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日本

对外汉语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对外”，不管是把学生招进北大，还是将教师派出国门，教学对象均是外国人。就我自己来讲，22年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来说，我自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前就一直与日本紧密关联。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文系时，就为日本留学生上过中国当代文学课和短期班汉语课，那时因工作需要，我参加了校工会办的外语班学习日语。改革开放后北大举办短期汉语班，最早就是从接收日本学生起步的，初期绝大多数学生是日本人。短期班结业后留学生办公室组织学生去上海、杭州、西安、洛阳等地旅行参观，我们一般都有汉语教研组的老师陪同。那时候，能与留学生一起住饭店、乘专车、旅行参观，享受外宾待遇，还真有几分新鲜乃至兴奋。也正是自那时起的30多年，我与日本以及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1988年我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四年多的工作，加上随后一年返日进修，身历其境，真切体验，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对日本社会、文化和汉语教育实况的了解，也使我坚定地选择了从事日本汉语教育和日本人汉语学习的研究方向。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工作的22年中，加上退休以后，我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编写出版了专著4部、译著3部、汉语教材5部，发表论文、译文等60余篇，著作、论文、教材之题目几乎都没离开“日本”二字。22年中，我先后4次被派遣出国任教合计5年半（不包括后来在孔子学院授课），除了半年是在法国，其余5年都是在日本。作为一个北大人，无论是做外交人员还是做汉语教师，我都想着利用熟悉日本情况的便利条件，为促进北大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一点作用。

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正值日本大力推进国际化，出现了“中国热”“汉语热”，一些大学纷纷想与中国建立交流关系。在大学工作的日本朋友找我咨询、帮忙，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经过牵线搭桥，先后有京都女子大学、帝塚山学院大学、山梨县立短期女子大学（2005年升格为山梨县立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建立了交流关系。我致力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22年，曾先后被派往山梨、帝塚山任教，执教期间有意识地促成这两所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签订或修订了合约，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北大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关系。30多年来，我院已有20多位教师到上述几所大学任教。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越来越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增强软实力的举措之一，国家大力推广和支持与国外大学等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和运营孔子学院。2006年10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2011年3月12日，我接受北大和国家汉办的派遣，赴日担任立命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这次来日本与以往不同，我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普通教师，而是面对面地与日方院长及职员们合作，管理运营孔子学院，可谓使命光荣、角色特殊、责任重大。尤其是，中国方面主要由国家汉办主导，日本方面由立命馆大学领导，中日双方机构和有关人员在办事规则、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上存在明显差异，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微妙复杂。对我来说，虽在日本待过多年，生活环境一点儿也不陌生，工作起来却无驾轻就熟之感。不过，由于赴任之前我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孔子学院的两年任职中，凭自己多年的国内外工作经验，较好地处理了与相关方的关系，既积极努力、尽职尽责，又谨慎务实、追求效果，从而善始善终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2012年9月30日我满63周岁，北大给我办了退休手续。2013年3月，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工作任期结束，我回国才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

2011年3月，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欢送会

屈指算来，前前后后，我在日本工作合计12年有余，其中所干、所学、所感、所悟，非短言所能道尽。长期以来，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一直是北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在其中做出微薄贡献而感到欣慰。

总而言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顾祖国70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一个北大人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回想在这块美丽园地上大半生的经历，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非凡进程和伟大业绩，我无比自豪。70周岁，作为一个人已是古稀之年，作为新中国却风华正茂，借此我向伟大的祖国、向我所爱的北大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献上衷心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