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济增长政策的“现代性”审视
从古典经济学到奥地利学派的众多学者都高度重视资本积累，都积极推动储蓄和节俭，并由此发展出了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地，新增储蓄将会导致投资增加，这对生产带来两大效应：（1）资本广化（capital widening），这使得原先被闲置的劳动等生产要素得到更充分使用，进而将会带来规模经济而优化资源配置；（2）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这使得人均资本使用量增加，进而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无论是资本广化还是资本深化都会促进劳动分工和产业链延伸，进而也会促生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进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塞斯等人甚至认为，储蓄和投资水平甚至比技术和知识还重要得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但是，随着边际效用学派从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经济学家都反对储蓄和鼓吹消费支出，并由此发展了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
尤其是，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将储蓄和消费进而与收入对立起来而发展了一种反储蓄观，这种观点被萨缪尔森等人纳入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总和需求理论而成为流行学说。萨缪尔森运用IS图形分析表明，节俭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是一种美德，而在存在就业补助的社会中，储蓄将引发投资下降，进而降低国民收入。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流行的节俭悖论呢？史库森指出：“节俭悖论实际上是一种有谬误的学说，其基础是新古典理论家提出的一种过分简化的经济体总和结构模型。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犯了这一致命错误的不只是凯恩斯主义者。就我所知，货币主义者从来没有尝试过直接解决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他们对悖论的反对意见是基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该假设旨在说明经济体几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因此，通过违反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情况，节俭悖论就被解决了。”[69]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以现代经济学中流行的俭悖论为基础，现代经济学推出了一系列非常短视的宏观经济政策，这里就此作一审视。
（一）国民收入中不同性质的两类支出何以加总
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系列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型和理论，不仅积极发展出刺激消费的各种现代工具，并且积极鼓励和发展了以奢侈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甚至赋予这种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以现代性，似乎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这就带来了问题，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消费支出意味着物品的消失，而投资支出则可以创造出新的物品，可以促进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进而促进分工半径的伸长和生产迂回度的延伸。这意味着，即使在由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总而得出相同国民收入的两个国家，仅仅因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比例和结构不同，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速度也将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又怎可将两者混为一谈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没有区分这些不同活动的性质，没有辨析它们与宏观加总概念的内在关系，因而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总量分析提出猛烈的批判。鲍尔丁也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建立有关总生产、总消费以及总积累的宏观模型，而是要搞清楚这些总值包括什么产品，要理清经济或国民收入的“组成”或“结构”。[70]
同时，在个人消费支出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由政府的投资支出来弥补个人消费支出的不足，这似乎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投资支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根本性作用。但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古典主义意义上的投资支出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支出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根本上依赖于剩余产品，而这又建立在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从而反对奢侈消费；相反，凯恩斯经济学的投资支出则主要依赖于征税和国债，而这又依赖于信用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着眼供给结构和劳动配置，意在促进劳动分工和提高生产率；相反，凯恩斯经济学的投资支出则着眼总体需求，意在解决经济萧条下的消费不足。相应地，两类投资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凯恩斯经济学只是缓和经济萧条而最终却引发了滞胀危机。显然，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现代经济政策。有鉴于此，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视角，我们就可以对基于消费和扩大内需角度引领经济增长的现代政策作一审视，这包括金融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第三产业和旅游市场的开拓等，进而也有助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作深层的反思。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金融以及相应支付工具创新层出不穷。例如，在支付方式上有网络银行直接支付方式、第三方辅助支付方式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在支付工具上有电子信用卡网络支付、数字现金支付、智能卡支付、网银支付、电子支票网络支付以及电子汇票系统支付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网络支付包括微信红包、微信转账、QQ红包、支付宝、百度钱包等。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呢？就社会大众而言，往往普遍会持赞赏和推崇的态度，因为这些新型支付工具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商业交易带来了很大的便捷，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还必须更深层次地审视它对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金融的发展要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的，金融安排需要内生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从而避免金融的异化。由此来审视这些新型金融工具：很多金融工具往往都与奢侈性消费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进而刺激低层次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同时，却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储蓄和资本积累，进而很可能会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
（二）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不断升级的信用体系
随着工资成本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流动，依靠海外市场的经济发展途径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从而就需要实现需求从海外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转变。问题是，不断管制放松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进而也就必然会造成消费倾向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会造成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脱节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如何避免需求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呢？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拉动理论的指引下，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开发金融衍生品，积极建立和发展信用体系：一方面，信用体系使家庭储蓄不足的个人可以进行透支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另一方面，信用体系使财政收入不足的政府可以进行举债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生产与个人消费之间的缺口。正是由于有了信用体系，缺乏现金的消费者和财税不足的政府都可以超前消费。问题是，（1）尽管信用体系平缓了收入流，但它的现实发展已经大大变质了，成为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润滑剂，使得人们有可能完全消费一生所创造的东西；（2）即使人们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时期花光了所有获得的收入，棘轮效应的存在也使得他们在经济衰退时仍然无法减少消费，而是会借债消费。这样，信用体系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往往会鼓励人们超额消费，从而导致储蓄率的降低。一般地，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越发达，这个国家的储蓄率也就越低。这可以从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八国集团（G8）国家中得到鲜明体现：在信用体系方面，美国最为发达，随后是英国，其他欧洲大陆大型经济体——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略微落后，再往后是日本和俄罗斯；相应地，在储蓄率方面，美国和英国排在底部，日本和俄罗斯则位于顶端。[71]
同时，信用体系引发的超前消费甚至还会使得现世人逐渐消费乃至花光前人所积累的财富，瓦解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必然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内缩。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信用的最高限度，和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就业，也就是和不顾消费限界、极度把产业资本的生产能力拉近的现象实际上是一回事。消费限界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进行而扩大；一方面它会增加劳动者和资本家方面的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和市场消费的紧张进行，又本来就是一件事。”[72]同时，信用体系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发展的动荡，就像当前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情形一样。究其原因有二：（1）“透支消费”毕竟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并不能解决整体性的有效消费不足问题，从而可以推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只是把当下不断潜伏的小危机累积起来而延迟到未来总爆发；（2）依靠国债发行和赤字的政府支出毕竟是要还的，它并不能解决长期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也只能推迟而不能解决总社会需求不足问题，并由此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很大程度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就直接导源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即使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所依靠的是外源借债，这些借债毕竟还是要还的；显然，如果借债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不足以补偿利息，就会陷入债务危机，更不要说投资—储蓄缺口的扩大还会带来通货膨胀，这方面拉美诸国也都给出了惨痛的教训。不幸的是，人们往往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会认识到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意义：储蓄的增加和资本积累是增加新工厂和设备投资的基础，也是劳动分工拓展和迂回生产延伸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及社会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
（三）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畸形发展的第三产业
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从投资推动转向需求拉动，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是无差异的，从而就不再区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而是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和而构成整个国民收入；同时，它也不再区分不同产品的性质差异，而是依据市场需求状况来评估产品的价值，将盈利最大的产品视为最有价值。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主张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市场供求来生产产品，而市场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效益）而非社会福利（效用），从而就导致了奢侈品的大量生产和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究其原因，奢侈品和低层次服务都是富人们所需求的，而富人强大的购买力支撑了这些产品的高需求，相应地，收入差距的拉大就推动了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变迁。同时，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开始将这种现象视为合理，不仅卖力地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还将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等同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受此影响，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积极推动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从而导致低层次的第三产业获得了畸形繁荣，却被美其名曰“产业结构优化”。然而，按照古典经济学观点，剩余产品没有消费掉而用于储蓄并且可以积累的劳动产品（物化劳动），它只有用于改进生产技术、投入社会再生产才能深化劳动分工和延长生产迂回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才能产生更多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当然，剩余产品可以以物质形式进行积累，这表现为物品、设备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以非物质形式积累，这表现为技术、制度等社会资本。由此，我们需要对以劳动交换和劳动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作更深层次的具体剖析：第三产业中的部分劳务有助于非物质形式的剩余产品的积累，如教育就有助于技术创造，所获得的知识也可以储存和传承，从而也就是生产性的；但是，更多的奢侈性服务劳动并没有增加消费者的生产能力，也无法储蓄和积累，从而是非生产性的。事实上，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劳动服务具有更强的消耗性，那些以满足奢侈性享乐为目的而以直接体力劳动提供服务的低层次第三产业是纯粹消耗性的；因此，这种第三产业并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是剩余产品投入的严重扭曲，实质上也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往往要远远低于工业制造业，因而第三产业的过高比例显然会影响整体生产力水平，进而也必然降低国际竞争能力，它的危害在经济危机时期就会得到充分显露；更为甚者，第三产业的偏盛还会进一步导致国内产业日益空心化，进而构成经济危机的经济结构基础，这在西方社会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第三产业的偏盛，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就日益空心化，这是西方社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经济结构基础。同时，在整个西方世界，之所以只有德国最终经受得住经济危机的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直注重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譬如，2010年，德国的制造业雇用了22％的劳动者，对GDP的贡献是2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美国只有不到11％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只有13％。相应地，德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要比美国高出66％。[73]同样，目前经济发展平稳的瑞士、瑞典、芬兰和新加坡等也都是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如长期被误以为依靠银行和旅游致富的瑞士，实际上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制品等方面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远高于服务业，如果不紧紧抓住制造业的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必然下降，进而导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为此，张夏准就强调：“除了极少地方之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可以通过依靠服务业发展能够让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更不要说更高的生活水平了），未来也没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74]
（四）大力发展旅游市场能否提振时下低迷经济
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政府开始转向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不仅将发展旅游业摆在深化服务业的首位，把旅游业打造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而且，发展旅游业还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生力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舞台，乃至掀起了大众旅游时代。初步统计，全国有30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加以优先发展，并出台了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如带薪休假制度、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制度等。那么，通过旅游消费能够提振时下的低迷经济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1）旅游消费只是国民财富从一个人（家庭）的口袋转到另一个人（家庭）的口袋，而社会总财富并没有增加。当然，GDP数字也会有相应增加，但这对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财富是没有影响的。同时，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凭借旅游开发而获得了经济的起飞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吸引的主要是境外游客，从而导致境外资本和财富的大量流入。（2）相应地，如果旅游消费主要在国内，那么，资金或财富总算还是留在国内，尽管它们没有用于生产领域；但是，如果目前的政策是刺激出境旅游的快速增加，这就会进一步减少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更严重地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显然，由于国内旅游市场的混乱，导致中国出境游客和境外消费出现井喷式增长，乃至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国。有鉴于此，各级政府致力于旅游业的供给侧改革，试图通过引入“互联网+”方式来促进旅游硬件设施建设，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以促进境外旅游消费回流，这些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尽管迄今的实际成效似乎依然不尽如人意。
当然，上述的分析也会遇到一些学人的质疑，这里也作一解释。（1）当资金从一个个旅游消费者转移并集中到少数的旅游产品供给者手中时，就会被旅游产品供给者直接或间接投入于（制造业）生产领域，从而有助于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资金要被旅游产品供给者转而投资于生产领域。试问，这类资金占多大比例呢？绝大多数旅游花费不是被用于相关领域的劳务开支，就是被用于进一步扩大旅游业或衍生服务业的投资，甚至还会将其他生产领域的资金也吸引到旅游或衍生服务领域。（2）旅游开发有助于一些地区充分发挥其资源（历史、地理或人文）优势，有助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更为均衡，也有助于边远地区人口就业和脱贫。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开发对一些地区是重要的，但不能成为全国很多地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否则只会陷入囚徒困境。（3）旅游业的能耗率可能比工业、汽车业、房地产业、家电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都低，并且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从而是一个清洁产业。但是，我们要知道，旅游业和其他制造业的性质不同，后者会进一步制造出更多的财富；更不要说，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旅游业也会大量破坏自然环境和历史资源。（4）旅游消费有助于人们放松身心、愉悦精神、康复身体、拓展视野，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进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也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逐渐加快旅游业市场的建设是必要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要明白，旅游消费的增加对社会的意义主要在于，可以促进人们生活品质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却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可以提高代表经济发展活力的GDP数字，却不能促进社会国力的根本性提高；尤其是，旅游消费本身属于一种奢侈性消费支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还面临着物质经济增长压力的国度，显然不应该耗费大量的稀缺性资本。
（五）全面审视奢侈性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不可否认，一些服务、旅游等“奢侈性”消费在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会提高人的生产能力。譬如，接受专业人士的按摩和推拿，体力和生产技能都可以得到快速恢复；再如，旅游可以使人心旷神怡而提高精神活力，阅读和报告会可以拓展听讲者的视野而提升思维能力；同样，大部分的教育培训服务更是如此，它甚至可以直接提高个人的生产和管理能力；等等。但是，更多的奢侈性消费不仅不会提升人的生产能力，反而会降低人的生产能力。譬如，沉迷于赌博、吸毒、花癫和其他众多上瘾消费的人尽管在短期内会因处于亢奋状态而获得某种愉悦的满足，但在长期上，上瘾者往往会变得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而降低了生产能力，甚至也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幸福或快乐。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对不同的（奢侈性）消费进行性质上的区分，这又需要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事实上，约翰·穆勒就根据能否维持生产性劳动或提升生产技能而将消费划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穆勒写道：“只有用于保持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消费，才是生产性消费。”[75]同样，西尼尔也指出，生产消费指能增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消费，非生产消费则不能增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如花边、刺绣品、珠宝、烟草、啤酒等。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并不一定是合理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细化和精确，但是，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层面对稀缺性的社会劳动或其他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完全从个人的主观效用出发抹杀了不同消费和资源的不同投入在性质上的差异，乃至将吸毒、性交、阅读、医疗等都同等视之，从而也就失去了社会政策的方向。
最后，奢侈性消费引发的消费攀比效应在某种意义也会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由此提升社会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它的作用呢？这里从两方面作一分析。（1）就人们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而言。如果人们在节俭的生活中照样可以获得幸福感，为何要片面地追求消费的扩大支出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呢？要知道，经济增长以及消费支出本身只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和增进生活幸福的一个手段和途径，而不是根本目的。不可否认，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费是经济福利进而是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基础。但是，当人们感受到物质消费不足已经限制其福利水平和幸福感时，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同时，基于这种动机所萌生出的消费支出才构成人们的真实消费需求，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才是坚实的。（2）就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经济增长而言。如果将社会剩余产品或资本投放在其他方面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为何又要片面地强调奢侈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要知道，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往往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深化社会分工，社会必需品的生产规模扩大也会带来规模经济，并且将会提高更多人的福利水平。不可否认，奢侈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刺激技术的革新和产品的创新。但是，片面鼓吹和推崇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只会扭曲社会需求和生产结构，反而瓦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可见，重新回顾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拉动增长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现代性”问题。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消费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乃至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奢侈性消费以及相应的第三产业视为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但实际上，这只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需求严重失调的结果，并会严重瓦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一般地，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会产生两极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穷人的购买力日趋低下，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不愿生产那些社会大众有需求却收益不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富人的消费力日趋增强，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就热衷生产富人有巨大需求的奢侈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国内无法完全生产出满足富人需求的高端产品和奢侈产品，这又产生这样两大结果：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劳动被投入在低层次服务行业中，从而为一小撮富人提供直接性的劳动服务；另一方面，大量的剩余产品被富人用于购买海外的奢侈品甚至是昂贵的海外劳动服务，从而导致国内生产投资资金的不足。显然，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涉及收入分配、价值观念、产品结构、技术水平、教育结构等各方面，也就是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