材料均未能体现出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的葬仪的出现，包括蒙古人种成分的加强，均应与外来居民入侵有关。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到，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分布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包括中亚，还有伏尔加河下游和中国的新疆地区。这种遗迹几乎是同时，即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中出现在上述地区（较早的，即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带有壁龛的墓葬，仅见于伏尔加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北部）。下面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即这些地区的族群均是独立存在的，且几乎同时在修建相同的墓葬并使用相似的葬仪。
因而可以推测的是，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在中亚地区的出现是外来居民迁徙的结果。而在随后的6到7个世纪中，这些外来居民还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居于一地。
将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的分布范围、出现时间与文献记载中的月氏和乌孙对七河地区的入侵进行对照后，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这类墓葬应与月氏和乌孙具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这类墓葬就是这些人所遗留下来的。这类墓葬广布于七河地区，同样也见于中亚地区。问题在于根据文献记载，这些民族与其他民族一起参加了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斗争，并创建了贵霜帝国。这也是将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与月氏、乌孙等同起来的一个条件。这种遗迹在中亚地区的流行普及可能就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表现所在。这方面的补充材料还有贵霜人（月氏人）中盛行用人工方法将头骨变形的传统，此形象的人物还见于贵霜的钱币中（42，第179页）。
将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与月氏、乌孙等同起来的困难之处在于，从古典时期的史料记载来看，在提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时，所提到的仅仅是一些来自雅克萨尔特河（即锡尔河）流域的民族的入侵，而根据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记载来看，参与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民族是来自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若要调和这两种史料记载的矛盾之处，就要尝试建立如下概念，即入侵者来自北和东两个方向。
在解决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的民族属性问题时还要考虑到，这类墓葬还见于萨尔马泰人之中。这种萨尔马泰人的墓葬尽管与发现于中亚地区的同类墓葬有共性，但更多的还是差异性。有这样一种可能，中亚地区发现的一部分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如在布哈拉绿洲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发现的墓地与萨尔马泰人的联系要更多一些。还有一点也不能排除，即在中亚地区的这些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有的与来自东方的民族（月氏和乌孙）密切相关，有的则属于来自北方的民族（萨尔马泰人）。
众所周知，中亚地区的游牧人与萨尔马泰人的文化具有共性，而这种共性的前提则是游牧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特点，还有塞人—马萨格泰人与萨夫罗马泰人之间具有亲缘关系，这些人都属于伊朗语系的族群。
将七河地区发现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视为乌孙、月氏的遗迹的推测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这就要求我们今后继续寻找各种证据。而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仅仅需要在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乌孙和月氏的原居地发现这些民族的墓葬材料，当然这些墓葬的时代一定要早于乌孙和月氏迁徙到七河地区的时代。
而在中央亚细亚地区的罗布泊周边地区，目前已发现了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44），这些墓葬与七河地区发现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随葬品较少，而墓中出土的带有扣环状把手的直壁钟形陶器，与克孜劳兹1号墓地中出土的陶器非常相近。至于其他器形，如带有扣环状把手的球形陶器，也与克孜劳兹1号墓地、伊犁河流域的土坑墓（均为乌孙时期）中发现的陶器类似。除此之外，在罗布泊周边地区的这些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中，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饰有波折纹的陶器，这种陶器与肯科里墓地发现的陶器颇为相似。将罗布泊与七河地区发现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说，二者的年代大体相同。这也就意味着，在乌孙时期的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地区类似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月氏和乌孙共居于中央亚细亚地区时，二者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两者是近邻，因而它们在文化上就具有了某些共性。而在乌孙和月氏的居住地，即今天的罗布泊附近的很多墓地中，已发现了不少同时期的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这两种类型墓葬的共存现象，在中亚地区的一系列地区，如塔拉斯河流域、天山地区、费尔干纳和布哈拉绿洲也是存在的。对于带有壁龛和地下墓道的墓葬的更细化的研究，包括将其与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目前我们并没有根据。但可以期待的是，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的材料将能使我们对每一类墓葬和历史上的那些民族进行更加明确细致的比对。
参考文献
Абетеков А. К.,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очевых племён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Чуйской долины, — в кн. «Древняя и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ргизстана», Фрунзе, 1967.
Агеева Е. 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ипах древни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Алма-Ат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ТИИАЭАН КазССР, 1961, т. 12.
Агеева Е. И. и Максимова А.Г., Отчёт Павлода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55 г., — ТИИАЭАН КазССР, 1959, т. 7.
Агзамходжаев Т., Раскопк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курганов близ станции Вревская, — ИМКУ, 1961, вып. 2.
Акишев К. А.,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д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 (VII-IV вв. до н.э.), — в кн. К.А. Акишев и Г. В.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 Или, Алма-Ата, 1963.
Акишев К. А., Отчёт о работе Илий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54 г., — ТИИАЭАН КазССР, 1956, т. 1.
Баруздин Ю. Д., Карабулак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 ИАН КиргССР, СОН, 1961, т. 3, вып. 3.
Баруздин Ю. Д. и Брыкина Г.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Баткена и Ляйляка (Юго-Западная Киргизия), Фрунзе, 1962.
Бернштам А. Н.,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Тянь-Шаня и Памиро-Алтая, М.-Л., 1952 (МИА, № 26).
Бернштам А. Н., Кенколь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Л., 1940.
Бернштам А. Н.,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Семиречья и Тянь-Шаня, — СА, 1949, т. II.
Бернштам А. Н., Сако-усун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ан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Чуйской долины, — в кн.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 -Л., 1950 (МИА, № 14).
Воеводский М. В. и Грязнов М. П., У-суньские могильник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К истории Усуней, — ВДИ, 1938, № 3.
Гинзбург В. В., Древнее насел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Тянь-Шаня и Алтая по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анным (1 тыс. до н.э. — 1 тыс. н.э.), — ТИЭ, 1954, т. 21.
Гинзбург В. 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Киргиз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 тыс. до н.э.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 тыс. н.э.), — ИАН КиргССР, СОН, 1960, т. 2, вып. 3.
Гинзбург В. В. и Жиров Е. В.,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Кенкольского катакомбного могильника в долине р. Талас КиргССР, — СМАЭ, 1949, т. 10.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южных районов Ош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Фрунзе, 1960, стр. 116 [указаны основны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до 1960 г].
Зезенкова В. Я., Некоторые данные о скелетах из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курганов возле станции Вревская, — ТМИУ, 1951, вып. 1.
Исмагулов О.,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усуней Семиречья, — ТИИАЭАН КазССР, 1962, т. 16.
Кадырбаев М. К., Памятники ран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 ТИИАЭАН КазССР, 1959, т. 7.
Кибиров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янь-Шане, — ТКирАЭЭ, 1959, т. 2.
Кияткина Т. П., Черепа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Арук-Та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 — ТИЭАН СССР, 1961, т. 71.
Кожомбердиев И., Катакомб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ласской долины, — в кн.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ласской долины», Фрунзе, 1963.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а Н. И.,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зучении древних могильников Ташкентского оазиса, — ТТашГУ, 1966, вып. 295.
Кушаев Г. В., Культура усуней правобережья р. Или (III в. до н.э. — III в. н.э.), — в кн. К. А. Акишев и Г.В.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 Или, Алма-Ата, 1963.
Кушаев Г. В., Ранн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Алакульской впадины, — в кн. «Новое в археолог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Ата, 1968.
Латынин Б. А.,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Ферга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34 г.,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с. Эрмитажа», 1961, вып. 3.
Литвинский Б. 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огильника Исфаринокого района в 1958 г., — ТИИАН ТаджССР, 1961, т. 27.
Лоховиц В. А.,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подбойных погребениях в Туркмении, — в кн. «Истор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68.
Максимова А. Г., Усуньские курганы левобережья р. Или, — ИАН КазССР. Серия ист., археол. и этногр., 1959, вып. 1.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 М., Кочевники на пути в Индию, Л., 1966 (МИА, № 136).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 М., Некоторые данные о памятниках кочев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го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в античную эпоху, — ИАН ТуркмССР, 1963, № 2.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 М., Памятники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 Южном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Л., 1968 (МИА № 145).
Обельченко О. В., Могильник Акджар-Тепе, — ИМКУ, 1962, вып. 3.
Обельченко О. В., Курганы около селения Хазара, — ИМКУ, 1963, вып. 4.
Обельченко О. В., Сазага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 — ИМКУ, 1965, вып. 6.
Обельченко О. В., Погребение сарматского типа под Самаркандом, — СА, 1967, № 2.
Сорокин С. С., Боркорбаз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 ТГЭ, 1961, т. 5.
Тереножкин А. И., [рец. на ст.:] М.В. Воеводский и М.П. Грязнов, У-суньские могильники..., — ИУзФАН СССР, 1941, № 2.
Толстов С. П., Работы Хорезм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АН СССР в 1949-1953 гг., — ТХЭ, 1958, т. 2.
Толстов С. П.,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е скифы в свете новейши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 ВДИ, 1963, № 2.
Трофимова Т. А., Изображение эфталит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ей на монетах и обыча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й деформации черепа у насел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 в кн. «Истор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68.
Тургунов Б. А., Айртамскин могильник, — ОНУ, 1968, № 8.
Хуан Вэнь-би, Гаочанская керамика, Пекин, 1931 [на кит. яз.].
Черников С. С., Отчёт о работах Восточн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48 г., — МАИ КазССР. Серия археол., 1951, вып.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