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发展模式转换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种依赖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却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困境，进而就带来了发展模式的转换压力。事实上，对外贸易在19世纪曾经被视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显然，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无力像先发国家那样利用海外市场；即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的少数国家和地区也依凭海外市场取得了成功，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动力还是国内需求。

（一）海外市场受阻与“中等收入陷阱”

为了认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就要集中挖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乃至中断的成因，而这又需要区分不同经济体，因为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首先，尽管在和平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可以自然地拓展海外市场，进而通过交换价值的积累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海外市场的规模拓展终究会受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种种限制。具体表现为：（1）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劳动力成本就会不断上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优势；（2）不仅整个国际市场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遭受产品倾销和市场挤压的国家也会采用各种措施来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曾经通过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政策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如西方各国因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而制约了世界总需求的扩大，发达国家逐渐将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就越来越难以借助出口的持续增加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获得极大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会陷入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一点，可以分别对实行两类战略的国家进行分析。一方面，就实施（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而言。它们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实行“举债增长”方式，从而产生了两大问题：（1）“进口替代”并没有能够有效开拓海外市场，这不仅无法获得专业化的国际分工经济，而且也缺乏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扩展的市场，从而必然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2）“举债式增长”还会因巨额的还款付息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7]为还债而高估本币则会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在国际金融巨鳄的推波助澜下就会转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就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这也会产生两大问题：（1）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不仅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而且也容易受到他国金融的或政治的要挟；（2）将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强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最终导致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降低甚至丧失。

其次，如果对小国来说，外需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引擎，那么，对大国来说，其功效就会大打折扣。根本上，大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是内需而非外需。一方面，就小国的情形而言：（1）因为地狭人少而市场容量不大，只有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才能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进而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2）因为经济总量比较小，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增量相对于全球市场规模而言也不大，从而也就不会对全球市场扩张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构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就大国的情形而言：（1）大国本身所拥有的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无须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2）依赖外需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将对全球市场扩展以及其他国家的需求空间构成极大压力，从而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抵制，这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西方国家各种反倾销制裁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就大国而言，无论是庞大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巨额剩余产品的积累问题还是闲置生产资源的利用问题，都无法主要乃至仅仅求诸外需的推动。

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一个国家越大，其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或内向性程度就越大。例如，英国在产业革命时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就远高于19世纪末的美国，因而英国的经济外向性程度要更高。（2）在人均收入相近的水平，一个国家越小，其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越高。例如，尽管德国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其中一半是对欧盟国家的内部贸易；相反，如果以欧盟为计算单位，欧盟对非欧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多。同样，尽管美国是一个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它仍是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当下的中国经济政策：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率在25％左右，而中国则接近50％；这就反映出了两点：（1）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含了“脆弱性”，（2）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外需转向内需还有很大潜力。

（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转向

上面两方面的分析表明，依赖外需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并不能持久，甚至会逐渐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迅速走上了保护主义；而且，可以想见，欧洲很快会追随美国的步伐，从而导致保护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越来越借助于海外市场的扩展来维持经济增长，进而，这就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带来了需求由外到内的转换问题。一般地，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且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调整或转换。

第一，提振内需，这涉及收入分配的重新调整等问题。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收入分配缩小有利于提升国内需求；（2）收入分配缩小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来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因收入差距拉大而无法有效地实现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例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达0.45左右，到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同时，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则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实现了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例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8]

第二，维持市场竞争能力，这有赖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由于收入差距较小会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因而就需要通过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2）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意味着低工资成本的优势逐步丧失，出口竞争力减弱，因而就需要提升自主创新以在高端市场与高收入国家展开竞争。事实上，日本、韩国等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相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进入中高端市场，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三，需要指出，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措施就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这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提升问题。甚至在两百年前，李斯特就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和交换价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精神资本的蓄积。李斯特说：“创造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9]事实上，向别国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要合算一些，但其后果将导致生产力处于从属的地位；相反，生产力的提高不但可以使已有的财富获得保障，还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主要并不是决定于它所积蓄的财富（即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可见，随着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个国家就需要实行经济发展增长的转变，需要转到提高本国生产力的方向上来，这就是库兹涅茨增长方式。库兹涅茨认为，以资本积累或其他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边际收益递减问题，而技术进步则有助于克服这一问题；而且，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依赖技术的持续改进而不是资本积累。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注重的资本积累式经济增长主要适用于工业化初期，而库兹涅茨增长更适合于经济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尤其是，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要摆脱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更应该将其经济政策落脚在如何促进本国生产力的提升上，否则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都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