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当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跌宕起伏，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国际形势日变。世界范围内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科技，及至外交、思想、文化等固有格局，均面临重大变动、调整和重新组合，近三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工业文明形态，亦面临调整和转型。这一历史进程的快慢缓急，目前虽然还难以具体预测，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基本规律来看，此一历史趋势之无法逆转似乎已成定局。也正是这一现实背景和历史动因，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和全人类的“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民族的复兴必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支撑。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她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文明且代有发展，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首先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给以现代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汲取和消化其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熔铸和塑造出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其中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体系、话语系统、社会发展模式、文化软实力以及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人类文明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以支撑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完成、发展和巩固，并为当前人类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一）

有鉴于上述时代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当今人类文明激变转型的背景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趋势，北京大学于2003年启动了由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工程。该工程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由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并被确定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通知书”中，教育部要求北京大学和首席专家“瞄准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编纂这一浩大的文化主体工程，在采取符合现代方式对儒家文献进行整理出版的同时，加强对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研究，便成为《儒藏》编纂工程的“一体之两翼”。这也是当初《儒藏》工程总体设计和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也即是说，在我们集全国二十六所高校及有关科研院所几百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编纂一部有现代标点、校勘的《儒藏》（精华编），以实现儒家文献外部形式的现代化，以为现代世界和现代人提供一个能够方便利用的现代版本，这是推动儒学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对儒家经典本身及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早在《儒藏》工程论证时即明确提出：“《儒藏》工程由编纂与研究两部分构成，它既要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编纂，又要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汤先生认为，在《儒藏》编纂过程中，“编目”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套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因为每一部典籍，从版本、源流，到校刊、考订，再到断句、标点及写出一篇合格的校勘记等，无不需要有宽广深厚的古代语言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为底蕴，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好。由于《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十年至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因此在编纂《儒藏》的同时，也要对儒家经典文献方面和儒家义理思想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挖掘和研究。这些研究性的工作，正可以利用编纂《儒藏》的有利条件（文献资料、版本选择、校勘成果及人才配备等多方面条件），组织力量编写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中国儒学史》、《儒家人物研究》、《儒家典籍研究》、《儒家伦理问题研究》

等。还可以考虑组织力量撰写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等等。汤先生的这些设想，对《儒藏》工程的攻关进展起到蓝图设计和思想推动的作用。

从《儒藏》工程正式由教育部批准立项起，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在《儒藏》工程的总体部分，标点、断句、校勘已完成了《儒藏》精华编总量的近百分之八十。在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研究方面，已经完成了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五期《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集刊》。（共发表了近150篇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儒藏》工程正在顺利发展并茁壮成长。

（二）

《儒藏》工程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多项阶段性研究成果，是与教育部、北京大学和积极参与此项工程的所有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及关心中国文化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各界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的。在此我们愿与各位读者分享学术前辈及学术同仁对《儒藏》事业的支持、关怀和谆谆勉励的殷殷之情。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盛称《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乃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和“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过程中的学术盛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儒藏〉与新经学》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文充满了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期待，他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圣经）。……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Bible。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也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待。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的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之精华，以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经书对现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应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给以新的诠释。

欣闻近年来北京大学在教育部支持下，已联合内外数十所大学和学术机构……数百位学者参加，正在编纂校点排印本《儒藏》，将儒家的传世文献，包括最新的出土文献以及域外文献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同时还进行相应的儒学及多项专题研究，这项巨大的工程必将对新经学的重建、对我国的文艺复兴作出重大贡献。为此，我特为主持其事的汤一介教授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藏添新典”，下联是“时中协太和”，以示对《儒藏》工程的支持。

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人文学院前院长、欧洲著名汉学家汪德迈（LéonVandermeersch）先生，是一位对东方学术，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并对中国儒学家有专门研究的法国学者，他尤其重视儒家经典中《周易》的价值意义，认为“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没有一部像《周易》这样被阅读研究和一再修订，《周易》就如欧洲传统中的《圣经》一样”。这位法国汉学家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常保持高度关注并有深入研究。汪德迈先生对《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也一直给予热情的关心和支持，他在《〈儒藏〉的世界意义》一文中说：

……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在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被认在现代化发展上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在新的目标推动下，中国的飞速发展，表明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文化的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如全球环境的破坏、富国与穷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核武器扩散、不同种族之间的地区冲突增多。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么，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重新认识。依我的意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我希望这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

我要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代表西方最高汉学研究水平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是他将中国的科学思想收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儒藏》的出版或也可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将成为后现代全球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朝宗于海。

以上两位各具代表性的学者对《儒藏》工程的支持，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研究的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以“西方现代性”引领下的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心存的诸多忧虑和反思，因此他们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及世界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给予了深具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深切关注。

（三）

其实，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甚至一直到现在，已有不少西方学者持有与上述两位各具代表性的学者基本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他们在当今人类文明突飞猛进发展的脉动中似乎看到了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生存所遇到的从未有过的困境，因而呼吁在“汲取西方文明之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融合东方与南半球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创造出文明共生的局面”。这是对西方文化全方位的反省和对人类新文化的呼唤。

这里，“文明共生”的命题包含着对近年西方颇为流行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终极价值论”、“历史终结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的理论甄别和文化的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三百年，世界的现代化多是由西方来定义的，因此在很多地方，现代化基本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特别是在冷战刚刚结束不久，便有人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所谓“终极价值”论和所谓“历史终结”论。殊不知，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会停止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因此把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看作是“历史的终结”，把任何一种特定条件下生成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绝对化为“终极价值”，这都是较为肤浅和短视的观点。如果承认历史可“终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特定的阶段而不会再变，或者认为某种制度或价值体系有所“终极”而不再发展，这是既缺乏历史眼光，又缺乏哲学头脑。这样的看法，比杜撰玛雅世界末日的预言高明不了多少。

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一些具有叛逆精神的西方学者眼中，这仅仅是在生态环境压力下暂缓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该理论并未挖掘“发展”逻辑的根源。“而在‘人类发展’这一提法里，‘人类’这个词十分空洞，它最多也只是指西方的人文模式。”因此，“‘发展’这一表面看来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它是一架疯狂的西化发动机，一个北半球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工具。”（〔法〕埃德加·莫寒：《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我们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真正的文化觉醒及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在他们看来，所谓“发展”, “恰恰忽视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而‘欠发展’这一漫不经心的和粗野的提法，将千万年的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发展”当然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对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果是新的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可持续’或‘可行性发展’的说法虽然可以减缓或削弱这一破坏进程，但却不能改变其摧毁性的结局”。（出处同前引）

西方学者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局限性的提示与批判，已常常触及近三百年来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灵与肉等三大关系的严重失调、失序、失范和失控。由于三大关系平衡的破坏，于是便产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那么，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也是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所一再追寻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工业文明以来，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受制于算计，受制于攫取利益的技巧，数量凌驾于质量之上，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活质量下降，工业化种植和养殖使乡村荒漠化，而且造成了严重的食物危害。“悖论在于，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他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地球这颗宇宙行星被四个既相关又不受控制的动力所推动：科学、技术、工业与资本主义（利润）。”这四大动力在为工业文明积累无限的物质财富和为人类创造无限福祉的同时，也制造并加工了自人类产生以来一个最大的“产品”——欲望。在这些西方者看来，工业文明实质上不过是一架不断制造“欲望”的疯狂发动机。然而，人类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这就必然导致人欲横流而得不到控制。三大关系的破坏和三大危机的产生，其内在原因盖源于此。

欲望驱动利益的追逐，利益的追逐又反过来刺激欲望的躁动、萌生与膨胀，使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巧伪和算计，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攫取利益的权力、技巧和庞杂的工具，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灵与肉之间展开没有止境的纠缠和搏斗，未来展示给我们的“既是黄金时代，又是恶魔的时代”。在这个善恶“俱分进化”的时代，人生如何安顿？社会如何安宁？世界如何和谐？这一系列问题和一大堆问号都需要回答和解决，而解决之道又在哪里？

（四）

汤一介先生在北京大学新近出版的九卷本《中国儒家史》总序中说：“全球化已把世界连成一片，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解决的不仅是其自身社会的问题，而是要面向全世界。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理应将会出现为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大思想家或跨国大思想家集团。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有些思想家已在思考和反省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迎接一个新时代的种种问题。在此情况下，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经验和智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影响中国社会二千多年历史的主流文化‘儒家’应有一总体的认识和态度是很必要的。”汤先生的这些话固然是对九卷本《中国儒家史》的研究和出版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

现在，我们将把四部关于“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的研究新著奉献给读者。它们分别是郭彧所著的《易文献辨诂》、苏永利所著的《易学思维研究》、乔清举所著的《儒家生态思想通论》、张沛所著的《中说解理》。这四部新著是作为“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的一部分与读者见面的，同时它也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承担教育部“《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主体工程中若干子项目中的一项。这套丛书所以命名为“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是为了体现《儒藏》工程“一体之两翼”的设想，即“《儒藏》的编纂与研究”是主体，“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家经典研究”是“两翼”。思想研究多属文本之义理范畴，其中包括思想、义理之辨析，逻辑、方法之发明以及思想、旨趣之探讨等。而经典研究，则多属文本之文义、考据范畴，其中包括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文字、注释、校勘、训诂乃至辨伪、辑佚等工夫。因此，上述所谓“两翼”，实即古已有之的所谓“辞”与“志”，抑或义理与章句或义理与考据，这两者的互动，形成传统学术中的所谓义理学与考据学两派的历史分野。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儒家思想，乃至儒家经典自身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往往是思想的变化大于经典文本本身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经学传统及其发展，即体现这种双重变化所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和歧异性。义理学派强调思想的演变要尽量符合时代发展，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经典解释中体现时代的特点，因此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文本本身加以义理的“干预”，而出现穿凿甚至“无视”。而考据学派则更多地强调文本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对“穿凿”和“无视”加以纠正，促使思想的研究不脱离文本或更符合文本原意。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这两派的相互“纠结”，不但没有影响传统学术的进步，反而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两者的结合恰是中国经典解释的基本特征。

汤一介先生在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总序”中，专设“儒学与普遍价值”和“儒学与经典诠释”两节，这与他多年来一直提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普遍价值”和建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相呼应。他说：“如果说儒学能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自身的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些思想资源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包含着‘普遍价值’的意义呢？我认为这应是肯定的。”同时汤先生也指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经过新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我个人的理解，汤先生所以呼吁追寻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资源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是需要艰苦细致的“现代转化”工作，而这项工作又与“建立中国的解释学”有密切关系。无论是义理之学还是考据之学，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解释的方法，其中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及义理之学等等，但我们还缺乏对经典解释实践中内含的解释学的自觉。因此，对解释历史的充分了解与考察，将有助于从中提炼、归纳中国的解释学理论，提高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能力和理论建设，以便更广泛、更深入地追寻和提炼深藏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的集结与出版，即是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一种尝试，它将与《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同步展开。感谢《易文献辨诂》、《易学思维研究》、《儒家生态思想通论》及《中说解理》四部新著的作者，因为，这四部新著的出版，为《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及“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感谢北大出版社对此付出的辛勤努力。

李中华
2012年岁末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