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次日，房玉岭一身农民打扮，箍上手巾，卷起裤腿，背着粪筐、拿着粪杈上了路。

到了史各庄正遇上赶集，路过丁家饭馆门口时，见老熟人丁树德正在门前贴杜瓦宜[2]。几年前，丁树德曾在中共五区党委当通讯员，经常到五区抗战二团送信，当时在二团团部当警卫员的房玉岭负责收发文件，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房玉岭所在部队转移了，从此二人断了音讯。房玉岭忙走过去打招呼，丁树德先是一愣，接着惊喜地把这个贵客让到了里屋，沏好茶水倒在大碗里，说：“多年没见了，怎么这个打扮？ 听说你在马本斋的部队里？”

房玉岭微笑着解释：“我从回回营过来，要去霸州。不只我回来了，原五区老书记干一同志也回到了回回营。”

“是不是要拉队伍？”丁树德说，“那可别忘了我。”

房玉岭问：“你在大门上贴杜瓦宜，家里可有什么喜事？”

丁树德笑嘻嘻地说道：“我们的饭馆经营多年了，老爷子执意要扩大规模。门脸重新装修了，‘清真古教，西域回回’ 的堂牌也是新换的。一会儿炸油香[3]，请阿訇念‘知感经’[4]！ 你就别走了，一起庆祝一下。”

“不行啊！”房玉岭急忙说道，“重任在身，不能久留。我走路到霸州要很长时间，你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要马上上路，你家的喜事以后再补吧！ 下一次我领你们五区的老书记到你家拜访好不好？”

“对你房老兄真是没辙，”丁树德无奈地说道，“不知道你哪一天才能清闲下来。”

房玉岭把自行车推到饭馆隔壁儿一个胡同口给轮胎打气，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吵架。他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两个伪军在收粮，声称只收小麦不收杂粮，一个伪军五短身材像个柳斗，一个细高个子活像麻秆儿。他们俩以小麦水分大为由强行压价，老汉执意不肯，并说道：“多干的麦粒儿三伏天也返潮，我们存点儿细粮不容易，为了换点钱买药才舍得出来粜两斗麦子，如果老总压价我就不粜了。”

“柳斗”骂道：“你个老杂种不识抬举，这小麦是皇军让收的，你惹得起吗？ 不给钱你敢怎样！”老汉看他们要抢粮，急忙用双手紧紧搂住口袋。“麻秆儿”伸手就抢，二人争夺起来。“柳斗”拿起秤杆儿就朝老汉的头上打去，老人应声倒地，布袋里的麦子撒了一地。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房玉岭气炸了肺，他情急之下，转到“柳斗”背后，拿气管子顶住“柳斗”的后腰，同时吼道：“别动，举起手来，动一动要你的命，我是县大队的人。”“柳斗”感到后腰齁凉的，像是枪把子顶着，赶紧举起了双手。房玉岭趁二人还没回过神来，迅速地把“柳斗”的手枪下掉，命令他们一起给老乡收拾地上的麦子，捡完后把口袋用麻绳系紧，把粮食乖乖地交给老汉。接着房玉岭大声喊道：“老乡们，有粮食也千万别卖给汉奸卖国贼，不能让他们为非作歹！”

房玉岭朝天打了两枪，整个大集顿时炸了窝。“柳斗”和“麻秆儿”为了保命，比哪一个跑得都快。房玉岭也趁人群混乱之际挤到胡同口，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出了村子，钻进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

高粱已经秀穗，一丈多高，垅窄地暄，车子只能推着走。

房玉岭对即将晒红米的红高粱情有独钟，说起来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他出生在文安县董各庄，是文安洼里的一个普通村子。俗话说：“蛤蟆撒泡尿，文安就得涝。”这话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那里十年九涝的情况。当春季大水退出洼地时，人们定会尽早抢农时种植一茬早高粱。到了秋收季节如果没有堤坝决口和沥涝，就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景。即便在立秋、处暑时节大水泛滥，早茬高粱也已经长到丈二以上，接近晒红米阶段，只要不倒伏，肯定还有很好的收成，人们会撑着打鱼的小船去剪高粱穗。有一年剪高粱穗时节的一天，天还没亮，房玉岭就坐在父亲的打鱼船上去收高粱，一个个闪光的贝壳在高粱穗上爬动，他伸出小手去抓，一下子被铁钳似的东西夹住，他惊吓地哭起来。父亲扭过身来，把那铁钳掰开，对他说道：“小宝别怕，那是螃蟹。”二人也顾不上剪高粱穗了，只顾抓螃蟹，不一会儿，鱼篓里就装满了，二人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似的凯旋了。

那时节和人们抢夺高粱收成的不是鸟儿，而是顽皮的大螃蟹。它们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拉家带口倾巢出动，成群结队地爬到高粱穗子上聚餐。人们常说，在高粱晒红米的时候，河螃蟹最肥、黄儿最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父亲既会种地又会逮鱼抓蟹，此后他找了二十几个用苇子编织的枣核状大篓子，里边放入用火烤过的羊骨头，篓内还装上只能进不能出的机关，傍晚拴在高粱秆儿上，第二天苇篓里就装满了大螃蟹。父亲一边收高粱，一边到集市上卖螃蟹。全黄的大螃蟹也成了家里的美味佳肴。

后来文安洼闹大水，家里的房屋被冲坏。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背井离乡，迁徙到了霸州，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生。

房玉岭每逢看到高粱秀穗的时候，就想起螃蟹的香味，这已经成了他的条件反射。

史各庄是大清河沿岸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重要村镇，房玉岭并不陌生，参军前经常到这里串亲戚赶庙会。红极一时的河北梆子剧团就扎根于该地区，抗战前后著名的吉利班曾培养出大批名角，唱红了京南地区。这一带的票友和戏迷水准也很高，人无分老幼都会唱上几段，尤其是人们进了高粱地、棒子地，都会拉开嗓子无拘无束地唱上两嗓子，什么河北梆子、西河大鼓、二黄西皮都不在话下。出了地头则若无其事，该干吗干吗，就像天津人喜欢进澡堂子高唱一曲的情景。房玉岭参军后时常参加五区的联欢会，不时跟战友也学上几句，慢慢地迷上了梆子腔。当他走入这长地头的浩瀚高粱地后，只感到嗓子发痒，不自觉地低声哼起了传统梆子戏《二龙山》“郭得福领兵下山为父报仇”一折：

带战马，奔高山，忙把路赶。

叫一声众喽兵细听分明：

兵卒天职从其令，

千万间莫苦害众百姓。

一路公买和公卖，

哪一个不尊定不容。

喽啰兵与我把山下，

不杀张仪贼，

我气不平啊！

他直奔霸州徐各庄，找到地方抗日联络站站长尹保树。尹和房原是回民干部学校同学，尹没有参军，一直留在地方搞支前和民运工作。二人已多年未见，聊起别后情景，好不热乎。当房玉岭谈到要在大清河流域建立回民武装时，尹保树非常支持。接着房玉岭谈到这次的任务，尹保树说：“我这里还有你熟悉的宋宝文等人，支援三五个人没问题。要枪的话，我的家伙什儿太单薄了！”

房玉岭说道：“这次来徐各庄是打个招呼，等我到苏桥侦察后有了结果再做商议。如果需要人，我会通知你。我这里有一把搂子[5]，带在身上惹事，先放你处保管，等需要时你亲手交给我。”

尹保树是霸州人，高高的个头，长方形脸庞，说话先带笑容。他父亲是当地有点名气的皮货商，上宁夏，下江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尹家从老一辈起，就是富有的大家族，做人低调是尹家的特点。尹保树的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联络站的工作去做生意，他执意不干。尹老爷子也支持儿子在抗日的外围组织里干些有意义的事，多一个锻炼的机会，后来的行动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这是后话。

尹保树嘱咐说：“苑口大桥查得很紧，一定要小心。另外给你十块零花钱，都是法币，带在身上，图个方便。”

房玉岭要推辞，尹保树说道：“执行任务也得吃饭啊，这是我个人的钱。”

房玉岭身上确实一分钱也没有，看到尹保树实心实意的样子，也不好再拒绝，便说：“谢谢老尹，以后有钱再还你！”

房玉岭离开徐各庄，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到了苑口大桥北侧，看到逃难的、乞讨的、头上插着草棍卖孩子的、衣罩褴褛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这里聚集着。房玉岭没有立即往桥上走，而是转了个弯，直奔冰窖场。冰窖场是季节性的工场，冬季，人们把大清河上的冰层用钢钎撺透，制成长方体冰块，再运到垫着厚厚麦秸或稻草的地下窑洞里，一层一层码起来。被稻草紧紧裹起来的冰堆和外界的温度几乎隔绝，这样，就可以把冰块从冬季保留到夏季。当三伏天来临之后，冰块就成了防暑降温的抢手货。房玉岭去冰窖场的目的，就是要随着运冰的人力车一起安全过桥。

苑口在大清河南岸，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因为这里有大清河上唯一的贯通南北的桥梁——苑口大桥，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自从号称九县剿匪司令的柴恩波投降日本当了汉奸，这里就成了他控制京津保地区的咽喉要道。房玉岭和搬运工们拉着冰车缓步通过大桥时，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桥头堡里支着机关枪，有如临大敌之势。盘查人员瞪着眼，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盘查着他们认为可疑的往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