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帝驾崩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刘启并不是文帝的长子，文帝在做代王时，自己的王后早早去世了，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不幸陆续去世，这样刘启成为活着的儿子中的老大。刘启的母亲窦姬当时很受文帝宠爱，于是文帝继位后，封刘启为太子。刘启做了二十多年太子，在自己三十二岁那年登上了皇位。
景帝统治时期，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是“七国之乱”。其源头是西汉初年高祖分封了许多刘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有土地有军队，权力很大，逐步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和隐患。
在文帝统治时期，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就已为中央朝廷敲响了警钟。当时著名的才子贾谊上书文帝，就如何处置藩王隐患提出了建议。
在这篇著名的《治安策》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说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主要因为不少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年老多病，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天下很难继续安定。
贾谊形象地指出如今汉朝就像得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也就是说，在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文帝对此虽然深以为然，但是他一直倡导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不愿意由此生出波澜，况且全面削藩的条件在当时也不具备，所以并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后来齐王死的时候，文帝把齐国分割成六块，立齐王的六个子弟为国王，又把淮南国分割为三块，文帝多少还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实践，但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景帝即位后，中央朝廷中又出现了“削藩”的呼声，其中表现最坚决最高调的是晁错，他胸怀大志，博学多才，同时能言善辩。他在文帝时代就曾建议，要设法消除诸侯王的威胁，文帝当时没有采纳。景帝继位后，他又向刘启提出相同的建议，景帝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晁错认为藩王中实力最强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高祖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论辈分比景帝大得多。刘濞封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铜山可以开采，还有海盐可以提炼，他自己铸钱，使得“吴钱通天下”。同时由于国家很富裕，百姓也不用交赋税，极大地笼络了人心，日益成为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
刘濞在历史上和景帝有很大的过节，刘启少年时与刘濞的儿子一起下棋，两人发生了争执，刘启将棋盘向这位吴国太子掷了过去，不巧正好击中吴太子的要害，吴太子不治身亡。刘濞听到此消息，非常伤心和气愤，吴太子遗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到达了顶点，说道：“天下的刘家是一家，既然死在长安，就应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呢。”于是又将遗体送回了长安。从此后，刘濞不再进京觐见，虽然这样做有违君臣之礼，但文帝知道真实情况后，没有怪罪于他，默许他不来京觐见。
晁错建议拿吴王先开刀，他对景帝说现在削去吴王的封地，刘濞一定会造反，不动手他迟早也会反，既然如此，早点动手效果更好，时间拖得越长隐患就会越大，景帝令公卿列侯和皇族讨论此事，其他人没有意见，只有外戚窦婴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景帝将此事暂时放到了一边。
景帝先对其他诸侯国采取了措施，先后借机削减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诸侯王们都知道背后出主意的是晁错，所以恨透了他。
晁错父亲听说这件事后，从外地赶到长安劝说自己的儿子收手，他对晁错说：“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意思是这都是人家刘家自己家里的事情，犯得着多管闲事而给自己带来祸患吗。晁错不这样看，他对自己父亲说，他这样做是为让天子的权威能够立起来，让大汉的江山社稷更加稳固。晁错父亲规劝无效，觉得大祸会很快降临到晁家，不久便自尽而亡。
父亲的死，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刘濞看到其他诸侯王纷纷遭到打压，感到阵阵寒意，他知道自己作为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一定是皇帝心头最大的隐患，灾祸迟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造反。
不过如果只是自己起兵，显得有些势单，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武，就派使者去说服胶西王联合造反，胶西王刘昂起初并不愿意，在使者不断劝说下，刘昂最终同意铤而走险。刘濞还联络楚王和其他几个诸侯国，可能是对于削藩的恐惧，几个诸侯国都同意参与造反。公元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去吴国两个郡的封地，刘濞认为景帝要对自己动手，于是正式起兵叛乱。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纷纷响应，历史上把这次叛乱称为“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