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氏情性说的基本内涵

黄庭坚的情性说，其核心理论见于《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篇短文中：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故世相后或千岁，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想见其人所养，如旦暮与之期，邻里与之游。[1]

这是黄氏晚年贬谪戎州时作的。其文末云：“元符六年（1098）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听堂书，江西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戎州安置，年五十四。”从时间上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黄庭坚的晚年定论，唐宋时代的一些诗人和理论家，常常喜欢给诗下定义，这是热衷于探求诗歌本体的表现。黄庭坚最喜欢谈的是诗人的根本，而对诗的定义，似乎不常轻下。现在当他的诗歌创作进入后期时，借评王知载《朐山杂咏》的机会，对诗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并且对它的内涵作了很具体的阐发。从理论的态度来讲，完全是深思熟虑的，而非肆口而发。所以这段话是可以视为黄氏诗学的重要观点，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而自宋代以来，就对它存在着是非褒贬的分歧。在宋代，江西派后学深受黄氏此论的影响，如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就是踵承山谷之论，而畅发情性之旨、兴寄之用[2]。又喻汝砺所作《具茨集序》论晁氏之诗，其表现的诗学观也是与黄氏之说一脉相承的：

叔用既已油然栖志于林涧旷远之中，遇事写物，形于兴属。味其风规，渊雅疏亮，未尝为悽怨危愤激烈愁苦之音。予于是有以见叔用于晦明消长用舍得失之际，未尝不安而乐之者也。呜呼！所谓含章内奥而深于道者，非耶？秦汉以来，士有抱奇怀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污笔，有怨诽懔戾沉抑之思，气候急刻，不能闲远，古之词人皆是也。[3]

江西诗派后学处于严禁苏黄学术的形势中，并且后期还有禁诗之厄[4]，其诗歌创作则越来越远离政治主题的表现，这不能不与黄氏上述诗学主张的影响有关。而另一方面，像黄彻《䂬溪诗话》这样，对黄氏的非谏诤之具说提出质疑的论者也有不少[5]。现当代学者对黄氏此说的批评，更是与对中唐讽谕派的肯定联系在一起的，一般都认为黄氏此说反映了他在诗歌反映政治现实方面的消极态度。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没有看到黄氏此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歌本体理论，他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消极地规避“诗之祸”，更在积极地实现“诗之美”。而一般批评家在谈诗与政治的关系时往往是就事论事，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这正反映了黄氏诗学思想之深刻性与思辨色彩。

所谓“诗者，人之情性”，一个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强调诗歌是以表现自我为主的。接着又从否定“强谏争于庭”这几种行为来进一步明确他所说的“情性”的具体内涵。在我们看来，“强谏争”这几种行为，也都是人们的感情自然表现，但黄庭坚却认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说的“情性”。这是黄氏诗歌本体论与传统的讽谕派诗学的最大的分歧。讽谕派用诗来做谏诤之具，如白居易新乐府就是本着谏诤目的而作的。乃至于怒邻骂坐，如庆历新政派有时就以诗作为党争的工具，其中的激情派还用诗来直泄怨愤。中唐与北宋的几个重要的诗人集团与诗歌流派，都与党争的政局直接牵连，所以也形成了此期诗歌成为党争工具的突出现象。但从古至今，对于这一文学现象肯定为多，进行反思的却不太多。黄庭坚并没有一概否认这派诗学，他自己早期也接受了这派诗学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熙宁元丰时期写了不少讽谕新法、新学及新党士风的诗。只是黄庭坚的这类诗，在讽谕诗中是属于比较委婉含蓄的一派。黄氏一般不直接批判朝廷新政，但作为一个有着民胞物与思想的封建时代的良吏，他在行政方面是努力尽心的，具体表现如其任太和县令时的治政。元丰三年（1080）他结束北京国子监教授，赴太和任县令，路过楚州时曾问政于安定学派的著名学者徐积。徐积告诉他“为政之务，虑不厌熟则寡过，睦僚佐则事举”，甚为他所服膺[6]。山谷在太和任官时，正当新政后期，法弊甚多，再加上太和民风刚悍，号称难治，但他不像有的地方官那样变本加厉地推行新政，而是尽量结合当地情况，尽量从百姓利益出发来施政，可以说是自觉地做到了“虑不厌熟则寡过”。所以他在居官时不能不有所讽谕，但往往是结合具体的事情，用微讽手法出之，与白居易之专主讽谏是不同的。如元丰五年三月至八月奉上司之命下乡推行盐政，销售官盐，深入山区，写了好几首纪行诗。这些诗以纪行为体，将山川、风俗、推行盐政的具体事情以及居官奉仕的感想融为一体，减少了正面讽谕的意味，但并不乏某种深沉的忧虑，显示了黄庭坚的讽谕诗将讽谕与主观抒情结合起来的独特韵味。元丰以后黄氏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对中唐至北宋中期的讽谕派诗学作了反思，并且明确否定谏争、讽讪的作风。这个观点的是非难以简单说明，从政治效果来说，有一定的消极性，但从中唐至北宋诗歌发展事实来看，是对简单以诗为政教、党争之工具的一个纠偏，是向诗歌本位的回归。尤其是让诗史回归到表现诗学的范畴，纠正唐宋讽谕派诗学过于外向、过于注重再现的偏颇。从中唐以降表现诗学与再现诗学的冲突，在黄氏的情性说里得到融合。

但是，黄氏情性说不是一般的自我表现理论，而是具有特定的伦理内涵。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论述了他的诗人修养论，情性说正是以此为基础的，是修养论向本体论的一个合理延伸。黄庭坚强调诗人应该是具有自觉的伦理道德的人，所谓“情性”，即是一个伦理的人的情性。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氏将此伦理内涵概括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可见他的“情性”的伦理内涵主要是属于儒家范畴的，同时吸取道家、禅宗的治养心性、齐同万物等思想。

[1] 《正集》卷二十五。

[2] 具体论述详见前章。

[3] 《全宋文》卷三八八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第5页。

[4] 详见拙文《领略古法生新奇——黄庭坚、元祐诗歌高潮与江西诗派》（《国际汉学》第四辑）。

[5] 具体引述见前章。

[6] 此事载汪应辰《文定集》卷九《送鲍以道序》一文中，略云：“昔者黄鲁直问政于山阳徐仲车。徐仲车曰：‘为政之务，虑不厌熟则寡过，睦僚佐则事举。’鲁直报之曰：‘大雅之为人远矣，立参于前，坐倚于衡，何曰忘之。’”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考系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