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根本说：诗人的伦理本质
小引：在认识诗人本质方面的派别倾向与黄氏的立场
对于诗人本质的认识，与对诗歌本体的认识一样，都是构成诗学体系的基石。这不仅是诗论家必须思考并做出理论上的表述的问题，而且也是任何一位成熟的诗人在实践上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寻找或体验诗人的本质，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艺术的方向，一是伦理的方向。从艺术的方向寻找诗人的本质，是将诗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来看待，寻找造成这一群体及其抒情行为的某种特殊的素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诗才。其间又有侧重于创造力与鉴赏力之不同，前者最典型的是浪漫派或豪放派，他们将诗歌创作更多地理解为主体的抒写行为，认为诗才是天赋性质的。后者最典型的是古典派或唯美派，侧重于艺术经验的积累，将诗才更多地看作是通过学习与经验积累而培养成的一种特殊技能。从伦理的方向认识诗人的本质，即是寻找构成诗人创作活动的伦理方面的基础，这样的体认方式，所蕴含的态度是将诗歌创作看作本质上是诗人的整体精神活动的一部分，这就将对诗人的本质的理解指向伦理境界，而产生对诗人的伦理本质的思考与体验。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批评世俗文士之以文为文，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就是此派观点的典型表述。这方面当然也因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而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当然，在艺术本质与伦理本质两方面绝对地站在某一边而完全忽视另一边，是少见的，绝大多数的诗人或理论家都在上述的诸种方向、态度中兼有取舍。但是的确存在重视艺术本质与重视伦理本质的不同倾向。
黄庭坚对于诗人本质的认识，体现在几个重要的范畴中，在法度与学古的理论中，他体现了对诗人创作能力后天培养的重视，强调诗人在艺术表达与创造诗美方面的特殊能力，即他平常最喜欢说的“因难以见巧，遇变而出奇”的“诗人之奇”[2]。他对于诗才的天赋性的体认，承认诗家有与常人不同的敏感体验。僧惠洪《冷斋夜话》载：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荆公在钟山定林与客夜对，偶作诗曰：‘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东坡客余杭山寺，赠僧曰：‘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对残缸。白灰旋拔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为确论。”[3]
又黄氏本人《与王立之承奉贴》云：
某顿首，辱教惠蜡梅，并得佳句。甚慰怀仰。数日天气骤暖，因疑木根有春意动者，遂为诗人所觉，极叹足下韵胜。比来自觉才尽，吟诗亦不成句，无以报佳贶，但觉后生可畏耳。[4]
一说是天下清景虽然人人能见，但好像只有诗人能够领会并加以表现，所以怀疑特为诗人所设。一是说木根春意发生，为王立之所得，发为蜡梅诗咏，故感叹其韵胜之质[5]。这两个例子包含着很丰富的美学思想在里面，例如涉及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从关于诗人本质的问题着眼，可以发现黄庭坚对于诗才的特殊性是有过认真思考的。但黄庭坚不是天才论者，他对诗才的天赋性质的肯定是有限度的，并不把它看作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素质。这也是黄氏诗学与浪漫派、豪放派或性灵派的区别所在。如果说法度论与所谓诗人韵胜之说，体现了山谷从艺术方向来认识诗人本质的一种基本的立场。那么山谷诗学中根本说与情性说则是体现山谷对于诗人伦理本质认识的两个主要范畴。黄庭坚对于伦理本质的强调，显然远远超过他对诸如诗才、诗功的强调。所以我们研究他的诗学体系，首先从根本说入手。
如果仅从文本本身来看，黄氏的根本说内涵是明确而又单调的。从后面的引述我们会发现，对这个问题，他几乎是用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说话，并且关于文艺与伦理的关系，并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语气近乎说教。宋人汪应辰说：“余所视山谷翰墨，大抵诲人必以规矩，非特为说诗而发也。”（《跋山谷帖》）[6]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理论上的这种情况不外乎两种性质：一是虚假性的说教，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另一种则刚好相反，确实体现了实践上重要倾向。对于黄庭坚来说，他的根本说容易被人误解为前一种情形，但实际上黄氏根本说与其实践的关系，是属于后一种情形的。为了能够比较充分地阐述出黄氏根本说的实践方面的价值，我们这里想从中唐至北宋诗与伦理、诗人与伦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来认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另外，黄氏的根本说的另一重要功能，是联系黄氏的诗歌创作与伦理观念、伦理生活的纲领，在这里指向了广阔的地带，并且最终落实到黄诗的伦理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上来。本章的论述即沿着上述基本思路展开。
[1] 《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上海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222页。
[2] 《胡宗元诗集序》，详见情性论与法度论的有关部分。
[3] 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 《别集》卷十五。
[5] “韵胜”是黄氏美学的重要范畴，凌左义著有《黄庭坚“韵胜”初探》一文，认为“韵胜”是黄氏审美理想的核心，论述颇详，可参看。载1991年四川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6] 汪应辰《文定集》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