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考古，钟情一生

我出生在1937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时光是比较动荡的。我五六岁的时候，日军在邙山扫荡，整个村的人都躲在村南边的深沟洞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在杏子熟了的季节，我淘气爬树摘杏子时，还遇到日本飞机飞过天空四处扫射，至今想来也觉得很可怕。日本人被赶走后，治安非常混乱，到处闹土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稳定下来。回忆起来，可以说，我见证了抗日战争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

今年我82岁，可以说这几十年围绕着我的就是两个字：“考古”，但是说起来，我和考古结缘却很偶然。

我少年时学习勤勉，历史、地理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便一头扎进文学里，从当时赫赫有名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到一些还不太出名的小说，我都读得兴致盎然。我那时候的梦想是做文学家，向纸墨间谋一处安身立命，所以升大学时便填报了北大中文系。不料命运捉弄，可能是中文系太热门，也可能是我历史考得过好了些，录取通知出来时，我发现我被历史系录取了。

那时候，北大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考古学究竟是什么，我脑子里全然没有概念。到了一年级的下学期，要分专业了，各个教研室的老师纷纷开始“拉拢”学生，当时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者吕遵谔先生便向我们“推销”考古：“考古哪里好？第一，可以‘游山玩水’，考古要实习，那自然就能游历名山大川了；第二，考古可以学照相，我们有特别好的照相机；第三，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方向，考古专业的学生要学中国史，世界史也要学，但是另外两个专业，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好，它们就不一定要学考古学，你要想多学点知识，就要来考古专业。”当时摄影还是件稀罕事儿，少年人又怀着一种要吞天吐地、将天下知识皆纳于怀中的气概，我便被吕先生这番讲说俘获，阴差阳错入了考古门。

一入考古门，我便为考古的魅力所折服。1958年的暑假，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吕遵谔先生说我们要去周口店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暑假”，考古专业喊出口号：“挖出猿人头，向国庆献礼。”于是我便同一群满怀热忱的同学住在周口店，开始第一次发掘实习。

第一次田野考古我至今印象都很深刻，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那里地层极为牢固，学生们干劲十足，用大铁锤凿出个大洞，塞进炸药，硬是把它给炸开了。尽管没有挖出猿人头，我们也收获颇丰，挖出了不少动物化石和石器，排成一列，老师们便现场开始教学，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其间，还有很多名人来到我们的工地，比如郭沫若先生、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都是我们很崇敬的大学者。郭沫若先生勉励我们说：“你看你们多幸福啊，工具一扒拉就能扒拉出一块骨头。”工地旁边还驻扎着一支部队，发掘间隙我们还与部队举行篮球比赛，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自那时起，我便像是揭开了考古那神秘面纱的一角，得以一睹真容、初窥门径了。

1959年，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开始了一个学期的正规实习。时间大概是1959年的3月到8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发掘实习，一个是调查实习。我们到了陕西的华县，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生活场所和墓葬遗址。我被分在墓葬区发掘，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划出探方，怎样识别地层，出土器物后根据类型学进行整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训练，为我打下了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发掘过程中，老师也不断启发我们思考。比如一座墓葬中埋藏多人，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夫妻还是兄弟姐妹？为什么有的小女孩随葬很多比较奢侈的器物？是不是在氏族有特殊的地位？老师启发我们思考这些谜题，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书，读什么文章。这些谜题的解答，需要我们把材料发掘出来，整理好，然后循着这些线索，抽丝剥茧，才能将那笼罩了数千年的迷雾轻轻吹开，古人生活的一角便宛在目前。

之后的调查实习其实就是到附近的古代遗址参观。我们去了西安，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一起联欢；又去了宝鸡，参观了苏秉琦先生当年发掘的斗鸡台遗址。那些沉默地将一段段漫长时代藏于腹内的文物，让我们的眼界陡然开阔，在我们的心里搭起了学术的稳固框架，也埋下了对考古敬畏与热爱的火种。

我的五年大学生活尽管也有曲折，但是总体而言受益匪浅，没有荒废。经过训练，我逐渐培养了考古的专业思维，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结识了考古界很多长辈大师，更是开启了我与考古、与田野发掘一生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